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關于文藝的系列論述及其歷史意義
內容提要:本文從中外文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淵源和當今時代發展的角度論述了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產生的思想和理論背景,闡明它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豐富和發展,并分五個方面詳細闡釋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的深刻內涵及其在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上如何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了文藝的本質規律和社會主義文藝的態勢與對策,從而成為指引我國文藝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走向高峰的光輝指南,其歷史影響和意義十分深遠,不僅產生普遍的指導作用,還促進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現代化、大眾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論 辯證唯物史觀 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
習近平關于文藝的系列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理論成果,也是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引我國文藝擔當時代號角,以人民為中心、攀登文藝高峰的光輝指南。它的產生不僅有深厚的歷史和理論的根源,也具有學理創新的豐富理論內涵,其歷史影響和深遠意義,必將隨著時代的前進,越來越被人們所廣泛認識。
一
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我國曾經創造了無數光輝燦爛的文藝珍品,其歷史經驗凝結于歷代文論家的著作中,成為中華文化和人類文藝理論寶貴遺產的一部分。而馬別是西方文藝實踐的歷史經驗,而且把它建立在辯證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上,從而產生普遍的指導意義。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對西方文藝都十分熟悉,廣泛閱讀過古希臘神話、史詩和西方歷代名家的文藝作品,對文學藝術具有廣博的涵養,他們的文藝理論觀點又因根基于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藝多方面的本質與規律。中國共產黨人自從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裝,在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征程中,力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于艱難曲折中開辟自己走向勝利的坦途。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肇始,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論”,李大釗、毛澤東提出“平民文學”,到1920年代革命文學興起和1930 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浪濤澎湃,以魯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為代表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家就文藝的諸多問題與當時的非馬克思主義論者展開了多次影響廣泛的論爭。直至1942 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總結了五四以來我國文藝實踐、特別是革命文藝實踐的經驗和此前的論爭,對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根本問題,涉及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現實、文藝與革命、文藝創作中的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思想性與藝術性、創作與批評、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人性與階級性等問題都提出系統性的見解,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樹立了首座光輝的里程碑,指引我國文藝工作者開辟了人民文藝的新時代。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又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發展文藝和學術的正確思想方針。但他后期的左傾主張,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因偏離社會和文藝的規律,給我國文藝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改革開放40 年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領導人都在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正確原則的同時,大力糾正以往的左傾錯誤,引導我國文藝沿著符合文藝規律的健康大道前進。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和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的重要講話先后發表,更以其深刻總結我國文藝的新實踐、新問題、新挑戰,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度,為我國文藝走向高峰,提出系列的科學新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樹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改革開放40 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格局也出現新的變動。我國由于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從而迅速發展了生產力,使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屹立于東方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國文藝也蒸蒸日上,獲得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世界上的反社會主義勢力,總力圖通過各種途徑和辦法,阻扼我國的發展,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意志和努力。在文藝戰線上,由于這時期中外文化大規模的撞擊,西方各種新的文藝思潮紛紛涌入,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想藝術主張也沖擊我國文壇。而市場經濟唯利是圖的屬性在促進文藝繁榮的同時,也給文藝界帶來粗制濫造、唯利媚俗等不利于文藝健康發展的負面影響。文藝創作在涌現許多優秀作品的同時,也產生某些思想性藝術性低下的、乃至腐蝕人們精神境界的作品。這種情況下,我國文藝在新時代如何堅持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審美需求,如何正確對待中外文藝的傳統,如何堅持不懈地攀登思想和藝術的高峰,就不能不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面臨的歷史性課題。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論,既充分重視我國文藝的優秀傳統,也重視外國文藝的長處,以鮮明的科學的觀點,針對我國文藝發展的新實踐,深刻地闡明和回答了上述系列重大的課題。
二
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內涵豐富,我體會至少論述了如下幾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 文藝與歷史時代的關系。
習近平提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的命題,具有深厚的理論根據,是對文藝與時代關系的基于辯證唯物史觀的重要論述,也是對我國當代文藝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我國古代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這種“文隨代變”的認識蘊含著樸素唯物論的反映論的主張。因為,文藝與歷史時代的關系實際就是文藝與人類變動不居的現實生活的關系。所謂時代,指的總是一定時空人類社會的歷史態勢,包含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變化和特定時空的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的變化,以及人們相應的社會關系、思想和情感的變化。因而,每個時代的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反映到文藝創作中。但人們如果停留在這個認識上,而無視文藝作為人類的社會意識形態不但反映人的社會存在,還能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那就沒有充分和全面地認識文藝的社會功能。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①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說的就是人的主體能動性的一個重要功能。后來在《費爾巴哈論綱》一文中,馬克思又批評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指出被費爾巴哈忽略的人的能動性方面,反而在唯心論著作中有所論述。他說以往的哲學只是說明世界,而問題在于要改造世界。人類文明所以能發展到今天的高度,正得力于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毛澤東在延安便要求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和時代相結合,以自己的作品鼓舞和推動人民群眾去改變自己的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不但強調文藝源于社會現實生活,更指明文藝還能夠反作用于社會生活,具有指引和推動時代前進的本質功能。所以他十分重視文藝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作用,號召文藝要擔當鼓舞和指引時代前進的號角。
文藝所以能夠有助于指引和推動時代前進,乃因文藝不僅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傳播文化的最有力的載體。文藝所包含的人類理想和思想導向從來對影響各民族精神、塑造各民族靈魂,鼓舞人們去改造世界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他認為,“揭示人類命運和民族前途是文藝工作者的追求。偉大的作品一定是對個體、民族、國家命運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②這段大氣磅礴的話語,正是前所未有地闡明了文藝在一定時代的文化建設和歷史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也闡明了文藝作為時代號角的特殊性。
正是從文藝擔當時代號角的重要作用,習近平還要求文藝家認識當今時代與延安時期的區別,認識“大時代”與“小時代”的區別。他希望我們的作家藝術家要深入生活,了解客觀事物的尺度,不但從細節上去把握時代的特色,更要從宏觀上去認識時代,還要站在時代的高度,洞察歷史發展的趨勢,把握時代的走向,建構自己正確美好的理想。他指出,不能只看到“小時代”而不見大時代;不能只拘于“杯水風波”,而不見大河奔流。我們的文藝家對普通人固然要描寫,對富于時代高度、體現歷史走向的典型人物更要描寫。他把文藝與時代趨勢,與特定時代的歷史任務相聯系,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當今時代的歷史趨勢和使命來考察當代我國文藝的立足點。這就既高屋建瓴,又以辯證唯物史觀把文藝與社會現實關系的論述置于科學基礎上,從而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文藝的本質規律。正是從文藝應擔當時代前進的號角的視點出發,他在講話中不止一次強調文藝應大力塑造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因為英雄人物正是以自身的行為范例,率領群眾服膺進步理想,鼓舞和指引時代前進的典型代表。
第二,文藝與人民的關系。
文藝與人民自古就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最初的文學藝術,包括神話傳說、原始舞蹈和巖畫等都為勞動人民所創造。由于后來出現了階級社會,廣大勞動人民才不同程度地被剝奪了創造和享用文藝的權利。但民間文藝仍然廣泛存在和發展。優秀的文藝家總是與人民保持一定的聯系,從民間汲取創作的參照。隨著人民革命的興起和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以人類解放為奮斗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要把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作為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列寧曾提出藝術屬于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觀點。毛澤東在延安更提出文藝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論述。他號召文藝家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向人民群眾學習,從人民群眾中汲取創作的源泉。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文藝的系列論述中所以重新把這個問題作為重點論述,提出文藝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是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中曾出現某些不同程度地脫離人民群眾的創作傾向與理論主張有著針對性的關系。他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論述了這個問題。
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說,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他說:“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③
無疑,這是基于文藝發展的歷史規律的闡釋,也是以辯證唯物史觀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作出的符合歷史事實的闡釋,更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利益、人民解放的代表者對文藝工作者提出的科學要求和正氣凜然的號召。
習近平還以“人民需要文藝”、“文藝也需要人民”和“文藝要熱愛人民”的不同視角,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聯系時代作了更深入論述。他指出,“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對包括文藝作品在內的文化產品的質量、品位、風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以及民間文藝、群眾文藝等各領域都要跟上時代發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創作生產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斷邁上新臺階”。④他不僅考慮我國人民的需要,還考慮到世界人民的需要。他說,“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他們想了解中國,想知道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想知道中國人對自然、對世界、對歷史、對未來的看法,想知道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想知道中國歷史傳承、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等等。這些光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自了解、親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⑤因此他號召我國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⑥這正是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闊胸懷提出的新時代的要求。
關于文藝需要人民,習近平首先指出文藝反映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反映人民的生活,表達人民的心聲。他說:“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他列舉古今中外的許多名作,說明“文藝只有植根現實生活、緊跟時代潮流,才能發展繁榮;只有順應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關切,才能充滿活力”。⑦所以,他進而要求文藝家深入人民的生活,真切地感受人民的喜怒哀樂。他告誡文藝家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要始終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樂傾注在自己的筆端,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⑧
講到文藝要熱愛人民時,他說:“有沒有感情,對誰有感情,決定著文藝創作的命運。如果不愛人民,那就談不上為人民創作。魯迅就對人民充滿了熱愛,表露他這一心跡最有名的詩句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作家藝術家最大的幸福。”他還說,“熱愛人民不是一句口號,要有深刻的理性認識和具體的實踐行動。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⑨
上述基于人民的立場和需求,基于對文藝創作所以不朽乃根源于人民的深刻認識,基于對文藝創作中主客體互動規律的自覺把握的論述,只有真正熱愛人民,曾經與人民融為一體的領導才能有如此深切的體會和見解!習近平既堅持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的原則,又如此細致、具體而微地闡述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應屬前所未有。
第三,文藝與真善美的關系。
習近平十分重視文藝的真善美品格,十分重視真善美對創造優秀作品的重要性。
人類在歷史實踐過程中,因與客觀的對象發生關系,包括因自己生命主體的能動性、創造性,不同程度地改造了對象,從而使對象成為人的對象,并豐富了人對自己和對事物的感覺與認知。從美的領域來說,無論是自然美,還是藝術美,它們的美質都是客觀存在的。由于存在客觀的美質,才培養和豐富了人對于美的感覺。而藝術美對自然美的反映,由于體現了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就區別于自然美,如毛澤東曾指出,可能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而美又是與真善相聯系的。文藝作品中的真,通常是指文藝家所創造的藝術形象世界的真實感。相對于現實生活而言,藝術真實源于生活真實,又有別于生活真實。作為文藝家的藝術創造,無疑包含文藝家的藝術想象和幻想,它之所以能夠真實感人,就因為它根源于現實生活,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性格、思想、情感和人際關系的真實。即如幻如古代的神話或《西游記》《聊齋志異》那樣的作品,也莫不如此。而文藝作品中的善,則指作品的思想導向是否有益于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否能夠促進人類走向更加和諧有序,更加美好的未來,其中便包含道德的導向。盡管美學家們對什么是美?有過許多見解和爭論,但多數都同意美以真善為前提,因為人們面對美的事物所以產生愉悅的快感,總因事物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而言對人無害有益。假和惡的東西,很難被人認為美。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美和善是一個東西,就是有用和有益。” “任何一件東西如果它能很好地實現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時是善的又是美的,否則它就同時是惡的又是丑的。”⑩這是最早把美與善相聯系的觀點。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在《論畫》中說:“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質。在前面的兩種品質之上加一些難得而出色的情狀,真就顯得美,善也顯得美。”11 狄德羅所謂的“難得而出色的情狀”,指的就是作家、藝術家所創造的生動而真實的藝術形象。黑格爾也說:“感性觀照的形式是藝術的特征,因為藝術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實呈現于意識。”12 他明確認為藝術形象的美與真緊密聯系。中外文藝史都表明,歷代優秀的文藝作品莫不都是真善美相統一的。
習近平把真善美的文藝作品的創作看作是通向文藝高峰的必由之路。他認為,優秀作品與它所蘊含的真善美的品質分不開:“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文藝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的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他指出,“優秀文藝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13
這些話對優秀文藝作品蘊含真善美的品格作出了十分全面的闡述,深刻地揭示了優秀文藝作品的特性與功能,也深刻地揭示了真善美雖相區別、卻又密切聯系的辯證關系。概而言之,我國文藝工作者要攀登文藝高峰,必須充分認識到,一定要反映這個時代的真、體現這個時代的善、創造這個時代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美,必須看到現實生活中主導的光明面,表現光明必將戰勝黑暗;必須看到社會中善的精神的主導作用,表現善必將戰勝惡;必須幫助人們去發現生活中的美,并通過典型的集中、概括,創造出比現實生活更高更理想的美,表現美必將戰勝丑。
第四,文藝的思想性、藝術性與中國精神的關系。
文藝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系也是文藝理論的基本問題之一。它既與真善美的論題密切聯系,又是真善美論題的延伸。習近平總書記從時代的高度,在強調文藝創作必須精益求精,追求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時,突出地闡明應該高度重視思想性,重視弘揚中國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為三個層面的要求,即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它體現了我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也吸取了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化成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要求。習近平號召我國文藝家“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把它看作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14
在闡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當代中國精神的關系時,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愛國主義和道德倫理的重要,也特別強調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和吸取外國優秀文化成分的重要。他說:“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他要求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15 愛國主義當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反映人類的一定族群對于自己生存空間的熱愛,對于自己的一定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的熱愛。本質上它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要求個人為了國家和族群的利益作出自己的奉獻,必要時還應犧牲自己的生命。因而,它具有一種崇高性。只要國家存在,愛國主義就會存在。并構成一個國家和民族永不衰亡的最珍貴的精神品質,更是一個強大國家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我國作為文明古國,愛國主義傳統向來是維系國家統一和富強并抗擊侵略的國魂血脈,理所當然,今天仍然是中國精神精華的體現。文藝要弘揚中國精神,必然要弘揚愛國主義。
習近平認為,弘揚中國精神也應包括弘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念。他說,“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道德從來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一定時代構成人們社會關系、生活行為的準則。傳統美德當然是中國精神的一種體現。習近平認為, 弘揚中國精神,并非要排斥外國的優秀文化。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互相沖撞互相交流,吸取他國他民族的先進的優秀的文化成分以豐富自己的文化,又是文化發展的一條歷史規律。所以,習近平又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要繁榮發展起來,必須認真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只有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我國文藝才能更好發展繁榮起來”。16
習近平之所以特別重視文藝的思想性,重視弘揚中國精神、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高度,并針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狀況、文藝狀況而提出的。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時,我國社會正處在思想大活躍、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時代,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么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這里。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
他對于文藝要弘揚中國精神、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貢獻的闡述,不僅體現對新時代文藝思想性的高度重視,也無異于對那種主張文藝要“平面化”“碎片化”“去理性化”和“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論者的嚴正有力的駁斥!
第五,黨與文藝的關系。
黨對文藝的領導權問題雖然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興起后才有的新問題,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老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列寧和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都提出過這個問題,這當然基于革命的需要。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包括文藝力量為革命服務。奪取政權之后,黨實現對文藝的領導自然更為正當和必須。但反對共產黨領導文藝,一直有人在。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起便十分關注文藝,還在20 世紀20 年代初,鄧中夏便提出文藝應為黨所領導的革命服務的問題。當時革命文學和后來左翼文藝興起,都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闡明諸多文藝理論問題的同時,實際上也代表中國共產黨闡明關于文藝發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方針。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可以說是總結了自延安時期以來我們黨領導文藝的長期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并根據新時代的歷史條件,就這一問題作了最新的闡述。
習近平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把握了這個立足點,黨和文藝的關系就能得到正確處理,就能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17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先鋒隊,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核心力量。文藝從本質上是屬于人民的,既為人民而創作,也廣泛反映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黨之所以必須和可能領導文藝,從根本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文藝的宗旨也完全一致。黨作為先鋒隊代表人民執政和領導整個國家各方面建設,文藝自然不在外。
習近平認為,“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把握住兩條:一是要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文藝的基本經驗。也是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體現。歷史表明,什么時候我們黨做到這兩條,文藝就繁榮發展,違背這兩條,文藝的發展便受到損害。習近平還根據歷史經驗和新時代的發展,對如何加強黨對文藝的領導和管理提出一系列具體的要求,包括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高度,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貫徹好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把握文藝發展正確方向,把那些德才兼備、能同文藝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藝工作領導崗位上來,尊重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個性和創造性勞動等等。而針對當前情況,他還對以下問題闡明自己的見解:
首先,加強領導市場對文藝影響的管理。
習近平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文化產品要通過市場實現價值,當然不能完全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他告誡我們:“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要堅守文藝的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立價值,合理設置反映市場接受程度的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標,既不能忽視和否定這些指標,又不能把這些指標絕對化,被市場牽著鼻子走。”18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國家有所調控的市場經濟。因而,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要求和顯著特點。所以,唯利是圖應有所限制,牟取暴利而不顧社會效益的行為,必須受到譴責、乃至懲處。作家、藝術家作為文學藝術作品的生產者,一方面不能不受制于市場的供求關系,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者,又不應放棄自己必須通過作品滿足人民的審美需求,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情操,塑造人類優美精神境界的崇高追求。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指示,不僅僅針對文藝,擴而言之,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重要原則。
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遇到的問題,在新中國建立前本來就存在。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后長期的計劃經濟格局下不再出現的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重建市場經濟體制后,舊時代曾有過的弊端重又出現了。市場盈利的規律往往構成一只看不見的手,導引文藝作品的生產和傳播。對此,黨和政府自然不能不加以嚴重的關注。
其次,加強對文藝新態勢的領導和管理。
文藝的新態勢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成績與問題;二是生產和傳播。
習近平十分了解當前文藝的新態勢。他在充分肯定文藝創作成績的同時,也嚴肅指出存在的問題。他說,“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揺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揺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19 這些話,可謂句句擲地有聲,無不切中肯綮!深刻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當前文藝所存在問題的意見和憂慮。
他還說,“現在,文藝工作的對象、方式、手段、機制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文藝創作生產的格局、人民群眾的審美要求發生了很大變化,文藝產品傳播方式和群眾接受欣賞習慣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傳統文藝創作生產和傳播,我們有一套相對成熟的體制機制和管理措施,而對新的文藝形態,我們還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這方面,我們必須跟上節拍,下功夫研究解決。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體制,形成不斷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動局面”。20 習近平對網絡文藝特別關注。他說,“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由于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等發展,文藝乃至社會文化面臨著重大變革。要適應形勢發展,抓好網絡文藝創作生產,加強正面引導力度。近些年來,民營文化工作室、民營文化經紀機構、網絡文藝社群等新的文藝組織大量涌現,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由美術工作者等新的文藝群體十分活躍。這些人中很有可能產生文藝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藝名家都是從社會和人民中產生的。我們要擴大工作覆蓋面,延伸聯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們,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團結、吸引他們,引導他們成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有生力量”。21
現今我國互聯網網民已達八億多。在互聯網和新媒體等高新科技推動下,網絡文藝成為受眾面廣、關注度高、社會影響巨大的文藝新領域。互聯網和新媒體等高新科技對現實的文學藝術造成的沖擊和影響巨大。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等發展,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新技術的平臺為人拓展了新的視野和新的思維,引發審美情趣和價值觀的變化,為今天的文藝超越傳統、形成新的格局提供了無限的空間,已催生了一批新的文藝形態,除網絡文學外,還有網絡音樂、網絡評書、網絡動漫、網絡游戲,微電影、微廣播、微小說、微動漫、微攝影等。實體藝術創作與虛擬藝術創作之間的界限模糊、互相轉化,網絡小說可以變為實體圖書,有形出版物可以轉化為數字化形態。從文藝創作生產過程上看,在互聯網和新媒體環境下,創作呈現開放性和互動性,每個人都能在這個平臺上成為作者,推出作品。作者和讀者之間界限打破,隨時交流、及時介入、互動創作。既有大量個人自創的作品,也有各種自立門戶的網站、文藝網站、網絡工作室組織的創作。從文藝傳播渠道上看,出現了大數據、全媒體、超文本、人工智能、賽伯空間、人機交互等人類數字化生存的新方式,上述新變都給黨和政府如何領導和管理文藝帶來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提到這方面的問題與挑戰,對于黨加強和改進對文藝的領導,自然十分必要。
再次,重視文藝批評在黨領導文藝中的重要作用。
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向來是推動文藝前進的兩個輪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藝評論取得很大成績,也產生不少新的問題。習近平非常重視文藝評論。他說,“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這是深知文藝批評作用之論。接著他說:“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文藝批評褒貶甄別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健康發展。”他強調,“真理越辯越明。一點批評精神都沒有,都是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合,那就不是文藝批評了!”他認為,“文藝批評就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作家藝術家要敢于面對批評自己作品短處的批評家,以敬重之心待之,樂于接受批評。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22
習近平的上述立論,對于文藝評論界不啻金石良言,是針對當前文藝評論的弊病而發的。它體現黨對文藝評論的重視,也體現黨對文藝評論的殷殷期待!其中,有兩點尤應為文藝評論工作者所銘記。第一,文藝評論要有正確的評價標準。他所提出“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標準,其中便涵蓋了恩格斯所提出的“歷史的和美學的”標準,也涵蓋了毛澤東所提出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包括他所說的,對過去的文藝作品“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和“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予正確的批判”的精神,其中“人民的”標準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標準,體現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立場。所以,這樣提批評標準就更全面,更有包容性。第二,文藝評論工作者應有正確的批評態度。即文藝評論必須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敢于批評,敢于講真話,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表明立場,杜絕“人情批評”“紅包批評”。這實際上就是強調文藝批評必須嚴守科學性,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學風,堅持評論家應有的嚴正品格。習近平論述黨要依靠文藝隊伍和遵循文藝規律以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的領導時,他對于文藝批評的重視與論斷,對于文藝評論工作者無疑是巨大的鼓舞!
三
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內容豐厚,思慮深徹,全文不但廣征博引,體現了對于中外文藝創作和理論優秀成果的繼承和借鑒,展示了廣闊的思想視野和高瞻遠矚的戰略情懷,同時又體現了實事求是、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他總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總是針對當前我國文藝的現狀,有的放矢。因而,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又有新的發展和豐富。上述五個方面的重大理論問題是相互滲透、相互聯系地形成體系性的理論整體,以真理之光照亮了許多文藝家的心靈。我國文藝界學習后,反應強烈,廣泛擁護。中國文聯主席兼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今天,集結號已然吹響,讓我們在文學實踐中拒絕平庸,潛心創造,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23 中國評論家協會主席仲呈祥說:“講話為繁榮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提供了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思想是創作和評論的先導。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集中體現了21 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最新成果;其中闡述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無論對作家藝術家還是文藝評論工作者,都有醍醐灌頂之啟示,有鞭辟入里之警示;對解決當前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中存在的問題,推動創作和評論繁榮發展,有強大的引領作用。”24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榮獲國際安徒生獎的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說:“我理解,文學藝術工作者應當始終不渝地堅守道德高地,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警示社會、喚醒人心,行之有效地抑制假惡丑,不斷激發向上向善的力量。”25 僅從以上部分文藝家的反應中,我們就不難看到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激起廣大文藝家的強烈共鳴,產生了何等深遠的影響。
以我粗淺的體會,習近平關于文藝的論述至少有如下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第一,它從多方面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闡發了前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未曾涉及或深論的理論課題,包括文藝的真善美的屬性,文藝的時代性、人民性、思想與藝術的統一性和文藝批評的正確態度與標準等,從而揭示了文藝發展的多方面多層次的本質規律,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其次,它密切結合我國古今文藝實踐,總結了我國古今豐富而獨特的文藝經驗,提出中國文藝要弘揚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繼承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和美學精神,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作出卓越的貢獻。再次,它站在時代的高度,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足點,高瞻遠矚,放眼世界,闡明文藝在面對市場經濟、面對新的科技、面對廣大的人民群眾,面對世界未來應采取的正確措施和對策,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現代化、大眾化跨上新的歷史階段,為我國新世紀文藝的繁榮興盛開辟廣闊的道路,對世界各國人民文藝的發展也具有長遠的啟示作用。我國文藝工作者和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者理應不斷深入學習,用心領會,并落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注釋:
② 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63 頁。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 年10 月15 日。
⑩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商務印書館1982 年版,第19 頁。
11[法] 狄德羅:《論繪畫》,《文藝理論譯叢》1958 年第4 期。
12[德] 黑格爾:《美學》第1 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 年版,第129-130 頁。
23鐵凝:《作品是立身之本》,《人民日報》2014 年10 月21 日。
24仲呈祥:《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指導文藝創作》,《中國文化報》2016 年10 月14 日。
25曹文軒:《文學當為社會擔道義鑄靈魂》,《文藝報》2016 年10 月12 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