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以來，讀諸子大多基于西學的范式，如羅根澤說的“戴了‘西學’的眼睛以看‘諸子’”（張默生《先秦道家哲學研究》，山東文化學社1934年版，“羅序”第4頁）。這開拓了諸子學的領域，使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得以提升，貢獻不能不謂巨大。不過，帶來的問題也很多，并且實際構成了當代學人的問題背景。我越來越覺得，還有另外的走近諸子的路徑。假如基于諸子著作形式的特殊性，重視諸子及其學派的思想流變，再尋覓其背后的一般思想，當能獲得更客觀的認識。本文即討論這個問題。

一

讀諸子，首先該注意，戰國中期之前的諸子著作大多是對于特定對象的表達。戰國中期以后，有了針對普遍對象的表達，也還有許多篇章的內容是特定性的。

特定性的對象有個別性和類別性兩類。個別性的如《論語》，大多是對某個弟子或時人的教誨，以及弟子相互間交流的記錄，各條語錄原本是對個別性的對象而言。這也正是原始語錄體的特征。在這類體式中，語錄的意義是由語錄句義、語錄涉及的對象和語錄產生的語境結合起來形成的。閱讀這些語錄，該落實到語錄所及的具體對象或事件中，要知道語錄原本是對特定場境中的對象有意義。例如孔子斥責冉有“非吾徒也”，只是因為其佐助季氏田賦、“聚斂而附益之”（《先進》）這一特定事件，并不是對他的總結性評價。否則，就不能解釋他何以又列在“十哲”（《先進》）中。《論語》中多位弟子問“仁”，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當然也不是對某個弟子負責任，對另外弟子應付從事，而是李贄說的“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焚書·童心說》）。

另外類別性的，是對某一類對象說的。例如《孫子兵法》，前四篇對統帥講戰略性的問題，中間八篇對將軍講戰術性的問題，末篇《用間》對統帥和將軍都有意義。所以第四篇《形篇》講“無奇勝”（據銀雀山簡本），第五篇《勢篇》講“以奇勝”，并沒有矛盾。因為《形篇》是對統帥講的，統帥需要考慮政治、外交、經濟等因素，“奇”即使獲“勝”，也沒有決定性意義。而《勢篇》對將軍而言，將軍著重考慮具體作戰的問題，要求出奇制勝。這樣“不敵則避之”（《計篇》）之類的指示也能合理地解釋，因為其只是對統帥講的戰爭繼續與否的原則；假若是對將軍而言，怎么可能指示他在寡不敵眾時可臨陣脫逃呢？顯然，對統帥說的，對將軍可能沒有指導意義。

那些現在看來很抽象的著述，原本也是針對某一類對象的指示。例如《老子》，在各章的背后原本也潛存著特定類別的對象。顧準先生分為四類：“一類是‘王’或‘侯王’，‘王’或‘侯王’也稱為‘圣人’；二類也稱做‘圣人’，但不能確實指證為‘王’或‘侯王’，或是一些在野的‘圣人’的；三類是‘士’；四類是漫不指明為主體的。”（《老子的“無名”是反對孔子的倫常禮教的有名論的嗎》，《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頁）筆者曾分“士”“侯王”“圣人”三類（參見《〈老子〉“道”的依附性和原始巫術思維》，《江海學刊》2001年第3期）。具體怎樣分類自然需要再討論，但是分清了對象類別的特定性才能讀懂各章的本旨是顯然的。例如對“士”講的人生修養原則和方法，對“侯王”“圣人”沒有意義，其并非一般的人生論。對“侯王”講的政治謀略和手段，對“士”“圣人”也無甚意義。對“士”“侯王”“圣人”說的都以“道”為根本，這個“道”的意義也就不同一，不是一般性的。對象的特定性，導致了“道”意義的不確定性和豐富性。

到戰國中后期，有開始對普遍對象而言的著作。秦漢之間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淮南子》，有貫通全書的結構考慮，更明顯為一般性的表達（其中若干章節還是對特定對象說的）。但是，不能以為戰國中期之前的諸子著作也是這樣的。對某個人當時的需要說的，或是對某一類別的需要說的，其所形成的意義，若作一般性來理解，會有許多難以填平的溝壑。

二

要注意的第二點是，戰國中期之前的諸子著作由章句組成，后期發展到了篇的形式，也還有章句式的表達。這些章句或篇可能是創始人不同時期的思想軌跡，也可能是門人、后學的思想記錄。組合在一起，就有思想流變性的特征。

在這種流變中，某一章句或篇的觀點是對之前思想的批判和超越，也往往被之后的思想否定和轉折，只是一個階段的總結。

其中有學派創始人的思想流變。例如《莊子·逍遙游》，先抒寫像鯤鵬一樣的宏大志向，以為“用大”就是“逍遙”；接著由“小大之辯”思考到“物任其性”，認識到合乎本性的才是“逍遙”的，否定了“用大”說；隨后又認識到存在“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逍遙”，又否定“物任其性”說，提出“無己、無功、無名”。這第三個階段的思想也不是最后的結論，只是因為篇幅的關系止于此。這方面的思想在另外篇中還在繼續，例如《德充符》說到“人而無情，何以為人”，就對“無己”“無功”“無名”做了否定。因為開始思考人何以能“逍遙”的問題時，人是有“情”有“性”的；若為“無”了，就不是對有“情”有“性”的人而言，也就沒有意義了。

更顯然的是學派思想的流變性。諸子著作實質上是學派的論文集，這些學派的形成經過了近百年，甚至二百多年的歷史過程，后學思想必然會有所發展。而且，這些發展更可能是多向的。這樣自然讓我們看到學派思想的流變性和豐富性。

例如《論語》，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宰我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陽貨》）顯然是墨家“兼愛”“節葬”思想的先導。冉有佐助季氏的賦稅改革，被孔子斥為“非吾徒也”（《先進》），是因為與法家的政治實踐相近。這些弟子的言行是孔門學派思想流變的表現，也是春秋后期諸子思潮的蕩漾。

再如《孫子兵法》，講到“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迫”（《軍爭篇》），與《司馬法》“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意思相同，屬于春秋貴族戰爭時期“爭義不爭利”（《仁本》）原則的留存。另外著重講“兵者，詭道也”（《計篇》）、“十則圍之”（《謀攻篇》）、“千里殺將”（《九地篇》）等，則是春秋末期以后的戰略戰術。在這里約略可見春秋至戰國軍事思想和戰術原則的變化。

到了戰國中后期，各家在堅持己說的同時吸收其他家觀點，往往雜糅中呈現流變，流變中呈現多元。例如《莊子》的“外雜篇”對于“內篇”的思想發展：《天地》“堯觀乎華”、《刻意》“吹噓呼吸”片斷轉到了神仙道教思想；《山木》“莊子行于山中”寓言提出“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觀點，進一步闡釋“無用”的處世思想；《至樂》“莊子妻死”寓言表達了超越死亡的態度，發展了《德充符》中的“形”“神”關系認識；《天地》“子貢南游于楚”寓言，批判機械文明觀念，拓展到超越技術的精神意義。

再如《管子》，《經言》組提出以“商”輔“農”、以“法”補“禮”的經濟政治思想，當為管子本人或學派早期思想的記錄或傳述。《外言》以下七組，從法家、兵家、名家、農家、陰陽家、輕重家、黃老道家等方面做了闡發并轉進，或繼續政治路線的探索，或旁入經濟學、軍事學、農學領域，戓把“水”“氣”“心”“道”提升至形而上的層面，學派思想像河流一樣有上下游、主流與支流的關系，在流動的過程中呈現變向、多向的狀態。

到了雜家那里，才有了整部著作的結構性考慮。但是各篇章的內容還只是大略分類，大多還是拼湊起來的。細細分析，也有流變和多元的痕跡。

可見，忽略了諸子思想的流變性特征，系統認識和建構不可能是客觀的。

三

注意到這些文本形式上的特征，就知道多數諸子思想原本是對特定對象說的，其本來意義是特定性的。所謂的觀點，只是思想流程中的階段性陳述。

那么，我們讀諸子，如何得益呢？一般的，是從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同一類別的經驗。就是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與諸子概述的這一類或這一段經驗意義差不多，從中獲得教益。

例如《論語》“父母在，不遠游”（《里仁》），原本應該是對父母需要其照顧的某一個子女說的，假如我們的父母也需要照顧，那么，就遵循這條語錄的旨意。假如父母健康，兄妹很多，那么，這條語錄就對我們不發生意義。再如《孫子兵法》“不敵則避之”（《謀攻篇》），作為統帥，讀之有意義；作為將軍，讀之沒有用，因為面臨再強大的敵人都得拼死作戰。這用傳統的術語說，是“類”與“宜”。同類的經驗意義，才適宜為用。

當然，要深刻領會思想，還應該從特定性的表達中挖掘其背后的一般性，從流變性的過程中構成其內在的系統性；并且由這樣的一般性和系統性去統攝所有的特定性意義和階段性意義，建構成一個系統。

再以《論語》為例。我們要尋覓其背后的一般性意義，即史華茲說的“潛含的通見”，“關于某種實在的前后一致的通見”（《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程鋼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頁），這樣孔子才可以稱為思想家。當然，這會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敬”與“和”，都有合理性。“敬”是每一個人的做事原則，是修養的本質要求。“和”是和睦、和諧，是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及自然的相處準則，也是國家社會的目標所在。從《論語》本旨和當代需求上看，似強調“和”更合理些，也更有意義。因為《論語》思想建立在“禮”的基礎上，“仁”“中庸”等都是對“禮”意義深入認識的結果；而“禮”蘊含著“等差和諧”的精神，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和”。《論語》中那些請教應答以及教誨、批判的語錄，背后都有一個社會的“和”的本旨。為什么斥責冉有“非吾徒也”，是因為其佐助季氏“聚斂”（《先進》），目的只在于“利”，背離了“和”的政治理想。《論語》重視“仁”和“中庸”，也是因為“仁”的行為能促進“和”，“中庸”的表現即達到了“和”的境界。同理，弟子們有關“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的說法，以及稅制、禮制方面的改革，也是從社會形勢出發對“和”的再認識。把握了“和”這個一般性意義，才可以統攝“道”的本體論、“禮”的社會政治論、“仁”的人生論、“學”的教育論等，形成思想系統。

再如《孫子兵法》，分析那些特定性、流變性表達背后的本旨，會發現都是一個“利”，是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戰略上考慮政治、外交、經濟條件，是為了避免戰敗，確保“利”的實現。戰術上講“虛實”“奇正”“軍爭”，重視地形和間諜工作，也是為了謀求最大可能的“利”。即使“窮寇勿迫”，也是從春秋戰爭中追殲“窮寇”往往不能得“利”，還損失“義”這一角度考慮的。故而建構《孫子兵法》的思想體系，應該以“利”為核心，從戰略和戰術兩方面展開。

當然，有關的認識會是多元的，分歧難免。這里所強調的，是這個工作不能從某幾條語錄的語義中歸納出來，而應該深入其特定性、流變性的背后加以判定。例如關于《論語》的“和”，不能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一語得出。關于《孫子兵法》的“利”，也不能只依據《計篇》“因利而制權”、《作戰篇》“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這類章句。

由這樣一條路徑，似更可以走近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