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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春節團拜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家國情懷，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提倡愛家愛國相統一，讓每個人、每個家庭都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作出貢獻”。這不僅深刻闡釋了維系中華民族賡續演進的重要精神力量之所在，而且對新時代中華兒女勤勉奮進、砥礪前行報以深深期許。家國情懷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維度和重要標識，是每個炎黃子孫對華夏命運共同體的一種認同和宗奉，是全體社會成員對民族大家庭的一種堅守和護持，是一種即使國家置身危亡絕域民族身處苦難險境而終能慨然不敗的精神基因。在中國古代，家國情懷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是國人從情感和理智上認同和維護民族共同體、將愛親敬長這一天然血緣親情上升為報效國家服侍黎民的社會責任。特別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懷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操守，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為根基，以天下為己任，竭誠擔當，勤篤作為，謙恭自律，嚴謹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澤百姓的勤政善舉，書寫著綿長醇厚、歷久彌新的家國情懷。

忠孝一體、家國同構是古人家國情懷的核心要義

家國情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優良質素和閃亮因子，是華夏兒女最真摯的情感歸宿和最濃烈的精神底色。在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國與家緊密相連、休戚與共，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息息相關，《孟子·離婁上》曾做精辟闡述：“天下之本在于國，國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換言之，家國情懷是建立在血緣和親情基礎上的一種社會倫理關系，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家國情懷的核心要義，集中體現出經世濟民的中國古代文人忠孝一體、家國同構的人格追求，而這種人格追求又是以齊家修身為前提的，正如《大學》所言：“欲知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這是家國情懷傳承流布的內在動因和基本條件。有鑒于此，古代許多開明之家賢達之士恪守“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信條，注重以家訓家規來教誡家人和子弟，以詩詞家書來蒙養門生和后人，啟發和引導他們勤學奉公、崇德向善、敬業樂群、恤民效國。例如被視為中國古代士大夫楷模的范仲淹，先后編寫了《戒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規》《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和《義莊規矩》等家訓族規，以此濡染和教化范氏子弟和族人，其后又經其子范純仁不斷調整完善和親身指導實踐，使得范氏家族后世才俊輩出，很多成為對國家貢獻卓著的棟梁之才。再比如《誡伯禽書》《命子遷》《誡子書》《顏氏家訓》《包拯家訓》《誨學說》《袁氏世范》《朱子家訓》和《弟子規》等經典家訓家規，大都圍繞治家教子、修身做人來展開，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的作用，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頗具特色的部分，成為中國古代涵育家國情懷的重要寶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與其說是一種情感訴求和心靈皈依，不如說是一種生命自覺和文化承續。無論是《禮記》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還是《岳陽樓記》中先憂后樂的責任擔當，抑或是《病起書懷》中“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使命驅動，家國情懷往往與攝人心魄的文學書寫緊密相連，與情真意切的詩意表達密不可分。中國古代文人是在幾千年風雨水火中熬煉出來的特殊分子，家國情懷不僅融進他們的血液里，而且遞嬗為他們的人文基因。這些基因延續了一代又一代，使中國古代詩詞既潛蘊著眷顧家庭的孝悌，又凸顯著報效國家的忠貞，不絕如縷地傳承著中華文脈的“道”統。古往今來，書生詩心容天下，忠貞見筆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邶風·擊鼓》篇記載：“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其本意是指戰友們相互約定“齊赴疆場共生死，終生相伴不分離”，后來鑒于詩中葆有“手牽手共生死”的情感意蘊，遂逐漸轉化為對圣潔愛情與和諧家庭的吟誦與祈祝。儒家經典著作之一的《禮記》“儒行”篇教導儒生“茍利國家，不求富貴”，于兩千多年前就將中國儒家的人文理想融入個人價值取向之中，成為鞭策歷朝歷代知識分子修齊治平的箴言和信條，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林則徐還將這一信條發揚光大為“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從政理念。三國時著名詩人曹植在《白馬篇》中寫下“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這句曠世名言穿越浩茫歷史時空砥礪后人矢志保家衛國。

唐詩中的邊塞詩是唐詩中思想性最為深刻、藝術性最為奇崛的部分之一，其中體現家國情懷的詩作更是讓人為之驚嘆、動容和感奮，有高適“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的憤激駿切，有王昌齡“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昂揚豪邁，有李白“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的剛烈決絕，有杜甫“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的灑脫從容，有李賀“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的慷慨悲切，有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灑脫堅毅，有張為“向北望星提劍立，一生長為國家憂”的慷慨激昂，有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的深沉凄婉。這些振聾發聵的醒世勵志詩篇，不僅是詩人也是炎黃兒女血性報國情懷的生動體現，律動著作者以國為家、家國一體的價值理念。

國家統一、民族興盛是古人家國情懷的終極價值

中國是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文明古國，古代文人借詩言志、以文詠情，詩詞歌賦成為他們表達家國情懷的重要方式。兩宋時期，家國情懷成了彼時詩詞的基調和主旋律，其中張揚愛國主義的優秀篇章更為后人所推崇傳頌。家國情懷的詞作以“豪放派”為主，而“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則為蘇軾，正是蘇軾一方面徹底摒棄了傳統詞體表達范式，破除了“詩言志”而“詞言情”和“詩莊詞媚”的風格界限，另一方面將充溢家國情懷的詩詞創作推向巔峰，正是這種藝術表現使蘇軾成為有宋一代詞人中展現家國情懷的先鋒和重鎮。南宋由于北方國土盡失山河破碎，涌現出一批愛國主義詩人詞人，陸游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陸游諸多詩詞作品中，濃郁的家國情懷像一根主線深蘊并貫穿始終。“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概括了陸游平生的心愿和志向，其忠貞勇毅令人欽敬和仰慕；“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承載著作者收復山河的心愿和夢想，涌動著詩人馳聘疆場的激情與豪情；“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臨終前陸游仍然魂牽夢系復興大業和國家安危，耿耿忠心與日月爭輝，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已內化為陸游的一種生存方式。與陸游比肩齊名的南宋愛國詞人當屬辛棄疾，辛棄疾是南宋政壇上一位壯懷偉志的豪杰，也是當時詞壇上一位“橫絕六合，掃空萬古”的泰斗級人物。縱觀辛棄疾的一生，恢復中原收復失地也是其詩詞抒寫的原點和狀摹的重心。辛棄疾雖不是久經沙場的驍勇悍將，但卻多有詠史之悲懷古之殤，其所作《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等名篇佳構，筆力雄健，風格奇崛，浸透著對故國土地和親人的熱愛和眷戀。“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通過描寫戎馬生涯和軍旅場景，表達了詞人意欲力挽狂瀾、希冀重整河山的理想追求；“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詞作氣勢磅礴，奔放俊暢，通過追敘青年時代意氣風發的倥傯歲月，表現了作者以家國為重、不計個人榮辱的春秋大義；“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抒寫了作者“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堅韌品格；“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表達了作者壯志難酬、英雄遲暮的悲憤心情。

憂患意識、入世精神是古人家國情懷的重要標識

陽剛與陰柔是我國古典美學的一對重要范疇，陽剛美的特點在于動態和力感，陰柔美的特征則在于靜態和柔媚。宋代詩詞明顯地呈現出這種美學觀念，表現為兩種不同的風格——豪放與婉約。婉約同樣能夠準確生動地傳遞家國情懷，宋代婉約派詩詞的代表性人物是李清照她不僅是一位才華蓋世的女詞人，更是一位“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的深具家國情懷的女中豪杰。李清照將對時局命運的憂慮和關注常常隱含在家國之思、故土之戀、時局之憂及個人凄苦的抒寫中。“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后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作品既以濃重憂傷的婉約筆調抒發家愁國恨，更以偉岸高邁的豪放手法感嘆故國山河破碎、徒成半壁，使人們看到“婉約派之宗”悲愴剛健的另一面。“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詩作慷慨雄健、擲地有聲，是一種精髓的凝練和氣魄的升揚，是一種所向無懼的人生姿態，這種凜然風骨、浩然正氣，長存于天地之間。

在國家祥和安寧、政治尚屬清明的承平年代里，尚有范仲淹等文人士子懷揣濟世之心揮筆寫就了激發后人心智的優秀作品；而當外敵入侵、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更有一批投軍御敵的仁人志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垂范后世的不朽篇章。南宋末年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文天祥在《過零丁洋》一詩中寫道：“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詩人把自己命運和國家前途緊緊聯系在一起，“國之不存，家將焉附”，詩人誓死不降元軍，最終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明清兩朝時而邊關吃緊時而海防告急，中華民族之血性日愈濃稠與賁張。1449年，明朝軍事家、政治家于謙帶領明軍大敗瓦剌迎回明英宗后，寫下了流傳千古的《石灰吟》，其中“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一句垂青后世，彪炳萬代。明朝末年和清代晚期，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愛國志士們再次奏響了抗敵救國的主旋律。陳子龍的“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憐無地可埋憂”，夏完淳的“縞素酬家國，戈船決生死”，黃遵憲的“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譚嗣同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梁啟超的“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煮不平”，秋瑾的“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等等，振聾發聵，蕩氣回腸，浸透著詩詞作者的家國情懷和時代擔當。

家國情懷是古代文人士子對國家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度融匯和系統集成，是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密碼。展開中國古代詩書的浩瀚長卷，我們讀到的是家與國的一體，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的同頻共振。不讀詩書，無以言志。當我們回望歷史時不難發現，正是在古代詩書潛移默化的熏陶和滋養下，眾多仁人志士特別是青年一代才厚植起家國情懷，這在以“救亡與啟蒙”為時代主題的近代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和明顯。處在新舊社會轉型時期的那一代人，兒時啟蒙多為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從小浸淫在孔子、司馬遷、杜甫、陸游、辛棄疾等人的典籍和詩詞中，聆聽著諸葛亮、辛棄疾、文天祥、岳飛、史可法等英雄的故事長大。因此，當國家和民族遭遇不測時，他們如同古代文人詩書中所抒發的，效法祖先大義凜然地寫下慷慨訣別的《與妻書》，發出“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譴警鐘鳴”的浩嘆。歲月不居，時光流轉，家國情懷不僅是永恒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而且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