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5年，我得了一場好大的病，在醫院的一個黑板上，寫著我的真名：何斌，直腸癌。我天天望著，不知道還能活多久。”一直以來，何頓是一個辨識度很高的作家，也是一個沉默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說都是對現實生活的正面直攻，誓要把每一個人物有血有肉地塑造出來，所以他很少改變自己的寫作方式，以沉默應對風起云涌的寫作技法變革，他說，“對于一個作家，最大的考驗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去一味地幻想突破”。在何頓看來，文學如果回避了熱辣辣的現實生活，就是一種不負責任。患病期間，躺在病床上不得逃脫，腫瘤在生長，何頓在思考自己這一代人的命運。手術前的最后一個晚上，何頓想，如果能夠活下來，就一定要寫下這代人的故事。現在，度過了生與死的迷茫之后，這個“霸得蠻”的湖南作家帶著新作回來了。

研討會現場

3月1日上午，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湖南省作家協會、湖南文藝出版社、長沙市委宣傳部、長沙市文聯共同主辦的何頓長篇小說《幸福街》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湖南文藝出版社社長曾賽豐，長沙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趙柏林，湖南省委宣傳部巡視員龔愛林，湖南省作協副主席、長沙市文聯主席湯素蘭，長沙市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王俏等出席會議。會議由湖南省作協主席王躍文主持。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何頓擁有不少“標簽”：新生代作家、晚生代作家、新狀態作家、新現實主義作家等等，但標簽如何之多，何頓的寫作里有一種自始不變的、專屬湖南人的“倔性”。“他有一部小說叫《湖南騾子》，體現了湖南人的性格，那就是不干到底不回頭。”在趙柏林看來，湖南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何頓在與病魔斗爭的過程中完成《幸福街》的創作，這種毅力與堅韌令人感佩。

評論家李建軍將湖南作家的特點總結為“剛性”，在他看來，湖南作家繼承了中國文學中“詩可以怨”的傳統，具有批判與質疑的精神。李建軍談到，小說《幸福街》中回顧了“50后”一代的成長歷程，反思了人的自由與善惡對抗的關系。同時，作為一部優秀的小說，《幸福街》不僅寫惡，還寫出了善良和光明的人性，小說人物黃國輝與陳漫秋的身上體現了美好的詩性精神。李建軍認為，作品中充滿了作者的生命體驗，不是一部“坐在書房里就能寫出來的小說”。

曾賽豐對何頓創作中的現實主義精神表示肯定，“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文學創作領域從風格、讀者取向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外界的紛擾幾乎沒有對何頓構成特別大的影響，幾十年如一日，他一直都是安靜埋頭寫作的作家。”曾賽豐認為，何頓一直把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放在寫作的第一位，始終秉持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我們像葵花》《黃泥街》《就這么回事》等十幾部長篇小說都體現了他對現實生活的關照。“有人將《幸福街》稱為中國版的《請回答1988》，認為《幸福街》共譜了幾代人難忘的回憶，我很贊同。”在曾賽豐看來，《幸福街》帶有作者深刻的個人經驗，他的家庭、朋友、同學之間的故事在小說中都有反映。幸福街對于何頓的意義是深遠的，如同福克納的奧克斯福、馬爾克斯的阿拉卡塔卡小鎮、沈從文的湘西鳳凰、魯迅的紹興、莫言的高密鄉，是他的寶藏和天地、文學空間的基石、個人經歷的縮影。

何頓《幸福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讀完《幸福街》，白燁感到有些意外。根據他長期對何頓的追蹤閱讀，何頓寫完全日常題材的作品少之又少，而以小人物群像為主人公的作品，《幸福街》更是第一部。白燁認為，小人物群像作為主人公，有利于書寫人物在艱難中的堅韌，以及在拼搏中對自我命運的改變，“一群小人物，各有各的風采，各有各的性格”。人物群像背后透露的是個人處境與社會的關系，白燁說，何頓的小說讓人讀來感到特別親切，因為不同的人物構成一種整體，與現實生活的關系緊密。國家和社會在幾十年間的歷次重大變革，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幸福街街道的變化與轉折過程中，每一個幸福街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變化，都寫得很生動。

有的小說甫一問世，在評論界影響很大，慢慢就消失了蹤跡，但也有的小說在漫長的被閱讀過程中歷久彌新，會被讀者慢慢記住。評論家胡平認為，《幸福街》無疑屬于后者。作者何頓以親歷者的身份書寫了社會人生的根本問題，寫出了歷史的迷霧給一代人帶來的無可挽回的犧牲和終身的痛苦，“這是一部有助于國人銘記歷史教訓的作品”。但小說若僅止步于此，作者的使命就并未全部完成。胡平坦言，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絕非簡單的歷史學演繹，其本身的文學價值體現在對個體情感的解剖中。何頓將筆力深入到歷史情境中的個體，探索考察不同的個體差異，追求個性和人生命運間的牽連，雖然書寫的是“50后”的青春故事，但對當下的年輕人也有巨大的啟迪意義。“因為每個人都沒辦法選擇出身、社會、環境和歷史，但是的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責任，也的確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人生方向，對于初涉世事的青年人來講，逆境也未必全是厄運。”胡平認為，《幸福街》引發了當下對人生應該如何定位的再次思考。

“帶有長沙方言的敘述語言透著一種機智和諧趣，甚至還有一種狠勁，口語化的敘述讓人覺得很流暢也很親切。”評論家賀紹俊談到，這種流暢、親切的口語敘述展現了小說力圖表現的世俗性。《幸福街》采取了弱化情節的結構方式，沒有貫穿始終的情節線索，沒有傳統小說中完整地起承轉合，而是以人物為核心，將人物的生活片段通過日常化的敘述連為一體，娓娓道來。“這種結構方式的長處是既突出了人物，又不會喪失敘述的日常性，而這種日常性恰好突出了世俗性的特點。”賀紹俊認為，《幸福街》不追求戲劇和傳奇，這種世俗生活的煙火氣中洋溢著對生活的真誠，作家走到小說中和人物對視，有一種親切的感染力。

對比何頓早年的小說，顧建平發現《幸福街》里少了作者年輕時的“莽撞氣”，敘述變得愈發平靜了，語言的張力慢慢放松，《湖南騾子》中那種緊張激烈的特征逐漸消失，這種轉變后的平和與寬容，讓人想到海子的詩句，“活在珍貴的人間”。顧建平特別提到小說中每一章的標題，都是一句大白話，這種樸素讓人想起小說興起的時代，質樸又不流俗，“像是簡要的概括，又像預告，讓人產生了好奇心，情不自禁往下讀”。

專家研討

施戰軍、王山、王干、路英勇、李舫、劉颋、陳新文等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幸福街》用質樸流暢的語言記錄了一條街道數十年的變遷，為共名化的小人物塑像，書寫了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抗爭與博弈，人物在命運波瀾中的跌宕與成長，以民間立場展現了人性的光亮，在凝視中體現了作家的同情、包容與反思。何頓說，他在手術后醒過來的第五天，開始了《幸福街》的創作，醫生建議術后要安心養病，多休息。但他覺得多寫幾個字會舒服一些，如果沒有寫下這些故事，心里不踏實。“寫作是我的一種精神支柱，一種信念。”何頓的創作大多一氣呵成，小說在寫作完成和發表出版時區別不大，但《幸福街》2018年4月寫就初稿，在出版前的半年間開了數次改稿會，前后一共修刪四次，這樣的經歷在何頓的寫作過程中實屬罕見。何頓說:“如果我沒做這個大手術，從生死之間走過一遭，讓我這樣一個有個性的人把稿子改來改去，我可能不會接受。”但四次改稿下來，他發現語言比初稿更為精煉，內容也愈發凝練，有重復性格的人物被刪除，讓整體節奏變得更明快。歷經磨難滄桑后，何頓更坦蕩地活在珍貴的人間，這種心性與寫作悄然默化的改變，或許是上蒼的補償與恩賜。

作家何頓

（攝影：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