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結合近年來徐則臣長篇小說創作特質，以細致的文本分析為切入點，從文體范式、敘事體式和文本接受等角度闡釋《北上》為當下長篇小說創作提供的諸多可借鑒之新質。運河題材的書寫對中華民族有著精神文明史的探源意義，徐則臣透視傳統、現代和后現代等多種文明相互沖突、纏繞、交融的復雜背景，通過“運河歷史”和新“運河經驗”整合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陣痛和挑戰，質地充盈的文本藝術形態形成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生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兼容并蓄，同時對中國當代小說創作題材的陌生領域進行了有效補白和拓寬。這些經由《北上》彰顯的文學新質，也顯露出中國長篇小說在未來發展的新動向。

關鍵詞：徐則臣 《北上》 長篇小說 新質 運河

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文學碩士，青年評論家、助理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魯迅文學院教研部教師。現為《人民文學》雜志社編輯。

2016年8月，作為《王城如海》最初的讀者，我曾就這部新作訪談過徐則臣。三個多小時密集的問答之余，徐則臣透露在創作《王城如海》時也想寫一個關于大運河的長篇：1901 年的時候，意大利人（小波羅）來找他弟弟。他弟弟（馬福德）是1900 年參加八國聯軍打到北京來，當時殺了不少人，自己又受傷了，八國聯軍有人撤回國去了，他沒有撤回去，跑到民間躲起來了。然后他哥哥（小波羅）來找他，但是當時不能說來找一個中國的敵人，他就說自己從意大利威尼斯來，對運河感興趣，沿著運河從南往北走。1898 年戊戌政變，1900 年義和團運動，意大利人（小波羅）航行路上得找苦力和保鏢，當時北方有義和團，見洋人就要殺，所以他找了一堆人，這一堆人中的每個人代表了當時中國的一種勢力，每個人性格也有古怪的地方，往北走時也都有自己的目的，湊到一塊兒去會發現特別復雜。意大利人看中國，也是很復雜的事，涉及到了當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處境，他們是如何看歷史。這個小說除了1901 年這條線還有2014 年的這條線，一個當下的知識分子，也是一堆毛病、一堆事，在講這個故事，一次講一段……

2018 年10 月，第5 期的《十月?長篇小說》首發了這部圍繞大運河展開的徐則臣長篇新作，近30 萬字的文本依托歷史、地理、精神和文明譜系，題名簡約而氣象格局融貫以出，是曰《北上》。通過歷史的北上和現實的南行，古今中西多軌并行，徐則臣以扎實的積累、純熟的技法建構個人信仰、家族精神與層累的歷史之關聯，同時以寬廣、駁雜、深邃的命運主體將自我引渡深入于后現代語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回歸——徐則臣的觀照視野更加開闊。《北上》作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篇新作，以超乎尋常的完成度和完整性提示出諸多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新的可能。

一 文體范式：引游記入小說

《北上》以題記和“考古報告”起筆，其后分為三部。與徐則臣兩年前的構思一致，第一部與第二部圍繞小波羅沿運河尋找弟弟馬德福展開，且建構有謝家、邵家、孫家、周家乃至馬家的世代故事，這些家族史以北上之旅開端，各懷目的與抱負的祖輩們相逢于運河，他們的后代則在若干年后因同一條運河的申遺計劃和紀錄片項目再次聚集，其中有對家族事業、運河精神與歷史真相的辨析與繼承，也有人與人之間最為樸素的相知、相愛和相信。而這些生命長河的延續、家族命運的起伏，與當時的國家、社會、政治、文明等歷史背景密不可分，急驟若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運動，徐緩如漕運衰敗、河道變遷、醫療船運技術日顯老舊、個人的判斷臆想和認知矛盾，復雜背景之合力若以單一形態作用于微小個體，也無一不成為改變命運、決定生死的直接原因。而經過家族歷史層累的演繹，這些因素同時鍛造出生命的堅韌真實及人性復雜亦可親近的光輝。小說的第三部圍繞一封考古發掘的信件展開，徐則臣在數頁的篇幅中為讀者建構起重復閱讀與意義解構的雙重難題，關于游記、風物、歷史、地理的非虛構敘述和世代人物之間反復虛構的真實被作者一再打破，而確立其上的，是運河精神的真實回歸和運河之子的又一節日。

正如小說頻頻關涉馬可?波羅的《游記》是如何激活了西方文明對古老中國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誘發了造成深遠歷史后果的地理大發現——《北上》的重要精神面相便也借由游記視角呈現。中國是有行旅文化的, 單就《昭明文選》里設有“行旅”類，并兼以“紀行”賦、“行旅”詩以及與行旅相關的“軍戎”詩補充可知，行旅不僅意味著現實的辛苦遷移還包含經商、探險、遠游求學等帶有現實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動。“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精神的一個重要部分，其概念則更為寬泛，無論是莊子的精神之游，還是徐霞客的地理之游，只要存在某種移動，都屬于“游”的范疇。盡管歷經文體的流變和文化精神的現代性轉向，我們依然能從行旅者的不同身份、旅途的不同體驗等基本特質體悟游記文本于敘述中所要表達的行旅新內涵。《北上》引游記入小說，在1840 年以后的中國，行旅體驗已逐漸脫離古典型體驗，竹杖芒鞋被輪船火車取代，世界空間概念植入中心之國的概念，此時的行旅體驗伴隨中國時局的變幻，不再著重于山水的游覽和思鄉懷人的傳統情感表達，而是突出地傳遞出最直接的現代性感受。我們在小說里叩問是什么殺害了意大利好人小波羅，是由義和團運動而來的仇外心態的普遍爆發，是受苦于現世又不知歸罪于何處的宣泄，是由本土船運技術落后而導致的醫療時間延宕，是傳統醫療在復雜病癥前的無知無畏，還是小波羅本就不該在不具備天時地利人和時跨國尋親？類似的追問還有很多，是誰殺害了秦如玉的父母，又是什么導致了馬德福的視死如歸……而這些，無疑都與古老中國的現代性陣痛共生。

不同于《耶路撒冷》里的“出走”和文化想象，《北上》對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更深刻認識切實地發生在本土，并主要通過與意大利人小波羅的親身接觸獲得現代體驗的意味，北上之旅則直接反映了這個過程。這一故事發生的本土，其范圍因“游”的活動而具體集中于船上和運河沿岸，并帶有復合的異托邦的特性：行旅的過程亦是“看”與“被看”的過程，自然景觀重疊文化景觀，游者的心理空間投射進物理空間，現實空間因情感和心理結構而有了狀態的痕跡，運河的主體化和精神化由此生成，而當下各故事人物的命運依然受運河牽引，便也是在沿運河北上的精神能量場里形成的集體想象與總體轉變。此外，游記作為記錄行旅體驗和文化想象的載體，曾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它能為當下長篇小說創作提供視角拓展和結構延伸，《北上》以其豐富的行旅體驗和文化想象提供出可供借鑒的新范式。

具體到《北上》敘事的各個關節，由路線和地點兩種元素靈活組合的“游蹤結構”成為推進故事的基本動力因素，由線及點、以點寫面，縱橫相交的地圖式景觀以人物的行走鋪展，人物的行走承擔起敘述線索的文本功能，并由多個“同路人”展開樹狀式敘述，從而將“游者視點”統一于敘述視點，讀者的注意力被最大程度地吸引到人物的游歷遭遇里，敘述線索附著于某個角色這一要素，締結了《北上》的主要文本結構。與西方游記文學相比，游記文學在中國固然不算缺席，但也是諸多文學強項映襯下的薄弱一環。西方游記文學經典，諸如《格列佛游記》，身兼幽默的冒險小說、挖苦研究與諷刺批評、有趣童話與寓言乃至科幻小說的先驅等典范身份，其間存在的統一原則和審美目的，從文體互鑒的角度提示出一種創作的可能。《北上》中不乏古今中西文明的對話，甚至其文本形態本身也已成為對話的重要參照，差異性的文學傳統、自然環境、經濟形態、社會結構和文化性格等因素曾經影響中西游記文學落差的形成。徐則臣將游記作為長篇小說的基本結構形式，一個豐富的游記文本形成于另一種完整的情節小說，并經由人物作統一聯結，情節復雜變化、時空關系規模宏闊，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但求安穩的勞苦百姓、亦正亦邪的他者、對祖輩不全然認同的后輩等等，小說里或悲或喜的生命個體因游記的性質獲得平等的話語權，陌生化體驗不斷生發，并深及文化哲學層面，被引入的游記因文本的另一重屬性凝結為小說的精神和隱喻——豐富的文體功能無疑是《北上》于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意義，而我們對小說文體研究的執著，如同《北上》所及，最終會切入到某種歷史存在和社會文化中去。

二 歷史學體式與敘事裝置

《北上》的主要行程有二，一是義和團運動期間意大利人小波羅沿運河北上尋找弟弟馬德福，兼敘馬德福從八國聯軍隊伍中逃離的故事；二是當下與運河相關的一群人，出于直接或間接的需要，聚集于大運河，關于這部分內容，徐則臣設置的講述者以家族史的角度進行敘述，文本的精神張力得以拓展。

《北上》中數次將運河比喻為人的血脈筋絡，與家國命運相連。且不說故事時間里漕運對傳統經濟的重要性，古代中國地理名著《水經注》里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的歷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無疑是河流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具有非凡意義的明證。《水經注》結合山岳、關隘、河川、渡口、橋梁、道路、聚落、倉儲等兵要地理記載有眾多歷史戰爭，有爭霸戰爭、統一戰爭、平叛戰爭、安邊戰爭等，根據戰爭性質的不同，酈道元的行文傾向亦有差別。可見，河的主題與生俱來便有歷史性和源頭性的意義。《北上》也不例外，小說故事關聯歷史事件和戰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運動，作為具體的情節和宏大背景，人物命運既無力抗爭也無法回避。

正如以馬可?波羅《游記》提供的資料為基礎，1375 年繪制的加泰隆地圖和1459年的弗拉?毛羅地圖，勾勒出東亞的海岸線，《北上》中伴隨行程而來的資料性敘述，成為小說歷史學體式的重要表征。這些資料性敘述，除去繁盛錄式的風物描寫所提供的想象性意味，在博物學意義上實際成為一種被記載的真實，而信件、照相機、羅盤、筆記本等物象則于一場虛構的考古事件中建構起歷史的非虛構性。這便引發兩方面思考：一是《北上》所觀照的諸多歷史學探討，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不在種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實為論史之關要”，圍繞文化想象建構的小說歷史學體式，其中虛構與非虛構之關系為何？二是徐則臣建構這種文本關系，所采用的獨特文學裝置及其安放問題。

《北上》的書寫自是面對國家、民族、文明等復雜歷史，歷史事件、河道漕運、衙門、縣治、風物和相關路線及其地理學描寫大致都具備文獻依據，小說的這種歷史性質具有相當程度的非虛構性。而從根本上，《北上》還是小說，在歷史事件的敘述方式、歷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歷史文獻的主觀選擇等重要維度，仍然是虛構的——我們當然可以通過各種展覽約摸了解到當時意大利筆記本的基本樣態和具體的紙張、開本及書寫工具在紙張上留下的墨跡粗細和褪色程度，我們也必須承認這種普遍的知識性無法替代小說中那一本跟隨小波羅多年的筆記本的獨特性。徐則臣寫夜深人靜時小波羅在船艙、床畔的窸窸窣窣，寫他對記筆記的堅持和慎重，寫他的樂觀與重重心事，這種獨特性甚至造成了筆記本的被盜……這種歷史學體式的小說形式，其突破性正在于：以文學的方式無限接近不可被切實抵達的歷史本身，對歷史文獻的主題化、邏輯化以細節化、揭示性的表現方法呈現于小說敘事，或微觀或宏大的話語體系下，小說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脈絡仍不失為事實，而小說家的個性特點與情感傾向在具體的書寫和故事深層結構的謀劃中成為關鍵。小說的文學性之完備不全在于虛構，更不全在于重現歷史，而恰恰在于《北上》這種審視歷史、進而以小說話語爭奪歷史話語，從而在彼此協調中對文本意義進行重新確立。

這種穿梭于歷史和現實的確立方法，是徐則臣長篇小說創作的典型敘事形式與風格。互文、隱喻或者其他，徐則臣運用意象符號反復解構著集體的記憶與想象，因此在故事場景中設置起多個具有“裝置”意味的布景和道具，故事人物和敘述者的主觀情感、所指的虛妄與荒誕、意義空間的寓言張力，以這些“裝置”自身所具有的極強包容力建構起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徐則臣曾將蘇軾的傳世名句“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作為《王城如海》的題記，這既是小說題名的由來，也是對其故事內核的高度概括，城與人的關系探討被納入古今視野，從而也生發出新的況味。《北上》同樣設置題記，一中（白居易）一西（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山水、人間、時光、歷史，盡歸其中，同時和盤托出小說里中西文明的對照性視野和文本的意義結構。《王城如海》里，客棧“菩薩的笑”牽扯出另一條敘事的主線，也成為故事轉折和解開謎團的關節。“菩薩的笑”不僅出現在《北上》的現實部分，還成為“小博物館”客棧的靈感來源，而“小博物館”客棧，成為《北上》建立人物聯系、轉換時空場景、銜接古今敘事、分離情節線索的重要裝置。而《北上》中的考古發現，如同《王城如海》中的面具，將小說敘事推向最終狀態，強化著文本的豐富形態和品相追求，并追問這個時代的精神真實。《王城如海》中有“瘋狂”的倫理，《北上》中則有“翻譯”的倫理，瘋狂不只是一個人的精神崩潰，而是每個故事人物難以逃脫的揭面，如何翻譯也不僅是單一知識分子的職業良知，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在歷史背景中如何去看、去辨析、去行動的集體選擇，徐則臣以此輻射出貫通于文本的情感價值和敘事性扇面。

三 文本接受：作為重復的閱讀

我們絕不能低估今天的讀者。他們再不會因敘事的切換而感到意外，正如他們也不意外于謝望和對孫宴臨說出時下流行的“土味情話”，可數的步數以減半和加倍的原始方式，精確衡量出兩人關系的遠近親疏，若真去計算那些步數，讀者會發現徐則臣的準確與用心。因此當讀者在家族史的思維慣性下去推測徐則臣的故事走向，以為“起起落落，隨風流轉，因勢賦形”，一部分總歸是另一部分的補缺完善，且看作者如何自圓其說，一切閱讀便成為了帶有重復意味的閱讀，強行賦予文本某種意義和連接。多次出現的淮陰侯韓信和《西游記》，真的就是家族精神的延續嗎？每個人的分裂性，無論是身份和理想的分裂，還是生計之于情義的分裂，真的就足以成為其世代關系的明證嗎？若非進入小說的第三部，讀者還難以從經由敘事穿插而產生的誤讀中抽身，繼續將有關謝姓、邵姓、孫姓、周姓乃至馬姓的人物故事理解為家族史統攝之下的前世今生，將現實里眾人的相遇理解為由世代故事接續而來的家族史延續。時間上，現實的重逢故事固然發生在1901 年那些“祖輩們”的初相逢之后，徐則臣特意在《北上》的最后章節才揭露謝望和的講述者身份，一則是出于結構上打破線性的考慮，二則是有意使讀者的可寫性閱讀介入文本。

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來。紀實的是這條大河，虛構的也是這條大河……強勁的虛構可以催生出真實……虛構往往是進入歷史最有效的路徑；既然我們的歷史通常源于虛構，那么只有虛構本身才能解開虛構的密碼。

小說中“我”的這番自白，無疑也是徐則臣就《北上》發表的創作談。一方面，讀者不再對那個“我”的身份產生疑問，鮮明的主體性和濃郁的抒情性以“我”的真實可感而確立；另一方面，徐則臣以“我”的章節性插入給敘述者在敘述時間上的轉換提供更大的方便，“我”因講述者的身份擺脫了規定的知域和視域限制，出入不同人物內心和穿越時空等敘述手段的自由調度，使《北上》無論在結構上還是敘事上均能自由開合。

在抒情自由、結構自由和敘事自由的基本框架下，邵家的水上風俗、謝家的運河紀錄片、孫家的繪畫攝影、周家的客棧收藏、胡家的血緣與考古等等，還為讀者劈出一條文史互證的思路，無論是從不可靠敘述理論還是新歷史主義的視角去揣摩，對往事的追憶之旅、具體的個人記憶、人物形象以及歷史的自我解構，都指向其背后隱匿的虛妄與覺醒之間的博弈，并由此通向個人、集體乃至社會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自我發現之路。

這條自我發現之路是世界性的。北上之旅何其艱難，動蕩不安且反復多變的局勢、復雜的通航條件和氣候，沒有小波羅尋親的十足動機、馬可?波羅精神的本源性鼓勵以及相對堅實的物質條件，便無法成行。如果身處歷史，在那條北上的船上，你會如何對待小波羅、對待沿途態度不一的他者，從而又會如何認識那段歷史和由其生發的深遠影響。徐則臣《北上》給每個人提供了“一個必須更加切實有效地去審視、反思和真正地喚醒它的契機”，“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而活起來的不止于斯，一如小說敘事也曾幾度由北往南、由運河折向鐵路，我們看得見歷史的多副面孔、聽得見它遙遠的聲音，更是從中流淌出的活的一部分，歷史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如同小說的不確定性一樣，我們真正期待的是個體在歷史進程中更深層次的自我解讀和自我審視，文學懸置于歷史與現實之間，最終表達的是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憂患意識。

運河題材的書寫對中華民族有著精神文明史的探源意義，徐則臣透視傳統、現代和后現代等多種文明相互沖突、纏繞、交融的復雜背景，通過“運河歷史”和新“運河經驗”整合中國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陣痛和挑戰，質地充盈的文本藝術形態形成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生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兼容并蓄，同時對中國當代小說創作題材的陌生領域進行了有效補白和拓寬。這些經由《北上》彰顯的文學新質，也顯露出中國長篇小說在未來發展的新動向。而如此氣象，也實證著徐則臣正走在通向高峰的路上。

[ 作者單位：人民文學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