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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詞創作只有融入時代,才能大有可為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宋彩霞  2019年03月26日19:45

    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講話中有許多新穎的提法,如“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提出“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精神為靈魂”;文藝工作者應當“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這是期待,也是使命。要求我們寫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

    我們在日常的詩詞創作實踐中,應該處理好:為誰而寫?寫什么?怎么寫?筆者以為:詩詞創作只有融入時代,才能大有可為。因此,詩詞創作應該把“小我”和“大我”緊密結合重疊在一起。寫什么重要,怎么寫也重要;前者是關乎膽識和趣味,后者關乎聰明和技巧。創作畢竟需要技藝,也需要反映當下,而最終都要落實到文字上。

    格調要向美、向上、向善。美是文學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美是真理。美的核心是向上向善。艾倫·坡曾說:“詩的真正要素——美。”現在詩壇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傾向,是對真善美的缺失。有的詩人一味追求所謂“新潮”和“前衛”;還有一些校園青年詩人,一味擬古。詩詞運筆干巴巴、冷冰冰,沒有詩魂,可以說是“魂不附體”。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說:“某些藝術品,雖然從鑒賞力的角度來看,是無可指責的,然而卻沒有靈魂。一首詩,可以寫的十分漂亮而又優雅,但卻沒有靈魂。”還出現了一些所謂“唯美”的傾向,很多作者只寫無題之句,陷于一種自我陶醉的小我寫作氛圍。那樣的作品價值是有限的。詩詞創作如何介入現實,融入當下,如何走進大眾,是常談常新的話題。

    列夫·托爾斯泰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對讀者來說最為重要、最為珍貴、最有說服力的東西,便是作者自己對生活所取的態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寫這一態度的地方。”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寫作就是為這個時代的。批判丑惡,張揚美好,是我們的使命。歷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詩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傳后世的偉大詩篇,都不是為統治者歌舞升平、為豪門描繪盛宴之作,而恰恰是與底層人民息息相關的。這絕非偶然。底層總是與苦難相伴,而苦難則往往孕育出動人的詩篇。偉大的詩人都有一種苦難意識,這里不單有對社會生活的苦難體驗,更有詩人在精神上去主動承受苦難的一種人生態度。作為一名兩棲詩人,除了保持自我意識之外,要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關注弱勢群體的寫作不應只是一種生存的吁求,它首先還應該是詩。也就是說,它應遵循詩的美學原則,用詩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說世界。偉大的詩歌植根于博大的愛和強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淚水不等于詩。詩人要將這種對底層的深切關懷,在心中潛沉、發酵,調動一切藝術手段,用美的規律去造型,達到美與善的高度諧調與統一,也許這才是關注弱勢群體的詩人所面臨的遠為艱巨得多的任務。

    而詩詞作為人類生命活動的象征形式,追求的是向美向上向善,是力圖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種精神突圍。偉大的詩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觀滄海》,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唱,就是因為它們傳達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種對時間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嘆,那種超然曠達、淡泊寧靜的人生態度,成為詩學的最高境界。

    語言上要切題、切意、切事。我們常說“見識”這個詞。詩詞創作境界的大與小、高與低,就取決于這個“識”。正因為這個“識”,大家就會關注這個時代,力求把握這個社會,進行各自特立的思考。反映現實的作品,離人民最近,最受人民歡迎。人們對發生在自己身邊和周邊的事情,往往看得最清,感受最深刻,對自己經歷的故事、痛苦和喜悅,最容易感同身受。反映他們奮斗精神的作品,最容易打動人心、最容易產生共鳴。要寫悲愴后面的希望、苦難中的光明,這樣才能“接地氣”。不管你是什么風格,首先你表現出來的那種志趣,要能感動別人,也能打動自己。

    沒有現代意識的詩詞作品是難以立足的,是不會被社會認可的。比如寒冷感,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但詩詞創作就要寫所有人的寒冷感。當你個人命運與這個時代命運在某個節點上契合了,你這個節點的個人命運就成時代的了。中華詩詞是語言的藝術。日常生活的“口語體”替代了優美典雅的“書面語”,包括方言、俗語、行話、廣告用語、網絡語等普通口語,強化和擴大語言魅力以便精確的表達、剖析和闡釋內心世界和生活細節。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汗滴眼前霜,肩挑天路窄。一方手帕長,擦痛滄桑額。”(《挑夫》)“汗滴眼前霜”以雪襯汗,益能凸顯挑夫之辛勞。“肩挑天路窄”則可以想見挑夫一步步向上之艱辛,愈往高處則路愈窄,舉步之艱五字寫盡!轉合處最見新創,“一方手帕長,擦痛滄桑額”寄慨遙深,一個“痛”字隱含無窮意蘊,手帕擦痛者何止挑夫之額?擦痛者乃人世悲憫之心也!“一介愚夫的“兩歲孫娃頭戴盔,揮槍直把老翁追。佯裝中彈朝天仰,一日犧牲好幾回。”(《祖孫樂》)周學鋒的:“春雷起自嶺南東,卷地東風華夏同。縱有瓊樓聳天立,蓮山仍是最高峰。”(《蓮花山謁鄧公銅像》)小詩寫大事,作品構思巧妙,一二句起承做鋪墊,設置前提。忽而奇峰突起,讓人聯想偉人業績,精神立見萬丈。這幾首詩只寫眼前的一個生活場景,用語切題、切意、切事。

    題材上要寫平凡人、身邊事、眼前情。平凡人、身邊事和日常生活瑣事與具體細節作為對象和創作領域,以一個普通人世俗化的情感,表達個人的生活體驗,如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歷史記憶、風土人情、生命感悟、偶發事件等具體生活細節,作為創作的基本題旨。心懷悲憫,肩扛道義,這樣你寫出來的詩詞就與大眾不隔心。有溫度的詩詞,一定要扎根在土地上,用理想主義的光芒照亮現實。平凡的人們身上有著可貴的品格,有艱難中的奮起、面對挫折時的樂觀、在壓力面前的錚錚鐵骨。將這些故事挖掘出來,寫得飽滿、寫得感人、寫得契合人心。讓自己的作品成為人生信仰的燈塔、心靈上升的通道。東坡所強調的“詩外尚有事在”,就是“直面人生”。據此,詩詞創作應該拋棄快餐式、小情小調、輕淺、凄凄慘慘戚戚式寫作,我們初中都學過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話“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悲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作為一個詩人,不能整天陶醉在自我欣賞或模仿古人的狀態中,總要接觸和反映現實人生。使詩詞這一形式真正能被大眾接受和喜愛,熟中求異,舊中求新。農民詩人孫守華的:“休輕小小一村官,賣地賣河還賣山。不是清風來得急,焉知不敢賣蒼天。”(《賣天》)他的書寫接著生活的地氣與韻腳,是以最真實的情感,觀察社會,因而筆鋒犀利,讓人深刻。我們現在讀李煜的詞,體會到亡國的心結,讀李商隱的詩,體會到愛情的心結,雖然我們不知道愛的結局是樂還是悲,但詩觸動了我們的神經。每一位詩人,因為所處環境不同、經歷不同會有不同的人生經驗,但這些具體瑣屑的人生經驗永遠滿足不了詩人理想與情感的饑渴,他渴望超越。靈性書寫,就是詩人實現精神超越的一種途徑。廖國華的:“作別坂田道,萬里趁云槎。男兒年近而立,去國莫須嗟。已負如山重任,未懈拿云壯志,銜命赴天涯。況有親人囑,句句記無差。銀灘外,彩虹下,興猶賒。從此情牽一路,著手種千花。不負蕓窗苦讀,耐得他鄉寂寞,自可見風華。東望曦光里,那有國和家。”(《水調歌頭·戊戌春長孫炎兒由公司外派駐南非填此壯行》)在這首詞里,作者沒有按習慣去校正思維,而是讓心靈直接去感受,從感受出發,聽從心靈的指引,這是詩詞的起點,也是詩與非詩的分野。兒孫外派,以此壯行,勉勵“著手種千花”之外,還希望他時時回望國和家,意味深長。

    對人民要愛的真誠、愛得徹底。

    我一直認為,杜甫式寫作才是詩詞的正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甫在這首詩里描寫了他本身的痛苦。但當讀者讀完最后一節的時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單純地描寫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過描寫他本身的痛苦來表現“天下寒士”的痛苦,來表現社會的苦難、時代的苦難。我們看老杜的詩:“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他先講自己,想起自己年少的時候,然后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老杜的詩中,不論是《北征》也好,《詠懷五百字》也好,都充分反應出他直面人生,關心人間事,關心老百姓的一種大事情,大心懷。我覺得這是最可寶貴的。杜甫這種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變革黑暗現實的崇高理想,千百年來一直激動讀者的心靈。每位詩人都渴望寫出偉大的詩篇。但是什么樣的詩篇才稱得上是偉大,艾略特的說法很能給我們以啟發。在我看來,能夠寫出偉大詩篇的詩人,不僅僅是掌握了詩詞技能、技法的詩人,而且應該是有自由的心靈,有高潔的品格,有博大的愛情,有大胸懷、大視野、大承擔的詩人。他的靈魂中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靈的境界飛馳,一個層面是向下的,要執著地固守著大地,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詩中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概括起來,那便是仰望天空與扎根大地的統一。仰望天空體現了詩人對現實的超越,但這不等于詩人對現實的漠視與脫離。人生需要天空,更離不開大地。海德格爾說:“作詩并不飛越和超出大地,以便離棄大地,懸浮于大地之上。毋寧說,作詩首先把人帶向大地,使人歸屬于大地,從而使人進入棲居之中。”因此,終極關懷脫離不開現實關懷。能夠仰望天空的詩人,必然也會扎根大地,重視日常經驗寫作。把詩從飄浮的空中拉回來,在平凡瑣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這更需要詩人有獨特的眼光,要以宏闊的、遠大的整體視點觀察現實的生存環境,要在靈與肉、心與物、主觀與客觀的沖突中,揭示現代社會的群體意識和個人心態,讓日常經驗經過詩人的處理發出詩的光澤,關注弱勢群體的詩詞寫作,這不僅牽涉到詩人的倫理取向,而且關系到詩詞的內在質素。我們可以把詩的情感對著群眾,用詩筆去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在當今詩壇,不少詩人在反映生活、反映時代方面,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創造出了大量的精品力作。

    張景芳的“我痛癱妻久臥床,臨街花店覓芬芳。歸來裝點情人節,一捧初心對夕陽”(《陪妻》)李榮聰的:“新年剛過又離村,臨別低頭脈脈親。待到明晨兒醒后,爹媽已是外鄉人。”(《打工》)外出打工者最艱難的,是割別親人、離開故鄉時刻。作者捕捉了最為典型的幾個細節來表現,句句催人淚下。讓人窺見了農民工生活的艱辛,并從側面反映了目前農村方方面面的社會問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待到明晨離別后,爹娘已是外鄉人。”尋常口語,刻畫離情,語言平淡感人。作為一個詩人,不能整天陶醉在自我欣賞或模仿古人的狀態中,總要接觸到現實人生中的東西,這種東西寫出來,就能從自我封閉中走出來,同老百姓坐在一條板凳上。

    今天,我們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肩負著人民的信賴,去完成寫什么、怎么寫的課題,其實就是以一顆初心去繼承優秀傳統。詩應不朽。詩人的詩作必須能夠跟隨時間廣泛流傳,就像屈原、李白、杜甫的詩一樣歷千年而不衰。可以說只有為眾多人喜愛的作品,才能成為流傳經世的作品,流傳經世是由人民來流傳。詩是人民的心聲,詩是時代的號角。讓我們創作出無悔于時代、無愧于歷史的精品杰作。

     

    宋彩霞:筆名曉雨,兩棲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中華詩詞》副主編。山東詩詞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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