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1998年《大家》雜志開辟新散文專欄后，二十年來，新散文的創作不斷生長，創作隊伍不斷擴大，創作成果層出不窮。用心梳理和總結創作，已經成為所有關注新散文的作家和評論家的共識。

3月9日，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藝評論基地、北京作家協會、山西作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新散文二十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文藝評論中心主任龐井君，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副校長張嚴出席會議。座談會由北京作家協會駐會副主席王升山、北二外文化與傳播學院教授李林榮主持。

座談會現場

對傳統的背叛為“新散文”命名

如果認真統計新散文流派的“史前史”，大概“20年”只是一個帶有權宜色彩的時間概念。張銳鋒是新散文代表作家，他的創作伊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作《馬車的影子》完成于1986年，幾經輾轉后，發表在1991年的《山西文學》上。類似的情況在新散文作家身上還有不少：寧肯的《天湖》《藏歌》早在1987年便已登在《散文世界》；周濤的《蠕動的屋脊》發表于1988年的《解放軍文藝》；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創作歷時日久，最終在1991年的《上海文學》正式亮相……90年代中早期，《上升：當代中國大陸新生代散文選》（北方文藝出版社，1991年）、《九千只火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蔚藍色天空的黃金》（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等幾本重要的新散文作家作品集先后出版，新散文的創作隊伍不斷擴大，創作水平不斷提高。用張銳鋒的話說，當時“整個社會尋求變革的時代背景、不愿安于現狀的青春沖動，都為新散文的登場提供了強勁驅動”。

“新散文”真正得以命名的標志性事件，是1998年文學雜志《大家》推出新散文欄目。1998年，《大家》雜志在新散文欄目率先推出了張銳鋒和龐培的作品，然后，寧肯、祝勇、周曉楓、馬麗、于堅……幾乎所有新散文的代表作家都通過《大家》雜志與讀者見面。在張銳鋒看來，新散文不是因為一個命名而產生，命名只是一個標志，是因為先有作品的出現，才有命名的可能，“命名只是對已經出現事物的一次有意義的發現”。

山西省作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作家張銳鋒

張銳鋒認為，新散文的早期探路者們并沒有明確的探索意向，只是遵循個性和偏好，試圖打破一成不變的、僵化的散文模式。如同詩歌的裙袂在憤怒中誕生，散文的新質也來源于對陳詞濫調的顛覆。“對舊散文的語言方式、敘事邏輯、審美趣味和簡單、單調的形式感的極度不滿，點燃了背叛的激情。”背叛是危險的，但文學的突破正來源于一次又一次對傳統的背叛中。張銳鋒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說，“如果一個想法一開始不是荒謬的，那它就沒有希望”。

“從一百個方向向內心窺探”

施戰軍是為數不多的在新散文發軔之初就對其垂青關注的評論家，回憶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不禁感慨萬千。在施戰軍看來，自己和新散文的關系就像是發小一般，“我最初寫得像模像樣的文章，都是對新散文的評析”。二十多年前，《大家》雜志向施戰軍約稿，時間緊任務重，那時候互聯網遠不如今天一樣瞬息萬里，寫信又太慢，“我只好用每頁五百格的信紙寫作，寫完一頁用傳真發出去一頁”。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

“新散文到底開啟了什么？它徹底地打破了過去的定見成規，告別了禁錮和套式，使散文不再是抒情散文、景物散文、紀實散文、歷史文化散文那樣簡單的分類框定，它使散文獲得了自由的生命。”在施戰軍看來，新散文完全是書寫作家心中的大世界，讓我們的文化重新獲得了充沛的氧氣，它來自生活中的柴米油鹽氣，但最終形成了一種溫熱的元氣。和之前的散文相比，新散文的性格特征鮮明，是一種“從一百個方向向內心窺探”的文體，把自傳當做萬物的傳記，從而使個體生命溝通了萬物的生命。

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作家祝勇

新散文作家祝勇對施戰軍提到的“氧氣”與“元氣”表示認同，在他看來，新散文的出現一掃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散文的腐朽和傲慢，成為了中國文學界不可逆轉的新力量，為日益固化的散文創作打開了全新的空間。“新散文不是當代散文的無關緊要的局部，不是文學園地里的一朵小花，而是近二十年最雄偉的建筑群，它尋回了散文的生命活力。”祝勇談到，新散文不僅僅是一個散文流派，而更是一種觀念、方向和高度，二十年來新散文所呈現出的革命性、內生性、探索性、差異性和現代性對中國散文創作影響深遠。“如果說在60后、70后里新散文只是一股潮流，那么80后、90后的散文創作者基本上都是沿著新散文的路徑進行創作的。”

《詩刊》副主編王冰

如同施戰軍認為自己是新散文的發小，王冰也親切地稱呼新散文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他看來，新散文作家以及受新散文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作家們，支撐著當下散文創作的繁榮與興盛，他們征戰在二十年來中國散文的主戰場上，是當下散文創作的主將，新散文創作幾乎等同于當下的中國散文創作。

問題與挑戰，新散文如何可能

新散文的創作已然蔚為大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如何從學理層面對其進行深入、細致地解剖，同樣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值得認真分析的問題。評論家王兆勝在梳理五四以來中國散文文體的流變的過程時指出，新散文發展到今天，仍然沒能形成特別有說服力的定義。“魯迅、林語堂的散文筆法和新散文的文化立場非常接近，即便楊朔處于特定的歷史時期，他的寫作中也存在著真誠的部分。”王兆勝談到，梳理新散文的“新”和傳統之“舊”的區別，是新散文進一步實現文體自洽的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中國文學批評》副主編王兆勝

評論家張莉對當代散文的發展葆有長期關注，并為本科生開設“當代散文精讀”課，在近期與同學們的交流中，張莉有些驚訝。與前幾屆同學不同，更多在新世紀前后出生的年輕人對文學史中的某位歷史文化散文代表作家表示質疑，認為其作品透露著不真誠的東西，是“用假嗓子說話”。張莉認為，盡管這種意見不那么客觀，但的確反映出年青一代的文學接受正在悄然改變。

發生變化的顯然不只是坐在課堂里的孩子，張莉觀察到，在大眾閱讀中，新散文敗給了毒雞湯。專業的散文家不認為公號體是散文創作，但大眾讀者們都認為雞湯文寫得很好。新散文打破陳規，轉變思維方式，轉變傳統散文文體的聲音、腔調和語詞，是為一次革命。但在當下，公號體和雞湯文大行其道，用新的思維方式、聲音、腔調和語詞對新散文進行著又一輪的革命。大眾關于散文的審美體系和經典標準已經發生了改變，張莉說，“現在，我們在爭奪散文的命名權”。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

如果說王兆勝關注的是“什么是新散文”，那么張莉則對“新散文如何可能”更加關心。張莉認為，當下的大眾讀者需要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深入思想的文章，雖然公號體很難做到這一點，但它更平易近人，避免了很多新散文作家對嘔啞嘲哳語詞的沉迷。“這并不完全是中國讀者的水平問題，也是中國散文作家如何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地位問題。”在張莉看來，部分新散文作家創作中的學理化追求放在相關專業領域其實非常一般，但在大眾讀者那里又顯得很艱深，“很多新散文還沒找到把別具一格的非專業領域的看法和大眾讀者相接。新散文固然對中國當代散文有很大的推動，但在怎樣認識文體方面仍存在問題。”

面對市場化過程中讀者反應變化的問題，張銳鋒有著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市場和讀者需求并不完全是一種自然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創造的”。從事嚴肅文學創作的作家不應被市場牽住頭腦，要給自己預留出觀察生活的距離，并同時對市場保持警覺。“如果你趴在紙上看字，那一個字也看不見。”張銳鋒認為，最能被大眾接受的一定不是最好的，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對接受者完全順應、投降甚至取媚，是幫助接受者墮落，是犯罪”。

“母雞只負責下蛋，但具體蛋有什么營養是營養師的工作。”張銳鋒對王兆勝的觀點也提出了不同觀點。“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不相同。”張銳鋒倒轉《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來比喻新散文與舊散文的關系，在他看來，新散文和舊散文各自具有各自的優勢，他們的長處互有差異，但對二者不盡人意的部分也都需要棄之敝履。所謂新，并非是對舊的完全否定，新散文的存在不是為了否定舊散文，而恰恰是為了不愿意再次成為舊散文。在張銳鋒看來，新散文推翻了散文的預設，顛覆了散文的觀念，改寫了散文的定義，豐富了散文的形式，增加了散文的復雜度，運用和借鑒了其他文學體裁的表現方式，也提升了散文的段位，創造性地提供了更多微妙的經驗與認知。

一切的一切，是為了靠近真實

除了新散文作家的身份外，龐培還是個詩人。“散文家/詩人”的結構幾乎是大多數新散文寫作者的標配。

作家龐培

分析了哈代、艾略特、史蒂文斯、葉芝、龔自珍、塞爾努達、王維、韋應物等經典作家后，龐培發現文學體裁的特征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正如我們很難斷定《史記》的文體屬性一樣，克萊斯特的中篇小說里戲劇特征顯著，艾略特的詩歌里充滿劇場效果，而帕斯捷爾納克自己稱《日戈瓦醫生》為“精心鑄就的長篇敘事散文”，龐培認為，就連《紅樓夢》中也處處可見唐傳奇的影子。“文體、文本、風格，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變量。不同書寫體例之間的異同交集，也同樣和同時在鑄造出不同的新的對方來。反正、異同、黑白、上下、死亡、集滅……它們或許是更好的自己，它們一度是同胞的姊妹兄弟。”

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周曉楓

新散文作家的文體自覺決定了新散文注定呈現出豐富、復雜和深刻的多樣性，但是在周曉楓看來，有一個問題始終橫亙在新散文二十多年來的旅程中。“虛構，到底是絕對要戒除的毒瘤，還是為創作所需的利器？如果允許在散文里有限制地使用它，那么，虛構的法則和尺度又是什么？”周曉楓認為，散文的藝術真實問題尤為重要。“一個人如實記錄自己天馬行空、百無禁忌的夢，算虛構嗎？健忘癥患者篤信某個充滿細節的場景，是否值得信賴？一個各方面都出色的卓越者所書寫的憂郁和苦悶，到底是不是杜撰？”個體的真實本質上包含了個體的篡改，記憶也會自我修正與虛構，好比剛剛洗過澡的人身上也寄養著細菌，不存在雜質的客體是荒謬的。生活中的“真”存在可以辨別的標準，但文學中的“真”沒有對立面。“當我說交響樂是有重量的，這顯然是虛構的事實，但這種通感直接指向藝術上的客觀性。”

周曉楓談到，散文的虛構，是一個經常被誤解和貶損的概念，但散文虛構的目的，恰恰是為了靠近和抵達真實。散文的虛構如同形容詞對文章的修飾，用力過度顯得浮夸而不及物，恰到好處則更形象、準確、獨特，抵達感同身受或觸目驚心的表達效果。

北京房山區文聯主席、作家凸凹

詩人、散文家凸凹認為，從足夠豐富的創作實績來看，新散文最核心的特點是文本的“融通性”。新散文打通了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界限，以個人體驗為依托，更多地融入間接經驗。同時，新散文打通了現實世界與想象世界的界限，創作者們打造自己的心靈世界，戮力構建想象的真實，從細節化的角度發展了中國散文。具體來說，新散文打通情感語言、抽象語言、機械語言、聲像語言等各類語言的界限，使得一切都可以成為主觀表達的感性材料和心靈語言。

中國文學自古從來不是單一色彩的涂抹，多元并行的文學風貌構成了最美的風景。任何一次健康的文學討論都不追求統一，實際上是為了增進多元格局中每一部分更明確的發展方向。“新散文20年了，它拋棄了工具性和庸俗實用主義，重歸人的真實精神和藝術性，為散文創作提供了新算法。”誠如張銳鋒所說，新散文自誕生以來產生了持久、巨大的影響力，在價值判斷、美學追求、形式探索等方面完成了自身的景觀建設，在源源不斷的創作成果中確立了自身的存在。也正像張莉對未來美好的期許，一百年前，印刷報刊在中國開始流行，作為一種“新媒體”，報刊的發展帶動了中國散文的發展，而在今天新散文誕生二十年之際，傳播媒介的日益多元化，文學扎根人心的不斷深廣，又恰是散文文體一次全新的發展機遇。

寧肯、彭程、梁鴻鷹、徐可、孔令燕、孫郁、趙京華、劉颋、敬文東、付如初、楊海蒂、金濤、饒翔、陸楠楠、石彥偉、胡曉舟、裴登峰等專家學者參加研討。

會后合影

（攝影：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