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詩詞復興是文化復興的應有之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可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文化自信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那么，我們的文化自信狀況如何？

(一)橫向看，我們的文化還不夠強大，與13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不相稱。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對外開放日益擴大、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快速發展，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我們現有的文化在與他者尤其是同發達國家的文化對話中，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并不占優勢，甚至往往落于下風。主要表現在：

中國文化服務出口表現疲弱，從總量上來看，中國文化貿易總量不大，從結構上來看，在服務和價值輸出方面乏善可陳，文化附加值低。（魏鵬舉等：中國文化貿易的結構、問題與建議《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我國文化商品和服務引進多而輸出少，雖然是文化大國，但也是文化弱國。中國在高附加值、潛在的核心文化服務上貿易逆差問題比較突出，文化貿易在世界文化市場占有的比例小。中國少有品牌文化產品和服務能夠在世界主流文化市場上立足。中國既沒有美國式大片如《老友記》《越獄》等，也沒有能夠引領亞洲的“韓流”，同樣缺少日本的動漫與游戲文化底蘊，與中國5000年燦爛的文化不相匹配。（祁傳效：《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現狀及對策》《財經》2018年04期）

作為文化載體最熱門的影視傳播，從體育節目的收視率來看，我們發現最熱門的體育節目是足球五大聯賽、是美國NBA、網球賽；文藝節目是美國電影大片、奧斯卡大片；科教片也是BBC等紀錄片雄踞榜首。據有關統計，中外文化產品的進出口逆差至少是10∶1，國產電視劇難以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美、日、英、德、法五國音像業實際地壟斷了全球音像制品市場，即使在國內收視排行榜上，哈利波特、韓劇都遠都比國產劇火。

當今，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點和支柱產業，有高科技支持，以視聽出版、影視傳媒、演藝娛樂和旅游、網絡、體育、會展服務為基礎產品的文化產業，已占其GDP的2/3到3/4。中國有5000年悠久燦爛的文化，但這一厚重的文化積淀大多仍停留在博物館、研究室里，成為沉默的擺設，缺乏商業運作能力。

國產電視劇難以走出去，除了制作上普遍粗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產電視劇過于自我，自以為是，缺乏全球化視野。我國作為一個文化資源豐富的國家，隨著經濟的崛起卻沒有帶來與文化大國形象相應的文化復興。自身相當優秀的《花木蘭》《三國志》等文化內容卻被美日等國投資拍攝成電影，并在中國賺取巨大收入，這種現象值得我們反思。所以目前談文化自信，我們的底氣似乎還不是很足。

因此，要想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文化合作和競爭，就必須有高質量的文化產品，這樣才能把更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優秀文化產品推向世界。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繁榮中華文化之路，就在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作為中華文化基因的精粹部分優秀的傳統詩詞，理所當然是繼承、弘揚、復興的重要內容。

（二）縱向看，我們是文明古國、詩的國度，但對詩詞傳統的繼承、發揚和創新工作還遠遠不夠。

僅僅就詩詞創作來看，雖然30多年來，詩詞創作數量和從事寫作詩詞的人有了極大的發展，據稱詩人已達300萬人，已開始從復蘇走向復興。但是還是有不少問題，主要是詩詞處于邊緣地位的狀況并未從根本上改觀，復興僅僅是開始起步。

一是社會上詩詞氛圍不濃，甚至談不上詩詞氛圍，民眾傳統文化素養、詩詞素養差。詩詞圈內似乎很熱鬧，圈外人（幾年以前我也是）對當前詩詞狀況知之甚少，漠不關心。這幾年雖然經過中國詩詞大會等活動，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詩詞熱，但老實說，這股熱潮對當今這個浮躁的社會觸動不大，沒什么影響，詩詞走向民間的活動效果也不明顯。如果說不識字叫文盲、不懂法稱法盲，不懂平仄可以叫做“詩盲”（為區別新詩或稱為“格律詩盲”）的話，如今可說“詩盲”太多，并且人們并不認為這是傳統文化修養不足。即使在知識分子當中，即使在堂堂的央視詩詞大會的煌煌講堂之上、高談闊論之中，這種人也不少見。詩詞大會上的例子不說了，還有另外幾個簡單的例子：

2016年著名的歌詞作者閻肅去世，八寶山的追悼會出現的對聯是：

文壇泰斗，滿腹經綸，巨筆生花，花鮮秀中華；

時代楷模，一腔赤誠，大德流芳，芳馨沁人間。

平仄不對，不知道哪是上聯哪是下聯。

2007年，北京大學為歡迎國民黨主席連戰的演講，撰寫了這樣一副對聯：

臺北思故土，浦江察民情，京華敘和平，兩岸三城大家一家；

湘南拜先人，金陵謁國父，長安祭始祖，千山萬水心通百通。

無獨有偶，同年清華大學為歡迎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撰寫了這樣一副對聯：

求和平，興中華，自強不息；

增互信，促統一，厚德載物。

如此重要場合，如此重要人物，出現的對聯（屬于詩詞知識）尚且如此，可見知識分子的詩詞素養了。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如今年2月13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發的某位名人的對聯書法（春日祥和幸福年，彩燈高照平安門），如今年央視春晚相聲中引導觀眾的聯律錯誤。

二是在媒體傳播中，詩詞地位不突出，甚至沒有地位。近年來央視和少數省級電視臺的有少量的詩詞節目，但是報紙文學副刊還是沒有把詩詞當回事。主流報紙刊登詩詞的極少，少數報紙只偶爾在傳統節日稍有點綴，意思意思一下。就連中國第一報紙《人民日報》的副刊也基本不發詩詞。《人民日報》每天都有副刊，其《大地》文學副刊是名牌欄目，現在每周3—4期，另外還有讀書，文藝評論、藝壇、美術、讀書等副刊。我翻閱了了今年1—2月的《人民日報》，沒有發現一首格律詩詞。《光明日報》也大體如此。本人所在單位是省委機關報，副刊在傳統節日還發表一些詩詞，本單位一份都市類報紙的文學副刊即使節日，也不刊發詩詞，我同該副刊主編探討過，副刊主編稱以前發過詩詞，因有讀者來信指出平仄問題，為了少麻煩，就干脆不發了。有的報紙即使有限地刊登一點詩詞，由于把關人詩詞水平不高甚至完全外行，要么像上述那位主編干脆拒之門外，要么導致刊發作品內容低劣，甚至出現錯誤的導向，如前面提到的對聯問題。

當今是信息化的社會，傳媒化的社會，由于媒介傳播信息的無孔不入，人們幾乎從搖籃到墳墓都被裹脅在種種信息中。電視、網絡、報紙等媒介不同程度地取代了書本、教師、課堂。人們在這里獲取知識、認識社會和了解人生，進一步形成自己觀念，最終成長為社會人。正如著名傳播學家丹尼斯·麥奎爾所說的：“受眾既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媒介及其內容的產物。”電視、報紙等傳媒對詩詞的輕視和誤讀，對于傳承詩詞是個重大損失。

三是在當代文學的殿堂里，詩詞基本沒有地位，（作為當代主要文學體裁之一的詩歌一直不包括詩詞），有時候邊緣徘徊，多數情況下可能連邊緣地位都沒有。既沒有官方詩詞組織（中華詩詞學會沒有正式編制，各省市詩詞學會除了一二家外，絕大多數沒有正式編制），也沒有日常預算。全國有公開刊號的詩詞刊物屈指可數，絕大多數省級詩詞刊物沒有刊號，雜志的編輯出版發行沒有可靠的經費保證。在各地文聯、作協主辦的文學刊物上，沒有詩詞的地位（比如湖北省作協辦的《長江文藝》、武漢市作協辦的《芳草》，都有詩歌欄目，但都不發表詩詞）。（像《詩刊》這樣有詩詞欄目，有專門的詩詞增刊的，可能絕無僅有）。而中國的國情，如果不是官方機構，沒有納入政府組織的活動，是很難搞好的。

四是近年來出現的詩詞熱流于表象，停留于初級階段。主要表現為古典詩詞的閱讀記憶量，而對詩詞的藝術規律涉及很少。即使在央視詩詞大會這個最火的節目中，賽的也是選手的詩詞記憶量。幾位教授嘉賓的表達能力很好，可是他們對詩詞的閱讀鑒賞，沒有涉及詩詞的創作規律；他們評說詩詞美，也只是思想內容，表達的情感，營造的意境。至于詩詞的創作的基本要求、規范、格律，則基本沒有涉及，因為他們自己就不從事詩詞創作或創作基本沒有入門（例如某兩位教授創作的詩詞出現硬傷）。假如這幾位導師懂得詩詞創作，在點評欣賞傳統詩詞的過程中，順理成章地講一下詩詞為什么朗朗上口、抑揚頓挫，就因為它的音韻美，因為它有平仄相對、相錯、相黏等等規律，就是理想的詩詞傳承了。我們當然不能苛求于那幾位教授不善于創作詩詞，人無完人，他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然而，假如能夠找到精通詩詞的教授來講，豈不是錦上添花。例如北大錢志熙、中山大學張海鷗、中國地大褚寶增等教授。如果他們（都是名師）到詩詞大會上作點評，當能別開生面，更有助于普及詩詞知識，有助于詩詞復興。傳承詩詞當然要從閱讀開始，但是僅僅是閱讀記憶還不足以擔負起復興詩詞的重任，必須在此基礎上前進一步，才能完成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復興詩詞的歷史使命。

由此可見，在文化自信亟待加強提升的當下，詩詞的傳承與發展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正是基于這種清醒的判斷，所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二、詩詞復興重點在哪里

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傳統、固有的根本。要增強本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就必須具有民族特色，就必須回到我們的文化根本，文化的源頭。我們詩詞的根在哪里？在唐詩宋詞，在詩經楚辭。因此我們要回到唐詩宋詞，回到詩經楚辭，回到魏晉風骨、回到先秦諸子，回到孔孟老莊。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這也是復興的本來之義。《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也明確指出了增強文化自信的方向：“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內涵，進一步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

就詩詞而言，我們需要深入挖掘哪些“優秀傳統文化價值內涵”呢，也就是說，詩詞復興什么？我以為有兩個重點，一是傳統詩學理論，一是詩詞人文精神。

（一）傳統學理論，主要是孔子總結出并得到后世公認的“興觀群怨”理論。

興觀群怨，來自孔子對詩學理論的高度概括，也是對詩的美學作用和社會教育作用的深刻認識，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源頭。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說明了詩歌欣賞的心理特征與詩歌藝術的社會作用。這是對詩歌社會作用最高度的贊頌。王夫之曾說：“興、觀、群、怨，詩盡于是矣。”

“興”：孔安國注：“興，引譬連類。”朱熹注：“感發意志。”就是說詩是用比興的方法抒發感情，使讀者感情激動，從而影響讀者的意志。“觀”：鄭玄注：“觀風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見得失”，就是說詩歌可以幫助讀者認識風俗的盛衰的政治的得失。“群”：孔安國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就是說詩可以幫助人溝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礪，提高修養。“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是說詩可以批評指責執政者為政之失。

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毛詩序》那一段著名的熱情洋溢的頌詞：“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現代詩歌批評所津津樂道的認識、教育、審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這段話里實際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里需要指出，孔子所說的“怨”，不僅僅包含孔安國所說的“刺上政”。在《論語》中孔子就批評了不良政治的各種表現。這些批評，如以詩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就是“刺上政”的“怨”。肯定詩可以用來批評不良政治，也就是肯定詩具有文藝的批判作用。這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文藝思想。但孔子所說的“怨”又不止于“刺上政”。清代黃宗羲已經指出：“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除君臣關系之外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各種社會關系中，當人們合理的欲望和情感要求得不到實現，或遭到壓制、否定的時候，都可以通過詩“怨”一下，這種“怨”是合理的。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在“興觀群怨”的詩學理論的影響下（盡管創作實踐中，時有脫軌），中國歷代詩人創造了輝煌的詩歌，號稱詩的國度。今天看來，“興觀群怨”的理論當然不夠盡善盡美，有其局限性。然而我們并不能因其局限性而拋棄孔子這一重要理論。我們對比時下的詩詞創作，捫心自問，對于這一重要的詩學傳統，我們做的怎樣？當下的詩詞創作，多少實現了興觀群怨的文藝功能？

且不說“怨”——批評的功能（此話說來話長），僅僅就“觀”——而言，也是不夠的。按照鄭玄、朱熹等人的說法，“觀”就是“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能夠幫助讀者認識風俗的盛衰和社會的中得失。人們所以說杜甫的詩具有詩史的意義，就是因為通過“三吏”“三別”等篇章，看到了安史之亂那這一段時期的社會現實，這是“觀”的詩學傳統的典型體現。曹操的《蒿里行》記述了漢末軍閥混戰的現實，真實、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難，堪稱“漢末實錄”的“詩史”。還有陸游的《關山月》《書憤》《示兒》等也具有這種強烈的詩史色彩。對比這些優秀的“觀”作品，我們今天的詩詞中的“觀”的遠遠不夠。視野既不寬廣，眼光也不深刻。

從本人這幾年編輯整理、以及組織兩屆孟浩然田園詩詞大賽所接觸到的大量田園詩詞作品來看，雖然寫了農村畫卷、農民畫像、農業樣貌，大體表現了今日的田園，關照到了今日農村的現實生活，反映了這些年來發生在農村土地上的變化，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品對農村社會的觀察視野不夠開闊，對農村社會的深層變化反映不夠全面，多數作品停留于桃花源式的鄉村風貌、安居樂業的農民以及遍地金黃的豐收景象。大量是“今天的村莊唱著過去的歌謠”。今天的農村田園面貌的豐富性、問題的復雜性遠遠超出“過去的村莊”，然而這種豐富性在詩詞中表現不夠，有的還是空白，即使偶有涉及，也僅僅是觸及皮毛。農村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甚至危機，如“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耕地拋荒、水流污染、治安惡化等等，對這類消極現象，作品的觀察與反映還遠遠不夠。

二是作品內容淺層描述者多，深刻表達者少，到處鶯歌燕舞，花紅柳綠，小橋流水，國泰民安，桃花源幾乎無處不在。這些內容當然不錯，作品基調健康，但是僅僅停留于此，則顯然將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進行了簡單化處理，失之于表面化和人云亦云。沒有讀懂在這個巨大變化中人們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所帶來的深層意義和長遠影響，低估了農村四化進程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而對農村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或危機缺乏深切的人文關注和剖析，則是作品缺乏時代精神高度的重要原因。

（二）古典詩歌中的人文精神。

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從田園詩到邊塞詩；從閨怨詩到送別詩；以及屈原、建安諸子、李白、杜甫、劉禹錫、白居易、李商隱、蘇軾、陸游、李清照、辛棄疾、元好問、張養浩、馬致遠、白樸……等詩人大量的作品中，充溢著一股強大生命力，具有一種感人至深的人文主義精神。

一是家國情懷、憂患意識。

愛國主義精神、家國情懷，是古典詩詞中最響亮的聲音。從先秦、兩漢的作品就開始響起了這種旋律，經魏晉南北朝，直到唐宋，達到高潮。無論是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九死其猶未悔”對家國的忠貞，吳均的“鐵騎追驍虜，金羈討黠羌，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嘗” 的為國殺敵壯志，到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堅毅；王昌齡“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勝利決心，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是詩人最執著的創作的基調。而到了南宋時期，家國情懷更是成了激勵人們奮發圖強的精神動力。我們今天讀陸游、辛棄疾、陳亮、張元干、張孝祥等人的詩詞作品，仍然感到熱血噴張：“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沙場秋點兵”“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到了南宋末年還有表現崇高的民族氣節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唱。

憂患意識則體現的對民生的關切，對大眾的同情，如杜甫的“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詩篇，對人民在烽火離亂的人世間痛苦生活，表達了深深的同情。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也流露出了這種人性光芒。白居易《賣炭翁》《觀刈麥》、李紳《憫農詩》所體現的悲憫情懷，張養浩《潼關懷古》“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和對國勢的擔憂，如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辛棄疾“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文天祥“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二是生生不息、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

屈原“路漫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表達了對真理的堅定信念和矢志不移的追求；王之渙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表現了作者積極進取、昂揚向上、豪放豁達的樂觀精神；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對生命力的謳歌；李白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洋溢著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表達了豪邁的和氣概高度的自信心；高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充滿了對朋友的勉勵；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陸游的“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則是對暫時挫折的藐視，對光明前途的堅信……

三是鄉土之戀、人倫之情。

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甫“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孟郊的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等詩篇所抒發的鄉愁，對故鄉的眷戀，對慈母的懷念，既是古典詩詞的重要意象寄托，也是從古到今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排遣著難以愈合的鄉愁思緒。

還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朋友之誼；更有王維兄弟之情。“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牽掛和蘇軾“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祝福。既有感動和“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的癡情，也有王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豁達，有對孤寡老人的同情：“堂前撲棗任西鄰……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甚至對發小的情誼也珍重有加，格外吟詠：“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中國是禮儀之邦，向來重視人情倫理道德，對父母之恩、兄弟之情、朋友之誼，自然是傳統詩詞中的重要題材。

這些洋溢在古典詩詞中的人文精神，無論是國家情懷、憂患意識，還是生生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乃至鄉土之戀、人倫之情，都是典型的“言志”“緣情”“載道”的產物，是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或激昂、豪邁，或熱烈、沉郁，或深情、溫暖，千百年來，激勵和鼓舞著后人積極進取，風雨無阻，勇往直前；慰藉著人們的心靈，滋養著人們的德行，引導著人們走向真、善、美。都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有助于今天匡救時弊、強壯筋骨、提升浩氣、豐富血肉、拾起信任、重建道德，更是今天詩詞創作的重要精神資源，是復興詩詞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

巴曉芳：《湖北日報》高級記者，湖北省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