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

創意經濟時代，創新創意和創作創意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部分發達國家或地區通過 “創意國家”戰略，已經率先進入“創意國家”行列，享有發達創意國家紅利。對標歐美的先發創意國家，建設“創意中國”勢在必行。應對創意經濟時代的到來，中國當代文學必然要走創意化發展之路，因應創意中國建設，建立 “文學創意中國”戰略，建設新型的創意論文學本體觀，以文學的創意論轉向回應創意中國戰略實踐，通過文學創意國家建設，讓文學更加切實地介入創意產業及公共文化服務，助力大國文化戰略及創意中國發展，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題中之意。

中國經濟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需要什么樣的發展戰略？以往，人文科學參與回答這一問題的機會較少，文學參與思考這一問題的機會更少，甚至，部分文學家和研究者明確拒絕參與此類思考，覺得文學離這些問題越遠越好。果真如此嗎？時代社會經濟發展將這一問題凸現出來擺在了我們面前。無論是否愿意，文學已經被裹挾而入，當代文學發展必須思考和回答好這一問題，才能在時代潮流中找到自己的精準定位。

隨著創意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創意的系統認識和重新思考成為擺在人文學科乃至當代文學發展面前的重要命題。新的時代語境下，隨著中國逐步進入創意經濟時代，中國當代文學正迎來創意化轉型，這是一場當代文學正在經歷的類“五四”新文化運動式的轉型。

一 創意經濟時代文學何為？

世界經濟正逐步進入創意經濟時代。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經濟學家佛羅里達（R．Florida）從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角度，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分為農業經濟時代(A)、工業經濟時代(M)、服務經濟時代(S)、創意經濟時代(C)四個時期。在1900年以前，世界還處于農業經濟時代(A)，1900—1960年間，工業經濟迅速崛起， 1960—1980年間，在世界范圍內服務經濟超過工業經濟成為領頭羊，創意經濟則開始發展；1980年代以來，創意經濟增長速度很快，有著越過服務經濟的趨勢。21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創意經濟時代已經到來。在創意經濟時代，一國國力不再簡單地由其自然資源、工廠生產能力、服務能力疊加而成，甚至軍事和科技力量也不再是國力的主要表征，創意成為最核心的推動力，創意人才的聚集和創意產業的發達成為衡量國力的核心指標之一，事實上，目前世界上的主要發達國家，創意產業在GDP中均占據支柱產業地位，先發創意國家創意產業產值占GDP總量的25%以上。

麥克爾·哈特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繪制了中世紀以來的經濟文化范式變遷，認為20世紀后期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第三范式，文化觀念上以后現代的多元文化觀為主導，經濟形態上以非物質的創意經濟為主導，創意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資源、核心資本。

比照以上觀點，筆者將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分為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創意經濟時代三個歷史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典型的農業大國，度過了漫長的農業中國階段。1860年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中國開啟工業化進程，進入工業中國階段。不過，真正系統的工業化體系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逐步建成的。1949年到2010年，中國建成了現代化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又進行了工業化結構調整和農村工業化。1999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同時中國也部分地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但是，中國獨立的服務經濟時代特征不明顯。（美國就明顯經歷了 “制造”轉移到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把“服務”留在國內的由制造大國向服務大國轉型的經濟形態升級迭代）

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世界的經濟版圖發生變化，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在創意經濟浪潮中，中國面臨第三次轉型，即由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制造大國轉型為創意大國，將中國制造轉型為中國創造，這時，創意作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建構創意中國勢在必行。也是在這個十年中，中國從不承認創意產業到把創意產業當作核心產業、戰略產業、支柱產業，并相應地制定了國家層面的發展綱要，標志著中國正式承認了文化類創作創意的社會經濟發展核心驅動力地位并通過制定相關的優先發展戰略，開啟了進入創意經濟時代的大門；2016年5月19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正式標志著中國不僅僅把文化類創作創意當做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同時更是把科技創新創意當做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從此中國式創意國家戰略基本成型。

未來中國在實現制造業、服務業進一步轉型升級目標的同時，如何從“中國制造”“中國服務”走向“中國創意”？如何在歷史發展的規律鏈條和世界競爭格局中尋找未來中國的“創意增長點”？如何通過有效規劃和實踐，從而引導中國成為世界范圍內具有競爭力的創意國家？這是擺在人文學者和文學家面前的緊迫問題，這需要人文學科和文學家們圍繞創意及其相關議題建構一套創意論的話語體系，助力“創意中國”戰略思想的建構和實踐。

創意概念源于西方心理學術語。在英文中，創意一詞的表述最初起源于《創世紀》（Genesis）中關于創始（Creation）的圣經故事，最早“創造力”（創意）一詞只適用于對神和上帝的贊美，人自身的“創造力”是隨著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逐漸被確認的。尤其是進入20世紀，西方心理學界開始關注人的“創造力”與“創造性思維”，“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認為：“創意是催生某種新事物的能力……它必須是個人的、原創的、意味深遠和應用性的（簡稱POMU）”，霍金斯強調了創意的“個人性”特征（personal），團隊的合作可以誕生“創意群”，但需要承認每個人的“創意貢獻”。創意可以分為隱性創意和顯性創意，隱性創意，特指大腦中創意思維的活動，是那個尚未物化的思想、觀念、形象；顯性創意，就是通過產業化而實現了自身的“創意”，是隱性創意的顯性化，是我們通常所看到的創意產品，可以是一本書、一幅畫、一只手機等等。創意也可以分為大創意和小創意，大創意是指從無到有的原始創意，而小創意是對既有的整合創新。創意經濟時代，創意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要素。

從創意的源頭來看，1998年英國政府頒布《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強調創意的個人性，突出了創意的文學文化原創性和人文藝術創作性。從創意產業的結果“創意產品”出發，文學、廣播影視業、錄音錄像業、圖書、報刊出版業、戲劇演藝業、廣告業、計算機軟件和數據處理業等是核心創意產業。創意產業時代，人文藝術的創作創意，某種意義上正在趕超科學技術的創新創意，彰顯其對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的驅動意義。創意經濟時代，無論是學界還是政府，都更加重視文化創作創意的重要性。這意味著一場真正的學科轉向，傳統的人文學科必須逐步轉向跨界的創作創意和創新創意，才能因應這種社會經濟的創意化變局，這種轉向深刻地發生在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而構成這一核心的則是文學藝術的創意化轉向。

佛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提出，未來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是創意階層。“我認為創意階層由兩種類型的成員構成：一種是超級創意核心群體（詩人、小說家、藝術家等），另一種是現代社會的思想先鋒（記者、編輯、學者等）”。Paul Dawson在《創意寫作和新人文主義》一書中強調，以創意寫作為代表的應用型人文學科需要重視創意的社會多元自主功能，特別是將目標定位為培育文學公民，將創意用于社會回饋和公共文化服務之中。比如，在監獄、社區開展創意寫作工作坊，將創意激發作為一種心靈療愈和關注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的工具。

由此可知，創意經濟時代，文學不僅僅會通過產業化發展而成為整個創意產業的上游IP源，成為創意產業原創性的源頭，從而成為一國創作創意能力的核心標志，促進整個創意經濟的發展，同時，文學也將通過直接的社會服務而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要素。

二 “創意國家”視野與當代世界文學的創意化轉型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達國家經濟開始向創意經濟轉型，部分發達國家為促進這種轉型，將創意上升到戰略高度，制定了“創意國家”戰略，至此，“創意國家”的概念浮出水面。

1994年前后，澳大利亞公布了一組政策構想，最早提出“創意國家”戰略，打出建設“創意澳大利亞”的旗號。該戰略致力于整合文學藝術、文化遺產和創意產業等各種文化領域，將創意作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提出五大目標：

“創意澳大利亞”五大目標

1994年

1.承認、尊重并贊揚托雷斯海峽島民的土著文化的獨特性，保護文化資源。

2.確保政府支持澳大利亞的多元化，所有的公民無論背景和境遇如何，都能擁有權力參與到構建文化多樣性的工作中，實現藝術多元自主。

3.支持優秀的藝術家和文學創意工作者，建立原創作品和創意庫，鼓勵講述“澳洲故事”（telling Australian stories），扶持文學創意人才，發現文學創意作品。

4.加強文化創意對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社會福祉和經濟發展的有益作用，將創意融入生活。

5.激活互聯網數字經濟，支持創新，支持新的創意內容、創意知識和創意產業的發展，強調創意與互聯網等新媒介的融合效應。

在澳大利亞創意國家戰略中，文學承擔了極重要的功能，它書寫澳大利亞歷史和現實，承擔文化歷史傳承和文化創意社區建設功能，培養創意人才，為創意國家提供基本原創及精神支撐，這對澳大利亞傳統的文人型、專業作家型案頭文學作家作品提出了創意產業化及社會化服務的轉型要求。

1997年，英國工黨執政后，首相布萊爾改組內閣，提出了“新英國”計劃，設置文化傳媒和體育部作為創意產業推動機構，公布了創意國家戰略（Creative Britain）。此戰略規定了七個目標：

“新英國”計劃

1997年

1.向兒童和青少年推廣創意教育：開展“發現你的天賦”計劃，每周試點五個小時的文化創意課程。

2.把創意用于工作：鼓勵利用創意創業和求職；為大學生創業提供支持；鼓勵企業設立創意研究空間；建立“創意研究中心”，支持高等院校為14到25歲公民提供創意技能培訓，發展創意職業教育。

3.支持研究和創新：技術戰略董事會提供1000萬英鎊支持創意產業理論與實踐的相關研究；提供300萬英鎊支持“創意創新者計劃”，為創意產業建設一個“知識轉化網絡”，創新、大學和技術委員會特別支持提升創意產業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的相關研究。

4.扶助創意經濟發展的金融計劃：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地方發展委員會支持，引導創意產業發展，特別是扶持相對落后地區；鼓勵對創意產業的投資、招標、金融扶持項目。

5.促進和保護版權：立法保護版權，嚴懲盜版，保護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和創意主體的權利，成立英國IP組織，開展版權保護的宣傳和教育。

6.支持創意產業群：在西南和西北設立創意經濟策略性試點，為地方創意經濟建設做好基礎設施投入，發展混合媒體產業（音樂、電影產業等）。

7.促進英國成為全球創意中心：以五年計劃的形式提升英國創意產業的世界影響力，發展創意節慶文化，舉辦世界創意商業大會。

基于該戰略英國排名前一百的高校中，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創意寫作學科，培養創意人才，英國出現了純文學向創意文學的轉型，大量創作人才開始轉向報刊雜志、影視、廣告及社區，成為產業生力軍和公共文化服務主力。

2011年，歐盟提出“創意歐洲”發展規劃，可視為擴大版的創意國家戰略。該規劃面向2014—2020年，它將文化、傳媒等項目納入同一個體系中，倡導跨國運營合作，為創意產業提供金融扶持，同時也為文物修復、文化基礎建設和服務、文化遺產保護、文化輸出提供資金。1998年，新加坡將創意產業定為21世紀的戰略支柱產業，出臺了《創意新加坡》計劃。2001年提出“創意經濟時代新加坡迎來文藝復興”，“建設新亞洲創意中心”的目標，隨著創意國家戰略的推進，新加坡在世界創意經濟浪潮中嶄露頭角。也是在這一年，韓國、日本的也相繼提出創意國家戰略，韓國頒布了《文化產業振興法》，打出了“資源有限，創意無限”的口號。同年，日本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打出了“創意關系國家興亡”的標語。與這一戰略轉型相關，如今韓國電視劇和日本動漫已經成為世界級文化奇觀。

從以上發達國家的“創意國家”實踐來看，“創意國家”概念，并不是“創意經濟”概念的簡單升級版，而是世界進入創意經濟時代之后，各國政府為應對創意經濟時代新特性而提出的“新型國家發展和治理”理念。那么何謂創意國家呢？

一、創意經濟受到國家戰略層面的重視，國家很好地解決了文學文化藝術的“創作創意”和科學技術的“創新創意”版權保護、產業化發展機制問題，從而極大地釋放了創意驅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使創意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擁有核心地位，成為支柱產業并在世界范圍內擁有引領者和推動者地位；

二、政府承認文學文化多樣性及歷史傳承性，很好地發揮文學文化多樣性在創意國家建設中的作用，很好地解決了文學文化傳統保護、文化遺產繼承及創意產業化發展的辯證關系，其創意經濟具有多元文化價值輸出及傳統文化面向全球的現代化創意產業化轉型產出的能力，創意產業的發達和精神文化的高度繁榮達到高度統一；

三、教育體系出現創意化轉型，教育體系具備自我創新能力，著力于培養創作創意及創新創意人才，鼓勵創意人才通過創新及創作創業，形成全民創意氛圍，創意作為生產力要素被提高到史無前例的高度，創意成為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

四、國家治理的內涵向文化治理傾斜：創設創意文化的氛圍激發社會活力，建設創意社區通過居民參與社區文化建設提高居民社區認同感，鼓勵文化多樣性促進族群融合，將創意的激發和表達、欣賞納入社會福利體現新型國家福祉（從物質溫飽福祉向精神文化福祉轉型）；

五、把創意國家戰略實施當做提升國民生活質量最主要途徑，通過創意國家建設重塑國家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打造創意公民并由此墊造新型國家認同感和自豪感，成為文化生產和輸出大國，世界級文化強國。

綜上所述，創意經濟時代，“創意國家”是各發達國家發展不約而同的戰略選擇，事實上，通過“創意國家”戰略而率先進入發達“創意國家”的西方先發國家已經不在少數。本文據此提出“創意中國”概念，并認為通過“創意中國”戰略，進行主動對標，加快中國進入“創意國家”的進程，乃是創意經濟時代中國發展課題中的應有之意。本文提出的 “創意中國”，可以從這樣兩個角度來認識，一是通過與發達國家“創意國家”戰略進行對標，完成對世界“創意國家”的追趕和超越，二是對既有政策資源及戰略方案的研究和梳理，充分認識“創意中國”戰略的中國特色政策基礎及社會經濟基礎。

實際上，“創意中國”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書齋式的戰略構想，而是一系列中國既有政策及發展實踐的整合闡釋及經驗總結，它是對已經發生的中國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具有極強的歷史總結意味同時也有極強的未來指導意義，綜合起來看，一、通過發展創意產業來激活文學文化創造力，是創意中國戰略的初期發展重點，這體現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的創意產業戰略定位文件中，之后，國家把創意產業定位為國家戰略支柱產業；二、通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邁向世界級文化大國和強國，把文化興盛及文化軟實力提升當做民族復興的前提條件，“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考察時的講話）；三、“核心價值觀”及“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是“創意中國”建設的兩個基石；四、“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創意國家戰略的重要支點，從黨的十七大提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到十八大明確“建設文化強國”，再到十九大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創意中國”的階段重點及當下要義，都是非常明確的；五、文化惠民，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創意中國的根本導向；六、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創新強國的三步走創新創意戰略（《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2016年5月），“創意中國”將讓中國從“創意經濟”初步發展國家而最終進入發達“創意國家”之列。

以上述解讀為基礎，筆者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傳統專業作家的案頭寫作，精英作家純文學寫作，走向文創產業、走向社區，面向創意經濟，走創意化轉型發展之路，勢在必行。

三 因應“創意中國”戰略，建構“文學創意中國”

中國當下的創意驅動型發展，在文化層面，是一場“類五四運動”。如果說，“五四”運動開啟中國文化向多元自主和科學的現代化轉型。那么，今天的“創意中國”戰略則在打造一場中國文化的“創意化”轉型。文學是一切創作創意之母，是創作創意的上游源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動機，在這個過程中，由建設文學創意中國入手，讓中國當代文學成為中國原創的發動機，成為創意經濟時代文創內容產業的母源，促生創意中國的早日來臨，應該是值得優先考慮的戰略選擇。

首先，我們在觀念上要承認文學產業化發展的現實，事實是文學的產業化發展，極大地釋放了文學創作力，綜合考慮文學的網絡化發展現狀，文學產業化發展以來，中國長篇小說年創作出版量從原來的一千部發展到現在的10萬、百萬部（集），獲得了百倍、千倍的提升，中國作家人數相應地達到了500余萬人，得到了50倍的提升，文學閱讀人口及人均文學閱讀量相應地提升了10倍。

其次，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種提升所需要依賴的公平市場環境及版權保護機制，這種文學產業的提升跟近十年依賴中國網絡出版環境的寬松環境密不可分（新型所有制企業和國營紙質出版社在統一市場環境下充分競爭），同時也跟近年創意版權得到很好的保護，各類線上機構普遍開啟付費閱讀模式有關，然而我國的文學產業依然面臨各種所有制企業競爭環境不對等，版權保護缺失，國家政策性保護和干預導致超級壟斷等市場機制問題，需要全行業的更大的改革來促進文學產業的進一步生產力釋放，加快中國文學原創力提升步伐。

建構順應創意經濟時代創意中國戰略需要的“創意本體論”文學觀。創意經濟時代，文學作為創意產業的一個門類并且是上游原創內容門類而存在，面對這種新的業態型文學，基于摹仿論的社會（文化）本位文學觀，基于表現論的作者本位文學觀，基于實用論的教益本位文學觀，基于客觀論的讀者本位文學觀都存在局限性。要把文學放到生產者（作者）、產品（作品）、消費者（讀者）的結構中加以認識，放在市場機制中加以分析，我們需要建構一種新型的創意本位的針對產業化文學發展具有分析能力的文學本體觀，承認文學的本質是創意，創意的原創性促生了作家的文學生產，創意的產業化流動及實現導致了以文學閱讀為標志的消費，文學創意是三位一體的，它既是本源（創作的內驅力），又是過程（創意賦形），又是結果（生成性的作品也即產品），創意的“三位一體”不斷運動，產生了文學創意產業，文學創意的跨時空、跨業態、跨媒介的轉化與增殖鍛造了以IP產業為外在特征的文化創意產業鏈。

創意本體論的文學觀，強調把創意的市場化規定性納入到自己的本質考察，鼓勵面向市場的個體創意的激發以及在充分發揮個體性基礎上的集體協同創意。當下文學創作的類型化趨勢很好地解釋了這種現象，文學產品尊重類型規約不僅沒有損害其創意性，相反其很好地保障了類型作品的創意性生成。建構創意論文學觀，其另一個要義，是要確立創意價值為文學本體價值的思維，建立創意保護機制，為文學創意增殖提供法律保護和市場機制保障。借鑒發達創意國家經驗，我們會發現，建構文學創意國家必須以建立健全版權保護制度為前提，沒有對創意版權的保護，就不能激發創意者的活力和激情，創意的產業化流動就成了無本之末，當前在這一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創意本體論文學觀強調作家可以培養，創意能力可以評估，創意潛能可以激發，創意活動可以控制。由此推論，文學創意的教育也具有同樣的屬性。中國高校的當代文學學科應主動承擔創意階層（創意作家、詩人、編劇等）的培養，發展創意寫作學科，為創意中國戰略的實踐造血輸血。

中國當代文學的創意化轉型發展需要改革文學人才培養及保護體制，讓高校成為文學創意人才的培養母機，文學作品的培育母機。縱觀二戰后美國和英國的創意國家發展進程，其高校文科創意寫作培養機制的系統化和國家化是其始終伴隨的共生現象，二戰后美國曾經動用國家機器發展高校創意寫作學科，甚至直接動用政府力量長期資助諸如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工作坊等機構，這些工作坊成為美國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創源頭和驅動要素。我們應該正式承認和發展創意寫作學科建立新型的創意創作人才培養機制，讓高校形成作家培養功能和作品培育功能，建立駐校作家制度讓高校成為作家棲身的重要場所。中國創意寫作學科自2009年在上海大學誕生以來，目前已經獲得大約一百所高校的認可。包括復旦、清華、北大、同濟在內許多高校開設了本科相關課程，約有十所高校設立了碩士點。不過，如果放在“創意中國”背景下，和英美等創意國家相比，我們還顯得非常保守和落后。英國的創意寫作學科培養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石黑一雄就畢業自英國東安吉拉大學創意寫作系；美國高校常年活躍著約2400多個創意寫作工作坊，美國專業的編劇、作家80%來自于創意寫作教育。這種機制性的文學創意系統，不僅使20世紀以后的美國文學誕生了反戰文學、黑人文學等流派，還使得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創意夢工廠。

市場化發展是主流，但是，完全的市場化卻是不存在的，市場化崇拜也不可取。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發展，建構文學創意中國，應該將文學創作和欣賞納入到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使其成為國家公共文化供給的一部分，使得作家得以進入社區，成為社區文學活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社區生活的表現者。而民眾能通過各種社區創作工坊和閱讀工坊，在公共文化系統的制度性保障下得到參與文學活動的機會，使得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文化福利。這種體系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相當成熟。Stephen Peter Healey的《創意寫作的興起和創意的新價值》以及Terry Ann Thaxton的《創意寫作在社區》都講到西方國家高校人文學科的創意寫作人才培養與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實踐相結合的情況，并對之推崇備至。高校創意寫作學科的學生、文學創作者、文科學生應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要從學校課堂走出來，到社區進行志愿服務，彰顯自己的公民服務意識和社會責任感（Civic Responsibility），反過來，從高校創意寫作工作坊到社區工坊，再到創意城市、文學之都，最后通往文學創意國家，是創意寫作實踐發展的最佳路徑。創意國家背景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在充分保護藝術多元自主及個體創意的基礎上，要打破精英、民間的二分模式，實現藝術多元自主，培育創意公民。鼓勵公民參與創意村落及社區、創意小鎮、文學之都、創意城市的打造，形成創意國家形象認同，保護傳統文化并進行創意化創生，重構多元文化并輸出多元文化價值，為建成以多元對話為機制的創意國家命運共同體而做出貢獻。

提倡當代文學的創意化轉型必須以多元化為價值導向，建設多元價值的文學創意中國。隨著網絡文學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生產第一大國，中國的作家總量和年均文學創作總量均為世界第一，有研究者把中國的網絡文學同日本的動漫、韓國的電視劇、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并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奇觀。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無論從文學閱讀人口還是作家人口的全民占比來看，我們都不是文學強國。而從人均年文學作品閱讀量來看，我們甚至還是弱國；從包容性上來看，多元文化包容、階層包容和價值包容上，我們對多元價值的文學創作包容度還是弱的；從文學作品的輸出及世界影響力來看，我們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的地位，還遠遠算不上強國。

沒有文學創意國家的建設，創意經濟時代建構創意中國就沒有可能。文學創意國家的建構，可以打造中國氣派，建構世界圖景中的中國形象，促進中國創意教育發展和創意人才集群的行程，通過創作創意促進創新創業，通過打造文學社區、特色小鎮及文學之都（聯合國世界文學之都建設）等來建構國家文學創意及輸出體系，打造中國IP，創造富有創新力的，善用創意符號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學圖景。反過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如果不能在創意中國戰略背景下主動轉型，完成自己的創意化革命，就不能在當代中國的創意國家戰略中自覺承擔使命，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