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吳承學教授新著《中國早期文體觀念的發生》一書從禮制、政教、職官、語言、作者、聽眾、媒介、場合、文本等展開文體的發生，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即文體之手，將上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得有條不紊。福柯說：“我希望能夠注意到，當我在說話的時候，一個沒有名字的聲音在我之前早就存在了。”文體正是中國文學背后“看不見的手”或“沒有名字的聲音”，不是作家論，不是文學史論，而是文本與文體的內部結構以及它們相互連接的游戲，構成中國文學的隱秘邏輯。由此而論中國文體學，義莫大焉！因而，可以更開闊地探討一下文體學對于中國文學與文學思想的潛在意義。

第一，文章學的重建。“游文章之林府”（《文賦》），這是說古往今來的文學遺產；“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文心雕龍》），這是說中國好文章的起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龍》），這是說經典；“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詩品》），這是說文采……“五四”以還，我們講“文學”，講想象、幻覺、靈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實“文章”這個概念比“文學”這個概念更文學、更美好，因為“文章”更加本色、本真，文人可以守護的，讀書人可以珍惜的，魯迅先生當年說的，“我并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就是寫文章。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文章”常常與如下詞語組合并同時使用：經術文章、綱紀文章、禮樂文章、氣節文章、文章志節、道德文章、大塊文章、節義文章、青史文章等，其中有人的胸襟、氣節與道德行為，有制度與政教的正義、仁善與文明教化，有代代傳承的經典，也有天地自然的大美，因而，如果回歸中國文體真相，文章的價值與地位應大幅提高。現有的中國文學史，文學的概念基本上是“五四”以后新文學的，其中大大遮蔽了文章的面貌，不要說文章與文明的關系，諸如文章的體裁、類別、作法、功能、內容、美學等，都十分稀缺。當代的中國文學史，是一部有選擇性的文學史，而不是一部真實的文學史。

第二，非虛構性。如果回到文章的本份，中國文學的“非虛構性”要重新加以重視。中國文學以詩文為正統，小說戲曲畢竟是后起的（其實中國的戲曲很大程度也是非虛構的）。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文”以實用為主，所以大致是非虛構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詩，非虛構性亦是主流。鄧小軍教授《中國詩的基本特征：寫實還是虛構》從詩歌大家、詩論與詩文化背景，得出結論：中國詩具有寫實性的基本特征；詩歌以虛構為基本特征的文學理論，不適應中國詩，因此應該相應地改寫。不能忽視中國詩的歷史內容。從文學立場說，詩歌內容如果未被了解，其藝術造詣便無從談起。

第三，作者身份。中國文體學有助于對作家士人身份的重新認定。與現代文學家的作家身份相比較，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具有身份的“多向性”。韓愈詩曰：“余事作詩人。”中國古代的詩人作家，基本都是“業余”的或者說是“兼職”的，因為他們本身另有一份正式職業。士人一身而兼官員、政治家、學者、文人、藝術家甚至農民。如吳承學教授論“士之九能”：

在先秦的原始語境中，“九能”說涉及當時占卜、田獵、外交、軍事、喪禮、地理、祭祀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強調大夫應該具有多方面修養與能力，能在不同場合適應不同的需求。正如章太炎所言：“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謂其多技，故號遍放于‘九能’，諸有術者悉晐之矣。”

文體學的復蘇，將是真正“士”的文學精神的復蘇。

第四，得體。這是一個有待于重新發現的文體思想。中國文體學對文學與人的真實交往活動有細致用心的安排。我想起親身經歷的一些文體學小故事：某年，日本高橋教授以其所藏古籍相贈，我轉贈五言古詩一首：“友人扶桑去，故籍重千金。臨岐脫手贈，平生一片心。”對于愛好中華傳統文化的日本學者來說，這比回贈其他禮品都更為得體，也更為可貴！又某年，我與王新才館長、程章燦館長、陳思和館長等，為北大圖書館百二十年館慶，步韻酬唱疊十余章，書成卷軸，作為獻禮，以最少的文字，最小的篇幅，又最有濃度、最有深度、最為典雅地表達了向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高校近代圖書館傳統敬禮。從這些個人的經歷可見，一方面重新復活舊文體的功能，一方面創造新的現代生活所需求的新文體，正是中國文體學的任務。

最后，文體與教化。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文體擔負著文明習得的使命。僅舉一例：研究發現，唐宋至明清士人的寫作訓練、文學啟蒙是從對對子開始的。對對子可以作為全社會測試兒童聰穎與否的主要方式，作為士大夫教養過程的能力指標，也可以開啟一般知識人生的鑰匙，甚至，還可以開啟命運的鑰匙（婚姻的媒介）、顯姓揚名的機會（義子的憑借，明清有不少故事）。古代社會能科舉取得功名做官的士人，畢竟是少數，然而，借著自少年時代即養成的八股訓練之助力，士人可以經營實業，可以做文人安頓自己，這也是中國文體學為士人謀劃的一條生路，或者，是科舉人生之外的另一選項。（參見王鴻泰：《學屬對覘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總之，現代中國文學是“語”的系統，古典中國文學是“文”的系統。前一個系統，注重作家的藝術與個性的話語行為與話語創造，因而是一種自主的藝術，封閉的藝術、秀異的藝術；后一個系統、更為注重讀者與語言行為的功能、特定場合，因而是一種生活的藝術或政治的藝術，作家有時并不重要，更為重要的，是文本身，成文明之體、成教化之力，是文明本身看不見的手，在社會治理、政治生活及日常活動中，成一種毛細管式的文化力道。因而，古典中國文學的主流是文體化的藝術，即技藝化的文學。其中有待發現更多的文體習性；而現代文學失去了這個文體習性。失去的后果，是精英文學的資源、本土傳統的資源和語言的資源的斷絕。

因而，文體學不僅要研究文體真相，也應該研究文體習性，回應“五四”時代，重建中國文論。

（作者：胡曉明，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