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娜拉”的塑造者、著名劇作家易卜生曾在信中寫道：“我筆下的一切，雖然不一定都是我個人經歷的，卻都與我心靈所感覺到的有著密切關系。我的每部作品的主旨都在于促使人類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和感情上得到凈化，因為每個人對于他所屬的社會的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這段話轉引率很高，因為這不僅傳遞了作家的使命意識，而且提醒我們每個人身負重任。易卜生的文學抱負也隨娜拉這一經典形象一道進入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促成鄉土文學將部分重心置于關心女性命運、促成女性解放，婦女解放本身被納入民族解放運動，成為現代性追求的重要內容。

早期現代文學中那些凄苦無助的女性形象至今在我們腦海流連：如魯迅筆下的子君、祥林嫂、單四嫂子；沈從文筆下的《蕭蕭》、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艾青的《我的保姆大堰河》、蕭紅筆下被折磨致死的年紀輕輕的童養媳、《家》中投湖的鳴鳳、《雷雨》中的侍萍、四鳳乃至繁漪……她們無聲地訴說著社會的黑暗、不公、慘無人道。張愛玲的《金鎖記》將黃金枷鎖的沉重與不堪細細展示。這一系列女性形象共同構成了新文學精神中閃光的部分，有力地激起大家為平等和自由而戰、為有尊嚴的人生而戰。試想如果剝離了這一部分，現代文學的成就就會大打折扣。

關心女性的獨立、成長與自我實現、促成男女平等是世界進步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曾將女性的解放程度看成是社會文明程度標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是在為那些“被侮辱者”和“被損害者”的心靈存照；魯迅塑造祥林嫂、單四嫂子將中國舊女性沒有自己的名字、沒有自己的語言的貧乏困境深刻地表達出來，同時通過子君的悲劇將中國新女性解放任務之艱巨刻畫出來，魯迅一向對輕易樂觀的狀況保持警惕。而他所擔心的這種輕浮情形恰恰在當代作家的筆下借尸還魂，當代很多作品通過強化女性外表美的方式來遮蔽女性精神世界的單調乃至腐朽的現狀，消費文化興起之后這種狀況愈演愈烈，消費很容易抽空事物的價值，將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重新符號化、市場化、物化，消費加劇了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試圖再度將女性重新淪為金錢和男性的奴隸。

我國的女性運動與西方不同，男女平等狀況是通過新的國家政策制定以及相關的暴力措施得以突然改變的，與之匹配的思想意識和平等社會并沒有同步到來，相反漫長的男權文化在許多人和作家（不單是男作家）潛意識里根深蒂固。中國男性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夠成為精神上的知己，“上得了廳堂”，另一方面在內心深處或多或少都有點覬覦帝王的三宮六院、地主們的三妻四妾的特權，很多貪官、富商、名流都有“金屋藏嬌”的嗜好，“一夫多妻制”的陰魂未散，一柄茶壺配4個茶杯的理論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維。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擁有女性的多寡甚至成為男性資本、身份的象征，女性物化的境遇再度激化。

賈平凹的《廢都》預言性地寫出伴隨消費文化興起、名聲轉化為資本之后知識名流日益腐敗的精神境況。同時，由于他對男主角莊之蝶的深深同情，對唐宛兒、柳月、阿燦等女性形象的書寫墜入男權主義的陳舊巢窠之中，這些在莊之蝶面前競相爭寵的女性們，喪失了早年《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中那些鄉村女性積極追求真愛與個性、自由的勇氣和明朗昂揚的精神氣息，她們不過是名人的“玩偶”，躺在與己無關的象征資本的幻覺中做白日夢。在精神層面，唐宛兒等顯得矮小低下，她們自甘為名聲的奴隸，她們的內部生命籠罩在巨大的虛幻中未曾覺醒，主體性的建構依然任重道遠。

也許為了彌補這些陶瓷般的女性無生命力的缺憾，賈平凹近年著意寫了《帶燈》和《極花》，兩個長篇均以女性為主角，關切當代女性的命運。在《帶燈》后記中賈平凹不無深情地寫道：“我還得寫農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種，已經是苜蓿，開著紫色花，無法讓它開出玫瑰。”苜蓿是獨特的，默默地開放自己紫色的花，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但玫瑰，它通行世界，成為愛情的象征，擁有普世意義。從傳播的角度和適應性來說，玫瑰的審美等級是高于苜蓿的。鄉土文學固然有自身的美學范式，但在流動性極強的今天，鄉土文學不能不面對現代價值的洗禮。中國鄉村的現代化任重道遠，不可能依靠古典的桃花源提供自足的精神動力。

對傳統文化的浸淫和無條件的認同，使得賈平凹忽視普世價值，也就無法塑造出具有現代精神的女性形象。新作《極花》寫的是一位隨母親進城的鄉村姑娘被販賣到封閉而遙遠的小山村里，由反抗、叛逃、被強奸懷孕、渴望墮胎未遂進而愛上這個男人，并對這個村莊產生了情感認同。文尾以夢境虛化處理，暗示胡蝶已經無法被解救。《極花》觸及到當代社會的嚴峻的現實問題，不僅僅是胡蝶的個人悲劇，而是城市化進程中整個鄉村的悲劇。

“極花”是優美的意象，望文生義可解釋為極品之花、極境之花；作品解釋“是冬蟲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蟲子，而且小蟲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長草開花，要想草長得旺花開得艷，夏天正是好日子。”可見作者本意是發掘并謳歌極花的生命力。敘事讓極花標本與黑亮娘的照片并置于窯洞，并借黑亮之口說他的母親因為“長得干凈、性情安靜”而被認為是最美的女人。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作者的審美理想，這種隱蔽的心思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后果就是一味地美化女性的外貌，極力強調其安分守己、溫順賢良的性格。這種歌頌女性、贊美女性策略的實質是抽空女性的主體性，再度落入了“被看”的男權主義陷阱中。很容易逆推回“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邏輯，這種消極的認命邏輯、宿命邏輯打著美的名義桎梏女性的內在生命。讀過書、被啟蒙過的胡蝶果然被這個封閉的強大的環境征服了，其中最有惑魅力的是老老爺的說法。老老爺是農業文明的產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鄉村的先知，是神，他擁有人事的命名權。他觀星，說天上的星與人相對應，以及關于孩子也許是解藥的說法最打動胡蝶的心弦。懷孕的胡蝶看到兩顆星之后就慢慢安靜下來，開始接受了肚子里的孩子、黑亮、黑亮爹、接受了封閉的鄉土世界……“養著娃，剪著紙，我竟然好久都沒有這窯壁上刻道了”。胡蝶對時間的敏感不知不覺中被鄉土世界的時間觀消磨了，時間是生命的全部內容，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斯賓格勒說：“世界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農民是沒有歷史的。”胡蝶的放棄時間就是放棄記憶，放棄反抗和自我。至于貫穿小說的高跟鞋，本身就多少可以看成三寸金蓮的替代物，高跟鞋決不是對女性身體的解放，相反是使身體更好地“被看”。在《極花》中，高跟鞋先是被黑亮爹放到井上施以魔咒，使胡蝶安心，再也不能逃跑；后來成為胡蝶對城市最后的念想，當她聽不慣金鎖哭墳，就取出高跟鞋穿上。高跟鞋這樣一個意象和文中多次提到胡蝶筆直的腿聯系在一起只能成為性意象，無法成為現代的精神向度。在窯洞這樣一個黑暗而封閉的空間中，人的精神世界也會同樣變得幽暗，時間感也隨之萎縮，這是一個主體性不斷削弱乃至喪失的過程。

除了胡蝶外，小說還濃墨寫了兩位女性：一位是麻子嬸，“我這一輩子用了三個男人，到頭來一想折騰和不折騰是一樣，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關于她敘事含有故弄玄虛的味道，她剪紙花，是民間藝人，也類似巫婆，有通靈的本領。記得《小二黑結婚》趙樹理曾不遺余力地揶揄小芹的媽媽，嘲笑她的口頭禪。可是在《極花》中，我們看不到敘事人對迷信的批判，而是再三突出民間傳說的應驗，比如詐尸、觀星之類，前現代對偶然性法則的崇奉和現代對必然性的認識是沖突的，囿于經驗的狹窄和局限，前現代社會很容易滋生出宿命論，認命哲學像精神鴉片一樣，使大家安于現狀。胡蝶與麻子嬸關系切近，最終胡蝶也隨她學剪紙花，并由此找到了精神安慰，進而認同麻子嬸娘的認命哲學。

訾米是從城里來的，她和胡蝶不一樣，她是自愿來的，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她說：“別人是上得天堂下得廚房，我是嫁得了皇帝也嫁得了乞丐。”她在立春、臘八兄弟分家的時候真的被當成物來分。訾米的命運展示了女性出路的逼仄，而她對自己身份和命運的漠不關心使大家無法對她建立深切的同情。

胡蝶、麻子嬸、訾米看起來各不相同，但撥開表象從意志層面來看，她們殊途同歸，她們就是這個封閉的村子的媳婦，受著男權、父權的壓迫，個體的意志被消解。我們可以將麻子嬸看成民間剪紙藝人，不能贊同敘事賦予她通神的巫術力量；訾米則讓人怒其不爭；至于主角胡蝶，我們對她抱有更復雜的感情，胡蝶被販賣的悲劇也可以解讀為從被虐到虐戀的過程。胡蝶的精神世界單薄、蒼白、脆弱，所以最終她會跟從麻子嬸學習剪紙，這是她重新認同前現代、認同男權壓迫的標志。

近年來的文學作品多寫人從鄉村到都市，《極花》是逆向的寫作，但逆向的寫作如果被逆向的價值觀支配，就會造成作品的簡化，比如對老老爺的神化、對黑亮的美化、對訾米的簡化。我一度于迷惘中產生胡蝶與黑亮男才女貌的幻覺，會重新想起《梁祝》的經典意象來，小說中說胡蝶前世是花，但我更容易想到“化蝶”，就像莊之蝶我們很容易聯想莊周夢蝶一樣。說來說去，賈平凹是過于迷戀我們的集權文化傳統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傳統的復雜，尤其是困境和弊端，傳統的果核是三綱五常，是等級制度，是“吃人”，這是整個二十世紀一直在努力清理的對象。魯迅曾說：“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白話就是啟蒙的利器，能夠讓更多的人尤其是社會底層的人得到教育，促進思想解放和自我實現。如果我們今天依然毫無保留地擁抱所謂的悠久傳統而不加辨析，那么“五四”這一代先知的努力便白費了。如果男才女貌的幻覺不能借敘事以驅除，只要這個成語及其代表的意識還在流轉，真正的男女平等就流于幻像。

鄉土小說的困境在某種程度也是現代性的困境之一，女性形象塑造看似一個文本世界的內部問題，其實則關系到作家、讀者如何想象女性、如何想象現代以及回應時代等問題。傳統的幽靈陰魂不散，我們經常會在面對難題時試圖重新回到所謂的儒家傳統中去找秘方，甚至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由將女性置于次級地位，而對近幾個世紀女性為爭取獨立、自主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視而不見。殊不知現代的問題無法用古代的藥方來醫治，我們決不能以幾千年的文明為借口渴望一勞永逸地解決現實中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