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3月8日，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女性學學者安托瓦內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1936-2014）的代表作《兩性：女性學論集》（下文簡稱《兩性》）中文版新書發布會在上海建投書局舉行。法國存在主義學者、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因其著作《第二性》被視為法國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她所倡導的普遍主義性別平等觀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福克是繼波伏娃之后法國最具代表性的女性運動旗幟性人物之一，不同在于，她認為兩性存在本質差異，并將性別差異理論化，開創了本質主義女性學。

從1968年參與發起“婦女解放運動”（M.L.F.）開始，福克對女性命運、價值的思考和為婦女爭取權益的行動一直持續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其思想更具當代性和現實意義。國際勞動婦女節之際，曾與福克共事多年、現任法國女性出版社聯名社長的伊麗莎白·尼可利（Elisabeth Nicoli）、米歇爾·伊岱爾（Michele Idels）來到中國，與本書譯者、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以及促成本書在國內出版的旅法華裔藝術批評家何宇紅一起參加了多場活動，向中國讀者介紹福克的生平及其思想遺產，并接受了媒體采訪。

安托瓦內特·福克其人

十年前，我病倒了……這病應該在我母親夢到我沒有腳的時候就染上了，當初，患這一疾病（多發性硬化癥）可以隨時要求終止妊娠并進行墮胎手術。今天，人們會去找代孕媽媽。我決定碰碰運氣；既然我已經懷上了，就不要瞻前顧后。我想要一個孩子，但我也害怕。焦慮和希望總是如影隨形，這是我碩士論文的主題。對比這兩種情緒，快樂往往難以言喻，但是我在這個人生的轉折點上預感到了這種快樂。（安托瓦內特·福克《人生而有兩性》1990年10月）

安托瓦內特·福克于1936年10月1日出生在法國馬賽，父親是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的活躍分子，母親“目不識丁卻很有才華”，27歲時懷孕生下一個女兒。1960年代初來到巴黎師從羅蘭·巴特，結識了影響她事業生涯的摯友莫妮卡·薇提格（Monique Wittig），60年代末曾跟隨拉康從事精神分析，幾乎同一時期投身婦女解放運動，她創立的組織名為“精神分析與政治”（Psychanalyse et Politique）。身為知識女性的福克從自身的生命經歷、生育體驗中看到了女性的天賦和困境，從倫理和哲學、歷史和潛意識、精神分析和政治等各個層面開始了長期不懈的斗爭。

伊麗莎白·尼可利曾在福克生前擔任其助手，米歇爾·伊岱爾曾在福克帶領下參與幾部其作品選集的工作，兩人都與福克共事長達四十年之久。尼可利說，很多認識福克的人都說過，她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非常謙遜、簡單。很多知識界、藝術界的朋友都對福克懷有深深的愛意，因為她的慷慨、開放。她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認識新朋友，通過思想上的碰撞，更好地理解他人和自己，從而消除思想和行動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她還是一名精神分析學家，她的理論造詣也很高 。在發起女性運動的同時，她也沒有間斷對精神分析的愛好和興趣，也不斷參加論壇和活動。她在工作中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因為她不允許自己犯錯誤，因此和她一起工作是十分緊張的，但同時又快樂不斷，笑聲不斷。

尼可利還提到，福克還是一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她不僅了解歐洲、印歐文化，對其他地域的文化也非常感興趣。她和中國淵源頗深，早在1975年的3月8日就曾和“婦女解放聯盟”的十幾位同事來到中國，1985年又來上海參加國際書展，1988年和法國著名女演員德納芙一起來中國宣傳新片，1995年則作為歐盟代表團的成員來到北京，參加了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與四萬代表共商女性未來。她不僅對中國有思想上的興趣，還有深深的熱愛，她不僅自己去了解中國，還讓中國的女性在法國和歐洲被認識，這種雙重維度的雙向交流對福克非常重要。女性出版社在1976年翻譯出版了秋瑾的自傳體彈詞小說《精衛石》（Pierres de l'oiseau Jingwei）。黃葒補充說，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著作《中國婦女》（Des Chinoises，1974）也是受女性出版社的邀請而撰寫的。福克晚年還編寫了一本《女性創作者全典》（le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créatrices），收錄了四十個世紀以來的女性創造者，共有一萬兩千多個詞條，耗時七載，其中收錄了100多名中國女性，既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這本詞典2013年才出版，現在已經出了英譯本。尼可利和伊岱爾都表示，希望這本詞典能早日翻譯成中文，因為這是一份給全世界女性的禮物。

米歇爾·伊岱爾回憶說，福克非常熱愛生活，熱愛身邊的人。在和她共事的四十多年間，讓她非常驚訝的是，她每次發表演講的時候都能說出一些從前沒有人想到過的新的東西，從而開拓出一片新的領域來。她也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每次聆聽他人時都特別專注，很快就能進入到語境當中，準確地理解對方真實的意思。她好像每分鐘都能想到三千個點子，在伊岱爾看來，這也許跟她對于生育的研究有關。她是一個思想的創造者，不斷孕育著新的思想，就像女性孕育新的生命一樣。

波伏娃到福克，“第二性”到“兩性”

現如今思考這一問題如此之難，是因為我們要對付兩種類型的厭女癥。一種是持傳宗接代觀點的人，他們繼續利用生育期間雙方的分工，利用女性的妊娠期，用生育、生養會說話的新生命來奴役她們……；另一種則是平等的普遍主義者，他們近乎偏執地否認最基本的現實原則——人生而有兩性，借此將 人類簡化為虛假的混合中性體，其特征是雄性的、單性別的、同性別的、自戀的、自我分裂的、不孕的，而且完全是利己主義的。（安托瓦內特·福克《厭女癥的瘟疫》1991年6月7日）

談及波伏娃和福克的不同，伊麗莎白·尼可利指出，從波伏娃寫作《第二性》的1949年，到福克發起婦女解放運動的1968年，法國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通過后者四十年間思想與行動相結合的不懈努力，法國女性逐漸獲得了包括婚姻自由、同工同酬、反對家庭暴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性別均等等各項權益。福克是一個戰斗者、行動者，她奔走于世界各地拯救了很多不幸的女性。不論是創辦女性出版社（Editions des femmes），還是發起各種女性運動，都是為了回答“什么是女性”這一核心問題。她不僅要把女性從壓迫、暴力中拯救出來，實際地在社會中改變女性的地位，使她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和男性同等的權利，還致力于挖掘出女性存在的意義，讓世人理解女性能夠帶給人類的財富。 尼克利強調稱，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領導者，福克還有著更為宏大的目標， 她更希望通過改變女性的命運改寫整個文明，帶來社會和象征層面的雙重革命，男性也可以通過女性的被接納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我們的后輩也會對整個人類的命運產生全新的思考。

米歇爾·伊岱爾補充說，波伏娃的思想誕生于二戰之后，1944年的法國女性剛剛獲得選舉權，還完全處于從屬地位，沒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從《第二性》這個書名就可以看出，第一性、也就是最重要的性別仍然是男性，女性只是作為“失敗的男性”存在。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于波伏娃而言，社會賦予了女性“第二性”的性別，實際上是一種災難，因此女性必須要拒絕成為女性，拒絕社會賦予她的性別；到了福克這里，她說“人生而有兩性”，也就是說兩種性別自古以來就存在，人的性別不止是由社會賦予的，而是有著客觀的生理基礎的，因此，兩種性別都有各自的價值、特殊性和稟賦，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稟賦可以將新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來，但女性生育對人類的意義是沒有得到承認的。 

黃葒在談到翻譯此書的緣起時說，她當時通過朋友認識了旅居法國的何宇紅，說起自己翻譯了波伏娃的《歲月的力量》、《戰斗的海貍》時，何宇紅表示波伏娃在法國某種程度上已經“過時”了，并給她介紹了福克的《兩性》。波伏娃自己在1967年的電視采訪中也說過，她認為在《第二性》中寫的很多內容都已經過時了，但在某種程度上，對女性的關注、女性的狀況并沒有改變。黃葒在讀了《兩性》之后發現，法國女性主義不是只有波伏娃這一支，而是豐富多彩的，而且一直在向前走。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而法國的第三波女權主義早就已經興起了。歐美學派強調區分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波伏娃說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成為的，就是強調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塑造，但《兩性》讓我們充分認識到要基于女性的生理性別，再去看到她的社會性別。

何宇紅在為《兩性》中文版撰寫的“法國當代女權主義精神領袖安托瓦內特·福克”一文中寫道：“其實，70年代初法國女權主義組織開始出現派系分支之間的齟齬和爭執，為論點、為權力，甚至為利益。波伏娃此時或是被利用、或是自愿地周旋于若干比較激進的組織之間，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女權運動的初衷……70年代從中期及后期直至今天，真正堅守女權運動，將其深入到現代社會各領域各階層的，是以西蒙娜·薇依、安托瓦內特·福克等人為主的一批女性活動家和知識分子，其他人其實早已不在其位或只在其位不謀其職了。”

女性學與后女性主義

顯然，問題不在于要求一份產假工資，而是拒絕對家庭婦女和職業婦女進行區分，拒絕對婦女生育的盤剝，以及提出婦女三重生產的概念——事實上在當前社會，婦女大部分從事著三重工作。生育不僅應該在經濟和社會層面，更應該在倫理和大眾普及方面，引起人們的重視。（安托瓦內特·福克《人生而有兩性》1990年10月）

安托瓦內特·福克的思想被學界稱為“女性學” （la fémionologie），在《兩性》的第二版序言中，福克解釋稱：“女性學”（la fémionologie）,遠不是所謂的“某某主義”，是已有知識體系下異端般的存在，是主流思想之外的一次飛躍，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米歇爾·伊岱爾從多個層面介紹了福克的女性學思想。福克是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她在五年里深入地研究了精神分析學的經典著作，發現女性始終處在邊緣和從屬地位，比如弗洛伊德把女性視為一個“黑暗大陸”，也就是一個不可捉摸、無法參透的領域。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有唯一的一種力比多，就是男性力比多，也就是性能量，女性唯一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等同于男性 。福克更新了心理分析的這些思想，她認為兩性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因此也有兩種力比多存在，女性的力比多不同于男性的力比多。女性有自己獨特的能力，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她的生育能力。

從哲學層面上來說，西方哲學把身體和思想二分，中間有一個鴻溝，身體是屬于女性的，思想則是屬于男性的，而要達到一個真正的深邃的純凈的思想，必須摒棄肉體，因此女性就受到了貶低。女性往往是跟身體以及動物性是聯系在一起的，而男性則是像上帝那樣擁有創造的能力。福克指出，只有把女性的身體納入政治層面以及哲學層面的思考，才能讓女性找到她真正的身份，所以身體是非常重要的。福克自己也說過，是她自己親身成為母親的經歷，她誕生下女兒的經歷，促使她對兩性的區別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讓她找到了女性處于從屬地位的深刻原因。福克認為，厭女癥的存在，并不是因為女性是弱者，而是因為男性對女性生育稟賦的嫉妒，她稱之為“子宮嫉妒”。 因此要找到屬于女性的獨特身份，就要看到生育功能的價值。 生育是完完全全地接受他者并且孕育他，最后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帶來一個新的生命，對他者是一種慷慨的、開放的態度。這是女性學最基本的出發點，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已經在很多的領域已經引發了革命。

法國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將福克的思想稱為后女性主義。此前社會對女性的看法經歷過幾種舊的模式：第一種是“女性只是子宮”，她就是一個奴隸，母親只是負責把孩子帶到世界上來，但孩子只對父親感恩；第二種是“女性都沒有子宮”，就是所謂的平等，女性就應該和男人一樣去工作，不應該生孩子，波伏娃似乎就是持這種觀點，因為她說女性應該寫書，而不是生孩子。第三種是歐洲的模式，希望能夠盡量平衡女性的職業生活和家庭生活，兼顧工作和生育、養育孩子兩方面，但這是非常困難的，女性肩負職場、生育撫養孩子和照顧家庭的三重任務，她們的辛勤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遭到了懲罰，例如女性往往因為養育孩子在職場上受到歧視等等，因此這種模式也是無法成功的。

福克認為當今社會仍然是男性視角，并沒有把女性生育這種“生命的生產”作為一種經濟生產力和財富來看待，所以才造成了一系列對女性的不公，她由此提出了第四種模式，主張社會應當充分承認女性生育的獨特貢獻，生育的價值應該得到文化上、象征上、經濟上的全面承認，這樣才能真正改變女性被忽視、不可見的處境，女性的地位才能得到改變。在福克不斷的號召和呼吁之下，法國女性取得了相對的獨立性，在生育上的貢獻也得到了較好的承認，法國的生育率和女性就業率在歐洲都是最高的。女性有雙重欲望，既不想被關在家里做家庭主婦，但也想要生孩子，在法國，這兩種權利基本都得到了保障。

伊麗莎白·尼可利還指出，福克追求女性解放，并不是要反對男性，而是要擺脫只有一個性別的社會，消除兩性之間的誤解。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的自然契約之后，福克提出了一種新的人類的契約，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契約，能夠達到他們的均等、合作，在現實層面、實際層面上和象征層面上同時達到這樣一種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