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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作家:喜歡爛蘋果味道的席勒,站著寫作的納博科夫
    來源:澎湃新聞 | [美]西莉亞·布魯·約翰遜  2019年03月20日08:10

    【編者按】

    即便對于那些看上去或的確才華橫溢的創作者,一件作品的誕生也不是那么順暢的。在最近出版的《怪作家》一書中,美國當代女作家西莉亞﹒布魯﹒約翰遜講述了不少大作家寫作時的怪癖和執迷,除了滿足讀者的“偷窺癖”之外,也透露出作家將自己的才華外塑成作品時的不易。

    澎湃新聞( www.thepaper.cn)經授權摘發該書的部分內容。

    那種氣味,對席勒有益,對我則像毒藥。

    ——歌德《歌德談話錄》

    據歌德說,他與席勒截然相反,甚至在寫作習慣上。席勒去世二十年后,他向傳記作者艾克曼回憶起兩人的不同。他講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來反映這種差異有多大。有一次,他順道去拜訪席勒,發現這位朋友出去了,便決定等他回來。這一小段等待的空閑,多產的詩人沒有浪費,而是坐在席勒的書桌前,匆匆記下些筆記。這時,一股奇怪的惡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滲入了這個房間。

    歌德循著氣味找到了源頭,實際上就在他坐著的地方。氣味散發自席勒書桌的一個抽屜。歌德彎腰打開抽屜,發現里面有一堆爛蘋果。迎面撲來的氣味如此有沖勁,把歌德弄得頭暈。他趕緊走到窗戶跟前,去呼吸新鮮空氣。對于發現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實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將蘋果放壞。這種“芳香”不知怎的,能帶給他靈感。而據他的配偶說,“沒有它,他就沒法生活或寫作”。

    多年以來,席勒與歌德金石相契。他們就各種話題進行談話和通信,互相砥礪,甚至合寫了一些作品。然而,在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席勒卻堅信,他們永遠不會莫逆于心。這次相遇發生在1788年9月。在由倫格費爾德家族主辦的一個聚會上,兩人同時被邀請參加。對于這次聚會,席勒極為興奮,因為歌德的名字也出現在客人名單里。但到真正見面時,席勒發現,歌德只熱衷于談論自己不久前在意大利的旅行。談話缺乏深度,席勒感到失望。在給朋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爾納的信中,他描述了這次毫無閃光點的會面,說:“我懷疑我們是否還會彼此走近。”但六年后,兩人又一次相遇。他們談起席勒創辦的新雜志《時序女神》,這次會面的談話要愉快得多。最終,兩人的聯系緊密到如歌德所說,“‘我們中的’一個離了另一個,真的沒法活”。

    既然是好友,席勒歡迎歌德興之所至隨時來串門,就像在爛蘋果事件中。然而,沒熟到這份的意外之客,則不可能有這樣的待遇。席勒討厭被打擾,尤其在他努力工作的時候。歌德發現,“遇到這些場合,他會不時地表現出缺乏耐心,有時甚至會顯得粗魯”。如果一個人貿然來訪,席勒不會掩飾自己的懊惱。他明顯的憤怒會使見面過程很快結束。

    為了確保奮筆疾書時無人突然造訪,席勒通常在晚上寫作。在星辰升起、可能的來訪者熟睡之時,他會工作上數小時。他的身體對上夜班發出抗議,睡意不可避免,但疲倦的痛苦不是他的對手。夜里寫作時,他會用濃烈的咖啡來提神。有時,如果實在困極了,就需要采取更極端的行為。為避免在桌子上睡著,席勒會將雙腳放進一桶冷水里。

    如果聽到席勒為了在夜里保持清醒這么費周折,他的鄰居可能會吃驚。1797年,席勒在德國耶拿西郊買了一棟房子。花園里有一座兩層的塔樓,夏天的幾個月,他在這里工作。他的書房就在這座方形建筑的二樓。深夜,鄰居們會聽到席勒一邊大聲說話,一邊來回踱步,思索著他的下一行詩。這種活躍的寫作過程,會持續到大約凌晨三點到五點。

    席勒并不總在夜里寫作。如果在白天拿起筆,他會把房間弄得很昏暗。書房的紅窗簾依然閉掩。陽光透過織物照進來,為工作提供了一個亮度很低的環境。在塑造環境以適合他的創作需要方面,席勒是個大師。窗簾、蘋果、咖啡……都可以成為這位劇作家寫作時的“道具”。隨著紅窗簾在書房的起與落,各色作品在紙上登場。

    在青年時代,席勒不是塑造他的環境,而是逃避它, 以宏偉的文學抱負為名義。第一部戲劇《強盜》上演時, 他只有二十二歲,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在斯圖加特當軍醫。處在人生的這一階段,對于席勒來說,戲劇的分量大過軍事責任。對一個年輕作者來說,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成就。盡管充分意識到這么做會破壞規則,席勒還是悄悄離開部隊,參加了在曼海姆的首場演出。如果重返職守,他還能夠避免麻煩。然而,他又去看了這部戲的另一場演出。這一次,沒法再保密了。回到斯圖加特之后,這位年輕的反叛者,被卡爾·歐根公爵施行了兩項懲罰——十四天禁閉,以及更糟的,除了醫學論文,不準再寫其他任何東西。

    席勒自然不愿服從公爵的限令。為了確保文學上的自由,席勒與朋友安德列亞斯·施特賴歇爾共謀,一起逃到曼海姆。但在這次緊急的過程中,席勒創作的興致勝過了一切。動身的這一天,席勒在靈感的激蕩下,擬了一首頌詩。盡管施特賴歇爾擔心耽擱會增加他們的危險,席勒還是坐下來創作了一首新作。出發時間被延后數小時。他們原計劃早晨離開,最后到深夜才乘馬車出發。幸運的是, 他們安全抵達了曼海姆。

    席勒的逃離,最終比他預期的,要艱難得多。新作打不開銷路,經濟拮據困擾了他好多年。盡管如此,他并沒有背離文學志業。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主要寫戲劇,包括《威廉·退爾》;也寫詩,如《歡樂頌》;此外,還有歷史與哲學論文。他以同樣的熱情和獻身精神,發展出一種方法,幫助他創作出這些偉大的作品。這個高挑瘦削的作家,沉浸在昏暗的光線里,啜飲含咖啡因的飲品,聞著爛蘋果的氣味寫作。

    像席勒一樣,另一些大作家也選擇在晚上寫作,但原因五花八門。對于有些人,創造的輪子在太陽下山后才轉得最快。“夜晚的時光喚醒了我更敏銳的化學反應。”湯姆·沃爾夫說。他的《電子“酷愛”迷幻派對》就寫于深夜。他每天下午開始工作,到晚飯前,能寫多少算多少。晚飯后繼續寫,直到完成每天規定的十頁紙。寫完后,沃爾夫不會立即上床慢慢入睡,而是會在電視機前做仰臥起坐,給夜晚畫一個圓滿的句號。

    羅伯特·弗羅斯特在夜晚寫作,同樣是被創造力驅使,盡管他骨子里害怕黑暗。這種恐懼癥困擾了弗羅斯特整整一生,以致他都十幾歲了,還要睡在母親的房間。多年以后,已經成年的弗羅斯特在走進自家大門之前,還要別人先為他開燈。不過,盡管有著驚恐,他卻選擇在夜里寫作。他發現夜里的時光是迷人的。在一次訪談中,他說 :“我時常盼望我們能有兩個月亮。看到它們在天空晃悠——那將多么不尋常。”作為新罕布什爾州德里的農民新手,弗羅斯特制定的工作日程表可謂激進。夜里,當星光在農舍的上空閃爍,他創作他的詩歌。之后,當天光破曉,他并不跳下床照料他的牲口,而是一直睡到晌午。奶牛們也盡其所能,把擠奶時間調整到正午和午夜。

    另外一些作家在晚上寫作,則是因為太陽升起后,他們的注意力需要用來對付白天的工作或學習。陀思妥耶夫斯基讀工程學校時,就在夜里抽時間寫作。當別的學生在屋里熟睡,他坐在桌子前,在毯子下縮成一團,一頁頁地寫他的散文。甚至在成為全職作家后,陀氏依然在夜里寫作。深夜的時光提供了必要的平靜,尤其在名聲增長之后。直到1881年去世前的幾個月,他還在一封信里提到夜晚工作的習慣。白天,他會被數不清的要求打擾。他寫道:“為什么我在夜里寫作?因為在這里,當我下午一點醒來后,會有一波接一波的造訪者前來。”

    還在十幾歲上軍校時,塞林格便決定找時間寫作。《紐約客》編輯威廉·麥克斯韋描述過這個年輕作者的努力 :“夜里在床上鉆進被窩,借助手電筒的光,他開始寫小說。”后來,當他可以支配自己的寫作時間,塞林格就把工作時間轉到了白天。他的家位于新罕布什爾州康沃爾鎮,在家后面的混凝土掩體里,他每天花十六個小時寫作或修改文稿。這位遁世的作家很少準許別人進入他的書房,伯特蘭·伊頓是其中之一。伊頓指出,“在工作室的墻上,杰里有一溜杯鉤,上面掛著他一沓沓的筆記”。房里其他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個打字機和一個分類賬本,其中包括手稿頁與筆記。

    晚上,卡夫卡的寫作總要持續很久。創作于1912年9月的短篇小說《審判》,便是他一口氣從晚上十點到次日清晨六點寫出來的。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夠寫作;只有以這種連貫性,才能夠完全打開身心。”工人意外保險機構的工作使卡夫卡沒法在白天寫作。他會在早上八點,在夜里數小時的寫作之后,帶著一身困倦去上班。盡管下午很早就干完工作,卡夫卡剩下的時間卻被午飯、長午覺、鍛煉(光著身子進行)、散步和晚飯填滿。一直到晚上十點,他才有時間寫作。當月亮在夜空升得高高,他的筆底開始奔涌。

    瓊·狄迪恩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奔涌吧,河流》時,還得努力應付《時尚》雜志的工作。當她從雜志社辦公室回到家,她會盯著家里的墻看,上面覆蓋著來自書里的場景。她會選擇一個已被擱置數月的場景,然后再做一次嘗試。這一儀式持續了多年,直到她將尚處于半成品的書賣給出版商。從那一刻起,她一連幾個月離開辦公室, 為了完成這本書,不分晝夜地趕工。

    極少有作家能夠找到一份工作,讓他或她既能寫作,又能維持生計。在鍋爐房里上夜班,聽起來并不吸引人。但對于福克納,發電廠的夜間管理員這一工作,卻無比適合。在漫長的夜里,他并沒有打盹,而是寫作。僅用六周, 福克納就完成了《我彌留之際》。在上班的時間里,他獲得了雙倍報酬——一份穩定的薪水和一整部小說。

    我玩縱橫字謎時,都是碰巧選了哪個空格填哪個。

    ——納博科夫,《巴黎評論》訪談

    納博科夫晚年把家安在瑞士蒙特勒宮酒店。作為失眠癥患者,納博科夫夜里很容易醒過來。如果被攪醒,發現夢中萌生新念頭,他會伸手往枕頭底下探。那里,就像文學繆斯的代金券,有一疊帶橫線的布里斯托爾便條卡片。在想法不翼而飛之前,納博科夫可以將之記錄在三英寸寬、五英寸長的長方形上。

    在二三十歲的時候,納博科夫在床上寫作,一邊吞云吐霧,一邊推敲著一個又一個詩意的句子。而在這些年里,香煙被糖漿糖取代,結果不可避免地發胖。姿勢也隨時間而改變:六七十歲的時候,在瑞士的酒店里,納博科夫開始站著寫作。

    雖然在不安的夜晚靈感有時不期而至,納博科夫在他酒店的家中,卻保持著固定的時間表。他在一張從酒店地下室翻出來的斜面講桌前開始他的一天。累了便移到一張扶手椅上。最后,如果背需要休息,他便平躺在長沙發上。納博科夫將這一姿勢的變換形容為“太陽每日令人愉悅的做工”。從日出到日落,便條卡片作為工具不變。

    納博科夫最先使用便條卡片,是出于科學而非文學上的用途。作為一名樂此不疲的鱗翅目昆蟲學家,他每年都要去考察旅行,為了尋找珍稀的樣本。用小而結實的紙條來記錄飛蛾和蝴蝶的觀察數據,再好不過。事實證明,它同樣適合納博科夫的寫作。在五十出頭的時候,他用便條卡片寫出了《洛麗塔》的草稿,這本書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

    在落到稿面之前,納博科夫會讓小說在腦海中燉著,一直等到爛熟于心。與此同時,他會從生活的各個角落攝斂種種細節。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訪中,他將這一大雜燴形容成“已知的材料,用于一個未知的結構”。雖然納博科夫不能肯定這些片段如何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他依然收集著細節,而故事的結構“在其中秘密地伸展”。為了《洛麗塔》,納博科夫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以至于跑到巴士上,去聽美國女孩原汁原味的交談。許多其他“不為人知的細節”,則是在考察鱗翅目昆蟲的旅行中收集的。納博科夫曾在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到了暑假會穿越美國西部。無論是在破敗的汽車旅館停留,還是從某一個小鎮經過,納博科夫都會沉浸于風景之中。他所記錄下來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后來出現在《洛麗塔》中。如果在旅途中發現很難找到安靜的地方,他就把自己關在車里寫。

    一旦故事的框架在心中成形,納博科夫會拿起鉛筆,開始使用一疊新的便條卡片。他的小說并非一磚一瓦砌成,而是東鱗西爪錯綜而成。這個過程,他談到,就像做縱橫字謎游戲。他寫了又擦掉重寫,經常是橡皮用得比鉛筆還快。在填滿一張便條卡片后,他依據它適合放在故事的哪個地方,塞入那一堆卡片中。盡管如此,便條卡片還是可能重新安排。所以他會等到手稿完成之后,才給每一個卡片編號。

    《洛麗塔》寫得很慢很吃力,在一個心情低沉的時刻,納博科夫決定將手稿付之一炬。妻子薇拉建議他不要這么極端行動。他聽取了她的話,繼續錘煉這本書。薇拉還幫助納博科夫謄寫他的便條卡片。他從未學會打字這門技術,靠她把作品打出來。在去俄勒岡的旅途中,納博科夫將《洛麗塔》口授給薇拉。三張便條卡片可以打成一張紙。(納博科夫的小說《阿達》來得更長,合計有兩千五百張便條卡片。)

    《洛麗塔》講的是一個中年男人愛上了一名少女,納博科夫知道肯定會引起輿論嘩然,甚至考慮過使用筆名。由于題材如此有爭議,納博科夫決定把他的便條卡片銷毀,這樣,作品被追溯到他頭上的線索更少。在稿紙打出來后,《洛麗塔》的卡片立即疏散,從哪里來的直接回到哪里去。早先納博科夫在長途旅行中為這本書汲取靈感。而現在記錄有那些想法的卡片從車窗飛出,散落在路上。其他的便條卡片被扔到了汽車旅館的壁爐,其中很多起初便是在壁爐邊寫下的。留存下來的,只有一百張記有納博科夫早期觀察的卡片,以及打字稿(最終以作者的真實名字出版)。

    作為一名年輕的父親,納博科夫將洗澡與寫作結合在一起。這位居家的父親在午睡時間尤其多產。當孩子睡著,納博科夫坐在浴缸里,在一塊高于水面的書寫板上寫作。多年之后,他依然把浴缸作為他的寫作活動的一部分。每天工作之前,他需要晨浴。在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訪中,當被問及什么是他“作為一名作家的主要缺點” 時,納博科夫舉出幾點,其中一點就是“無法用任何語言恰當地表達自己,除非我在浴缸里,在我的腦海里,在我的書桌邊創作每一個該死的句子”。(納博科夫起初是用母語俄語寫作,1940年改用英語。)

    除了納博科夫,還有很多作家帶著筆和紙進入浴缸。毛姆會把他的晨浴時間好好利用。當他的身體一浸入水中,這一天的最初兩個句子便浮出腦際。埃德蒙·羅斯丹,《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的劇作者,則在浴缸中尋求庇護。因為靈光每次襲來,都是如火花一樣噼啪作響, 而非逐漸消失成灰燼。為了避免在創造力密集迸發時有任何中斷,他會洗一整天的澡。羅斯丹告訴法國善于交際的赫格曼-林登克羅恩夫人,他的戲劇《雛鷹》是潛入水中寫成的。對于這一不同尋常之舉,他頗為自傲。“我認為我的想法相當獨樹一幟!”他說。

    本杰明·富蘭克林在他的銅浴缸里泡幾個小時的熱水澡,可謂奢侈。置身于水汽升騰之中,他閱讀、寫作,然后放松。富蘭克林也是每天要洗一個“提神澡”:他一醒來便脫掉衣服,光著身子坐在房間里,工作一個多小時。

    當阿加莎·克里斯蒂計劃整修她的宅邸“綠廊之家” 時,她告訴建筑師吉爾福德·貝爾,“我想要一個大浴室,帶一個壁架,因為我喜歡吃蘋果”。對于這位將浴室作為主要工作區的作家來說,這些要求可不是小節。那些精妙絕倫的情節,便是克里斯蒂在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浴缸里放松時,一點點構想出來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進展,或者至少她花在寫作上的時間,可以看繞著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蘋果核數。

    黛安·阿克曼發現,置身肥皂泡沫中,能讓她的創造力得到解放。她回憶道,“有一個夏天,我懶洋洋地倚靠在浴缸里,寫了一整部詩劇”。朱諾·迪亞斯是另一位在浴室中找靈感的當代作家。但他并不進入浴缸,而是坐在旁邊寫作。他說,“這讓我的前任抓狂”。

    如果迪亞斯仿照多蘿西·帕克,估計前任會和他鬧翻天。帕克并不在浴缸中寫作,但她發現浴缸有個獨特的妙用 :兩只短吻鱷的臨時的家。她在一輛紐約出租車上發現這對家伙后,立刻把它們帶回了自己的公寓。就帕克來說,她是情急之下把新寵物放到了浴缸,卻忘了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有一次她出門,女仆偶然間撞到了這兩個尖齒、泡眼的爬行動物,然后給自己的雇主留了一張便條 : “親愛的夫人,我要辭職,因為我無法在有短吻鱷的房子工作。我本該之前就告訴您這一點,但沒承想事情真的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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