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列夫?托爾斯泰的勸告
由于過著寫作的生涯,在一些心情尚好的夜晚,我會走進和寫作有關的夢境。在能夠回想起來的那些光怪陸離的夢境里,曾經晃動著許多面孔模糊的前輩作家的身影:川端康成、瑪格麗特·杜拉斯、加繆、略薩、福克納,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俄羅斯的列夫·托爾斯泰。他總是邁著緩慢平穩的步子,由一片碧綠的草地上向我走來,而且邊走邊向我招手說:你應該爭取寫得精彩些……
生于一八二八年的列夫·托爾斯泰,并沒有活到一九五二年——我出生的那個年份。我的生命開始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終結了四十二個年頭,上帝沒有安排我們見面。但我卻從他那里得到了許多好意的勸告。當然,這些勸告是從他的三部譯成漢字的書——《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里得到的。去了另一個世界的他大概不知道他所寫的書對一個中國人的重要,不知道他通過他的書說出的勸告對一個中國寫作人的成長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要關注社會底層人的生活,是他用他的書給我的最重要的勸告。托爾斯泰出生在一個貴族地主家庭,他的生活圈子在社會的上層,他接觸的多是上流社會的人,他熟悉的是上流社會的生活,照說他該去寫上流人士的閑情逸致,去寫他們的觥籌交錯,去寫他們的離愁別緒,但他沒有,他偏去寫一個女仆——瑪絲洛娃悲慘的命運(《復活》),去寫俄法戰爭中慘死戰地的士兵(《戰爭與和平》)。他的筆下響著底層人的呻吟,讓人看了心一下子被抓緊,胸腔里陡添一股沉重,從而使讀者在獲得審美享受的同時,生出要對社會進行改造的沖動。也就是因了這勸告,我這些年寫的小說,講的大都是底層社會普通人的故事。底層人總是特別希望社會變得更加美好,但愿我的這些小說表達了這種愿望。
要剖析和展現人的靈魂的質地,是他給我的又一個重要勸告。他在《復活》這部小說里,把聶赫留道夫靈魂的形狀和質地極清晰地袒露到我們的眼前,而且把這個靈魂在水里漂洗的過程也細致地呈現了出來,當他最后將那個漂洗掉臟物變得純潔的靈魂捧到我眼前時,我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動了。我至今還記得,在書里,當聶赫留道夫玩弄了卡秋莎·瑪絲洛娃之后,作者這樣寫聶赫留道夫的內心:應當給她一筆錢才對,這倒不是為她著想,不是因為這筆錢在她可能有用,而是因為大家素來都這樣做,因為他在使用她以后,假如不因此給她一筆錢,別人就會認為他是一個不正直的人……這幾句話把聶赫留道夫那時那刻的靈魂的質地一下子寫了出來。托爾斯泰用他的筆告訴我,小說家寫人,不能滿足于把人的言行寫出來作罷,重要的是寫出人的言行背后的東西,寫出導致這些言行的那個靈魂的成色,讓讀者的靈魂在這個示眾的靈魂面前不自覺地去進行比較,從而有意識地去提高自己靈魂的潔凈度。這一點勸告對我很重要,它使我寫作時不再把力氣都用在人物外部行動的設計上,而是努力展露人物內心世界的各個隱秘角落,力爭把那些角落里盛放的東西都抱出來攤放在讀者的目光之下,從而使讀者看罷就很難忘記并受到震動和感動,使他的靈魂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
他給我的另一個勸告是要向世界呼喚愛。對愛人、愛己、互愛的呼喚浸透了這三部書的字里行間。在《戰爭與和平》中,他把俄法戰爭的慘狀寫得淋漓盡致的目的,是呼喚對他國、他民族的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所以把安娜臥軌自殺的情景寫得那樣驚心,也是為了呼喚對他人的愛;在《復活》中,他把聶赫留道夫在良心復活之后的行動寫得那樣細致,其用心更是在呼喚人與人之間的真愛。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寫到安娜去車站自殺前的內心自白:“……他就是不愛我了,出于責任他也會對我好,對我溫存的,可是那我想要的東西就沒有了——這甚至比仇恨還要壞一千倍!這是——下地獄啊!然而現在事實就是這樣的。他已經早就不愛我了……”這段話把愛對于人的重要說得多么清楚。懂得愛、能夠愛、會示愛是我們人類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下來的原因之一。只有愛,才會使人覺得活著是美好的;也只有愛,才會激發人去把這個世界建設得更美好。遺憾的是,由于人是從獸演變而來,身上還存有獸性,人與人之間也就難免不存有冷漠、惡意、仇恨,人世上就有爭奪、劫掠、殺戮,人間隨之便會有呻吟、痛哭、慘叫響起。托爾斯泰的勸告使我明白,作為作家,面對這幅并不美妙的圖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筆把存在于人們心中的愛呼喚出來,因為愛是化解冷漠、仇恨、惡意最有效的藥物。其實,每個握筆寫字的人都知道,筆既能呼喚出人心中的愛,也能呼喚出人心中的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那支筆,從德國士兵心中呼喚出來的不就是惡?一個作家,不管他的藝術主張是什么,不管他屬于哪個流派,不管他寫什么題材,如果他的作品最后從人們心中呼喚出的是惡,他就應該受到譴責。
要多關注女性的命運,也是他給我的勸告之一。在他的三部重要作品中,他一直關注著女性的生存境況,把許多筆墨都給了女性角色。安娜·卡列尼娜、瑪絲洛娃、娜塔莎是他寫得最為動人和感人的形象。除了這三位之外,《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和朵麗,《戰爭與和平》中的馬芒托娃小姐、納塔麗·勞斯托娃伯爵夫人、洛麗亞小姐、瑪麗小姐、麗莎夫人等,都寫得極其生動。這些音容笑貌各異的女性形象,使讀者不能不去想許多和女性有關的問題:自從人類進人父權社會以后,女性的命運多由男人決定,許多女人承擔著受歧視、受虐待、受欺負、受污辱、受迫害的角色。而女性身上又更多地存在著善和愛這兩種與人類前途緊密相關的東西。作為一個作家,關注女性的命運,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在張揚善和愛。就是因為有了托氏的這個勸告,我的大部分作品的主角都給了女性,而且在動手寫她們時,總是滿懷著同情,甚至對于她們中的敗類,也不愿使用惡毒的字眼——這當然不是理智的行為。女性在兩性世界中是負載著美的一性,作家關注她們,其實就是關注美。沒有美,我們愿意活下去?
他給我的再一個勸告是寫小說不要拋棄故事。他用他的書告訴我,不管你想對小說進行怎樣的革命,不管你想對小說傳統進行怎樣的反叛,最好都不要徹底拋棄故事。故事是小說區別于其他文學體裁的最本質的東西,是小說當初得以誕生的基礎,是它在今天的文學家族里成為長兄的重要原因。我讀《復活》是在十八歲,它所以能吸引十八歲的我讀下去,是因為聶赫留道夫對瑪絲洛娃由玩弄、拋棄到歉疚、真愛的故事抓住了我;我讀《戰爭與和平》是二十二歲,這部四卷本的書所以讓我愛不釋手,是因為其中有娜塔莎和彼埃爾曲折的愛情故事,有拿破侖對莫斯科的占領并最終敗退的故事;我讀《安娜·卡列尼娜》是二十四歲,它所以能讓我一口氣看完,是因為安娜·卡列尼娜和渥倫斯基偷情的故事太讓我感興趣。如果這三部書里沒有這些故事,它們的語言即使再好,寓意再深刻,我也可能早把它們扔了。而如果不讀這三本書,我自然不會記住托爾斯泰的名字。也就是遵從托氏的這一勸告,我的每一篇小說里都有比較引人的故事。如果把小說的成份比做一個有多位成員的家庭,那么故事,就應該是這個家庭中的母親。
歷史在前進,社會在發展,人的觀念在變化,小說的寫法也在革新。托爾斯泰的小說今天已成經典,他的小說寫法對年輕一代作家的影響在日漸減弱,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但他對我的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
我也因此對他滿懷敬意。
這些年來,我一直讓他端坐在我的腦海里。坐在我腦海里的他,是一個面孔慈祥、目露愛意、胸襟開闊、滿頭白發、衣著素樸,類似中國道觀里的道長模樣的人。這個形象一直保存到我寫這篇文章之前。
巧得很,就在我要開筆寫這篇文章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北京文學》雜志,這期雜志的第一一九頁轉載了發在《上海譯報》上的署名文夫的文章,標題是:“道德家托爾斯泰一生與情欲搏斗”。我自然吃了一驚;急忙讀了下去:
……托爾斯泰也是在妓院里失去童貞的,那時他才十六歲……
一八四九年他住在他的莊園里時,誘奸了一個女仆,一個名叫加莎的妙齡少女。不久以后,他又弄上了一個女仆,而且到六十九歲還回憶起“杜尼婭莎的美貌和年輕……”他還曾對遠房姑媽阿歷克山德拉·托爾斯泰有亂倫的欲念,他稱她“甜美誘人”且“與眾不同”,甚至夢想和她結婚……
他拋棄了情婦阿克辛妮亞——和他有過私生子的村婦之后,決定和年輕而嚴肅的姑娘索尼婭·貝爾斯結婚……
托爾斯泰指責索尼婭使他需要她,誘使他陷入罪惡。索尼婭呢,則厭惡他的偽善,厭惡他不斷提出的要求。因為他像只老山羊似的渾身發出膻味,腳上全是爛瘡和泥巴,已毫無吸引力……
關于一個男人如何處置自己的情欲,他曾在日記里作過這樣的總結,對于性的欲望,最好的辦法是:(l)在內心徹底摧毀它;其次是(2)和一個天性善良的女人一起生活,和她生兒育女,互助互愛;(3)當欲火中燒而難以忍受時,到某家妓院去一趟;(4)和各種各樣的女人發生短暫的關系,一個也不長久;(5)和年輕的姑娘發生性關系,然后拋棄她;(6)和有夫之婦通奸;而最糟糕的(7)跟一個不忠貞的、不道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讀完之后久久沒有說話。
我不愿相信這是真的,但我又知道,一般人不會去造這樣的謠。
在他的書里,他對女性是那樣的同情和尊重。他通過他的書展示給人的那一面,是那樣的美好。可原來……
坐我腦子里的那個托爾斯泰在搖晃著倒掉。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篇文章不寫了。不過幾天之后我又決定:寫完它。不管托爾斯泰在生活中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通過他的三部書所發出的那些勸告對自己是有重要意義的,我應該把它記下來。再說,托爾斯泰也是男人,既是男人,他有那些言行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作為讀者,只能要求作家把書寫好,不能要求作家同時是天使,是圣人。
難道一個作家一生里不和情欲搏斗就好?!
原先那個被自己神化了的托爾斯泰塑像在腦子里倒掉之后,他作為一個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凡人形象反而更清晰了。
我依然對站在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天地中最后一座也是最為高大的山峰頂端的托爾斯泰充滿敬意。
當我要結束本文的時候,我特別要對翻譯托爾斯泰著作的翻譯家們表示我的敬意和謝意,沒有他們,不懂俄語的我不可能讀到托爾斯泰的書,自然也不可能獲得他那些寶貴的勸告。
從事譯介外國文學的學者和編輯,都是我最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