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犬與白鯨
近年來,有著英國國民作家美譽的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在國內風靡一時,幾乎全部作品都被譯成了漢語。在“文學死了”“小說死了”之類悲觀論調不絕于耳的年代,他的暢銷似乎顯得有點匪夷所思。縱觀他的全部作品,大都篇幅不長,除了被搬上銀幕的《贖罪》之外,其余均未超過20萬字,頗有一番小清新的氣象。
問世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黑犬》在麥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獨樹一幟,這倒不是由于開篇里孤兒杰里米綿長絮叨的自白讓人想起他的出道之作《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而是整部小說嵌入了黑犬這一醒目的象征意象。它雖然深藏在若隱若現的遠景中,卻暗中操縱著女主人公、杰里米的岳母瓊的命運演變。
二戰過后,瓊與丈夫伯納德到法國度蜜月。一次她不經意間與兩頭兇悍無比的黑狗相遇。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搏斗,她終于擺脫了惡犬的糾纏。如果這只是兩頭饑腸轆轆的野狗,那瓊與它們的對峙只不過是人與自然抗爭的一曲變奏罷了,而麥氏此書的主旨也意不在此。的確,隨著情節的推進,讀者得悉這不是兩條普通的野狗,而是被賦予了鮮明的政治色彩。德國占領法國期間,它們是蓋世太保的警衛犬,用于追捕抵抗人士。令人發指的是,它曾經過特別訓練,曾對女性實施強奸。在此,黑犬不僅僅是自然界野蠻力量的載體,而且與納粹沆瀣一氣,成了他們忠實的幫兇。
正由于這一次與黑犬的相遇,改寫了瓊日后的人生軌跡。她過后在當地買下了一座農莊,長年隱居于此,與丈夫伯納德在精神上漸行漸遠。直至垂暮之年,惡犬的形象依舊會浮現在她眼前,成為彌散在天地之間的邪惡的化身。無獨有偶,冷戰瀕臨結束之際,伯納德在坍塌的柏林墻邊目睹了一個土耳其移民遭到一群新納粹光頭黨圍毆的場景:它與令人毛骨悚然的黑犬形成了微妙的呼應,在這些人的目光中噴射而出的黑暗、仇恨、狂暴與黑犬別無二致,展露出他們內心深處那一片陽光無從涉足的黑暗領地,它與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上世紀初描繪的迷失在非洲大陸深處的庫爾茲身上呈現的“黑暗的心”可謂異曲同工。
不難發現,麥克尤恩在書中濃彩重墨渲染的黑犬形象,盡管給人以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其意蘊卻是明晰單一,而且是人為插在作品中的一個外在的象征符號,斧鑿痕跡明顯,沒有融化在文本的內在肌理之中。
相比之下,19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白鯨》對象征物的處理運用則顯得更為復雜、精妙。單就整部作品的體量來看,《白鯨》洋洋灑灑50余萬字,不僅篇幅龐大,而且文體駁雜,結構松散,在今天嚴苛的編輯讀者眼里,起碼可以砍掉三分之一。作為地球上體形最為龐大的動物,從《舊約·圣經》開始,它的記載在西方典籍中便源源不斷,17世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的代表作之一《利維坦》書名的拉丁文寫法為Civitas,意為大海怪、大鯨;他藉此喻指凌駕在社會之上的龐大可怖的國家機器。《白鯨》中的主角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名為“莫比·狄克”的白色巨鯨,另一個則是追殺者亞哈船長。長時間里,白鯨肆意橫行于茫茫大海之中,使眾多水手船艇葬身于魚腹之中,連捕鯨老手亞哈船長也被咬去了一條腿。全書以亞哈傾全力追擊白鯨莫比·狄克為敘述主線,凸現了亞哈近乎瘋顛的追捕歷程,最后以他與白鯨同歸于盡而告終。在麥爾維爾雄渾有力的筆觸下,亞哈船長這幕捕鯨的歷險一波三折,驚心動魄,既體現了他的堅韌豪邁勇敢,也折射出其偏執瘋狂癡愚。他千回百折的沉思默想,以及面對大海巨鯨時的咆哮,格調雄渾、蒼涼,讓人聯想起莎士比亞筆下的憂郁王子哈姆雷特與李爾王,也能捕捉到彌爾頓《失樂園》中決絕反叛上帝的撒旦的流風余韻。
作者對亞哈的雙重態度也體現在對白鯨的描繪中,孔武有力的莫比·狄克既是大自然澎湃生命力的象征,又蘊含著毀滅、死亡的邪惡力量。在白鯨與亞哈身上,善與惡、上帝與魔鬼齊肩并立,儼然如一對孿生子——這些描繪賦予了這兩個形象異常復雜的內涵。和麥克尤恩筆下的惡狗相比,白鯨不僅在體形、力量上遠超于后者,而且它本身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對它的追獵構成了情節推進的主軸,全然不是作者硬性植入的象征符號。
此外,白鯨這一形象內在意蘊的豐富隱微也是黑犬無法媲美的。黑犬作為人性惡的隱喻,僅僅觸及到了政治與倫理層面,而白鯨則深入到人性黝黑的深處,在那兒眾多蕪雜的枝杈盤結交纏,難分彼此,人性的輝煌偉岸與邪惡卑下共生共存,包蘊了生活中諸多難以求解的矛盾沖突。相形之下,黑犬則沒有提供如此宏闊巨大的意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