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應該成為新時代的吹號者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希望大家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作為詩人,我們深深感到一份光榮和責任。眾所周知,詩歌從來是時代最敏感的探測器,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場風暴就是新詩革命,因為,詩歌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基礎的地位,又發揮著核心的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思想的變革必定從詩歌開始,新詩發出了新的歷史時期的第一聲吶喊,新詩革命開啟了新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先聲。隨后,在每一個歷史轉折的敏感時刻,詩人總是成為感知時代的先鋒,詩歌總是成為時代的號角和第一聲春雷:新中國成立之初,詩人胡風歡呼“時間開始了”;人心思變的前期,詩人食指就堅定地喊出“相信未來”……詩人,也應該成為新時代的吹號者。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無論是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思潮激蕩之中,還是在探索奮斗的艱難征程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變化與審美變革之中,詩歌界都有所反映,有所描述,有所指向,有所創造。新時代也應該如此,并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新時代,詩人應該成為新觀念新價值的先行探索者確立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就屬于培根鑄魂的工作。總書記對文藝的作用可謂一語中的。三國曹丕就稱“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西方,詩人雪萊也有個說法: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確實,在古代,詩人出身祭師,被認為可以為神代言,與神有聯系,是終極價值的確立者。在中國古代,由于文史哲一家,詩歌中包含大量的哲學思想觀念,這也是為什么古典詩歌至今影響深遠的原因。林語堂、錢穆都認為詩歌在中國傳統中有著宗教一樣的作用,教導人們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他人與生活,深層次地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新時代詩歌,也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應該成為新時代的定海神針,傳遞真善美,為人民確立堅定的信仰和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核心,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價值取向。新時期文學是從確立主體性開始的,但那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主體性。在啟蒙主義思潮影響下,自我發現、自我尋找、自我實現的價值觀風靡一時,曾對人性的解放人道的弘揚起到過積極作用,但過于強調自我,導致后來解構主義思潮的泛濫,否定傳統、貶低英雄、反對崇高,直至解構一切宏大敘事,最終走向了歷史虛無主義。新時代詩歌,應該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里面本身就包含了個體性和民族性,是建立于個體和民族基礎上又超越具體的個人和民族的。
新時代應該是一個建構主義的時代。詩歌的變革首先是價值觀的變革。唐初陳子昂的詩歌革命,首先就是提倡“風雅興寄”“漢魏風骨”,被認為“一掃六代之仟弱”,“以風雅革浮侈”。在唐代,陳子昂的詩歌成就不是最高的,但韓愈認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對之推崇備至。新時代也需要這樣的“黃鐘大呂”。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解構主義時代,自我否定、自我貶低乃至自我丑化,越走越遠,最終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和解構主義;新時代,就應該從個人主體性逐步走向國家主體性、民族主體性,走向自我肯定、自我發現和自我創造,走向逐步建構的新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性。
從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這一歷史性的巨大轉折,正是時代最具詩意之處,是詩人們最能發揮自由創造的無限空間。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優秀詩人,最終會將人民的主體性、民族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和個人的主體性融為一體,加以不斷肯定不斷強化和不斷超越,提煉出新時代的核心價值,建構出強大的具有普世性的主體性精神力量,打動人心,感染世界,改變風氣,影響社會。
在新時代,詩歌還應該創造新的美學原則,建構新的美學方式。習近平總書記說: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打動人心,就是如何贏得人心,文學藝術皆以形象贏得人心。文藝的基本規律是形象思維,文藝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傳。詩歌以文字塑造形象,營造意境,激發情感。我們這個時代恰恰是一個新意象新形象層出不窮的時代,但要使之永久,必須靠文藝來創造,文字可以比肩造化神功,甚至“巧奪天工”。在新時代,新的經驗、新的感受與全新的視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種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產生著。山河之美與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與人文網絡、社會和諧,都將給詩人帶來新的靈感和沖擊力,激起詩性的書寫愿望;而復興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鐵、智能機器、青山綠水、綠色發展、平等正義、民生保障、精準扶貧、安居樂業、一帶一路、海洋世紀、共享經濟、航天探索……都可以成為抒寫對象,成為詩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時代典范性,又具有藝術價值。
共識,其實就是強調公共性。詩歌絕對不是自我封閉的,要走出“小圈子”“小團體”,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王夫之在《詩廣傳》中稱:“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特別強調了人與他人及萬物的心靈感應,強調了人之共通感。以心傳心,心同此理,所有的人是可以相互感通共鳴的,是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的;心通萬物,天人感應,整個世界被認為是一個感應系統,感情共通系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樣一種觀點,可以說是最樸素的人民觀,是人民性的基礎。在這樣的觀點看來,個人性與人民性一點也不沖突。詩歌應該從“小眾”走向“大眾”,走向更廣闊的生活與世界。事實上,伴隨全球化網絡化,加快促進了中西大融合,各種價值觀念碰撞融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正在成為現實……這些,都擴大了人們的視野,放大了人們的想象力,進而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價值,帶來新的美學觀念和美學形式,這將是一個新的美學開疆拓土的時代,可以既葆有中國特色本土根底,又具有全球開闊視野和胸懷,這是一個將創造出全新美學方式與生活意義的新時代。
偉大的詩歌和偉大的文學都來自偉大的社會實踐。只有投身偉大的實踐,才會激發詩人的激情與靈感,才會讓詩人們深刻體驗,并激發詩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當代社會正在進行偉大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砥礪奮進,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此前,習近平總書記還說過:“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我理解,這里說的雄心既是一種文化自信,也是一種思想準備。
新時代已經到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詩既然名為“新”,創新就是新詩的天命,新時代詩歌應該擔負起思想革新、詩歌變革的重任,詩人們應該充當思想解放、觀念革命和藝術革命的先鋒,開拓新的感受方式和美學追求,創造新的價值,站到時代的前列,吹響時代的號角。
李少君:《詩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