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發表了重要講話，既代表了他對新時代文藝、社科工作的重視，也肯定了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先提出要求：把握時代脈搏，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文藝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滿足新時代人們的審美需求，而社科工作者則需要回答時代的問題，總結時代的特點。在與時代關系如此緊密的情況下，怎么看待時代？如何書寫時代？就成為擺在創作者、研究者眼前的首要問題。由此衍生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當下處于一個怎樣的時代？

如果我們認為是大時代，那自然會產生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作品。反之如果我們認為是小時代，就會出現回避時代、沉溺內心的作品。作品的格局，和作家對時代的看法深刻相關。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歌頌”民國？

“歌頌”民國的作品涌現，是因為創作者對民國歷史不夠了解，片面地停留在媒體介紹，只感動于一些“精英”在動蕩下堅守風骨，忽視了尋常百姓的民不聊生。對于民國的文藝創作，我們喜歡追求一種戲劇性、反差感，而忽視了歷史真實性。

面對文藝界刮起的這股“民國旋風”，青年學者祝鵬程認為：“其中有大量荒誕不經的謠言。這些虛構的民國名人軼事是民國懷舊的產物，承擔起了歷史反思和娛樂消費的雙重功效，寄托了中產階級重新評價現代中國歷史敘事的意愿，也表達了他們在社會轉型期的不安與焦慮。在大眾消費歷史的需求下，關于民國的敘事越來越傳奇化、娛樂化，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與情節由此產生。軼事的編造者們毫無保留地擁抱消費主義，歷史反思因此成為消費主義的奴隸，并沒有產生真正的反思與批判效果，反而被娛樂所解構。”

第三個問題，如何評價一個時代？

這就涉及史學的問題，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成立了中國歷史研究院，在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

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所以，要讓當代中國發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的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對一個時代的評價，不應該孤立地看，而要把它放在歷史的長河里看。有人總喜歡談論幾個盛世，但是即便在那些時代里，也有邊疆戰亂、階級壓迫，中國人的溫飽問題依然沒有根本性的解決。放眼我們當下的時代，盡管也存在著些許問題，但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性改善，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大，是不容置疑的。我們對于時代的評價要全面、辯證、客觀。

第四個問題，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闡釋能力？

真正能潛心歷史研究的人并不多，歷史學越來越成為一個專門化的學問，但是大家對歷史的熱情從未消減，民間、普及型的歷史研究從未中斷。人人都愛歷史，人人都喜歡在歷史問題上表達自己的見解，但如何才能擁有正確的歷史闡釋能力，這是個復雜而且嚴重的問題。

文揚認為：“當下社會是何種社會？當下之人又是何種心態？何種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何種意識形態？種種不同都直接左右著我們‘歷史感’的形成。”也就是說，對“過去”的呈現，被當下深刻地影響著。一旦這個呈現不準確，不光影響受眾對過去歷史的正確評價，對“當下”而言，也失去了準確的坐標和參照。

文藝在塑造歷史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大家喜歡歷史題材電視劇、歷史小說、歷史段子。但也顯現一個問題，文藝對歷史的塑造太過“隨心所欲”。在對待歷史闡釋的問題上，盡管文藝想要積極參與其中，但可能受制于創作者知識水平、文化修養，意識形態的不同，而無法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反而是夸大或忽略一些東西。一些文藝工作者如果從心底里否定這個時代，就算擁有再高超的創作技巧，創作的作品依然是無法讓人滿意的。

文藝工作者應該在掌握大量史料、有正確史觀的基礎上，深入認識和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進行創作，而不是隨意篡改歷史、映射當下。這需要與社科工作者進行密切的交流，一旦文藝對歷史的闡釋出現問題，也需要社科工作者及時修正。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為何同時與文藝、社科界代表座談，因為兩個領域有著緊密的聯動關系，盡管文學創作注重感性，社科研究注重理性，但在總體上看，它們都起到了“培根鑄魂”的作用，應該相輔相成。

只有對歷史，對當下有正確的認識，我們才能樹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創作更多文藝精品，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深入解讀新中國70年歷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講清楚歷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