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房間號400，那人死了”，殺完人后，科里尼走到酒店前臺，他告訴前臺應該給警察打電話。在簡短的殺人描述后，小說《科里尼案件》以這樣冷靜的筆調開場。

《科里尼案件》寫的是一個叫科里尼的意大利工人，他在梅賽德斯-奔馳公司當了三十四年工人，默默無聞，品行端正。一天，他在柏林一家豪華酒店槍殺了一名老人，隨后投案自首。隨后，一個叫萊能的年輕律師被指定為嫌犯科里尼的辯護律師，事后他得知被害人是自己兒時好友的祖父，一位很有名望的企業家。而一個更大的歷史真相被揭露：納粹時期，科里尼的父親當年是被派駐意大利的德國軍官下令殺害的，那個軍官就是日后被科里尼殺害的老富翁。

《科里尼案件》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費迪南德·封·席拉赫是德國律師，也是一名小說家、劇作家。席拉赫1964年生于慕尼黑，1994年起在柏林任刑事案律師。席拉赫的短篇小說集《罪行》、《罪責》和長篇小說《科里尼案件》、《禁忌》都成為國際暢銷書，有四十多個譯本。

2月15日晚，席拉赫與中國作家李洱就《科里尼案件》展開對談。席拉赫有一個特殊身份，他是大納粹的后代，對談以小說出發，探討作為納粹后代如何反思納粹罪惡。

“第二罪惡”保護了許多德國納粹戰犯

“為了寫這本書，我用了一生。”席拉赫說。席拉赫這句話道出了德國人面對納粹歷史時的復雜心情，納粹給全人類犯下人類歷史上最深重的不可饒恕的罪惡，德國人對此已有共識。席拉赫談到，1945年戰爭結束，大家都認為德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尋找一個新的開始，但實際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個新開始還是以前的延續，戰后德國政府機關所有的重要崗位，從部長到任何行政公務員的重要崗位，幾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納粹繼續留任，因為戰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撥新的人承擔這種責任。

那么，問題來了，我們能對他們有什么期待？他們會對那些納粹當中的大罪犯做出正確的裁決嗎？之后發生的一件司法丑聞構成了《科里尼案件》內核。一個在納粹時期司法部工作的人，戰爭結束之后仍然在司法部任要職。他瞞天過海，騙過所有議員，只是修改了一條特別不引人注目的小法律條文，所有的議員都沒發現這有什么問題。這一修改在德國議會一致通過，大家都對這條稍微修改過的法律條文無知無覺，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是其實暗中保護了很多納粹的大戰犯、大犯罪分子逃脫法律懲罰，有許多納粹戰犯活了九十五六歲都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在德國，納粹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叫“第一罪惡”，在戰后通過司法丑聞犯下的罪行叫“第二罪惡”。

《科里尼案件》出版后，德國司法部又重新成立了一個歷史調查委員會，重新審定戰后發生的這件丑聞。那么，發生在德國戰后的“第二罪惡”丑聞對中國讀者來說意義在哪里？席拉赫借此提到李洱第一部翻譯成德文的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盡管德國讀者對李洱小說里描述的世界是陌生的，但書中代表人性的共性和深刻性對他們來說理解起來毫無障礙。在席拉赫看來，《科里尼案件》也是這樣，故事是虛構的，但無論是納粹還是司法界對這種罪責的逃脫、不負責任，或者繼續犯罪，這在很多人性中都有共性。

罪責不會遺傳，但后代要對國家懷抱責任感

在《科里尼案件》里，席拉赫寫到已經退休的好人科里尼一天進入一個旅館，殺了一個在外界看來是一個好人的富翁。殺人者和被殺者，在所有旁人看來都是世俗意義上的好人。殺完人后，科里尼走到酒店大堂，冷靜地對服務員說，400號房間，人死了。

被殺的富翁在二戰時作為德國軍官被派駐意大利。一天，一個德國兵被殺，這位軍官下令殺死了十個意大利人償命。其中一個被殺死的人就是科里尼的父親。在李洱看來，《科里尼案件》反思的是戰爭中那些無意義的屠殺，那些屠殺不是出于某種戰術和戰爭進程的需要，而是出于人性深處，出于盤踞在人們上半身的某種意識形態，或盤踞在下半身的動物本能。《科里尼案件》對這種情況下的人性進行了拷問。戰時的德國軍官下令處決二十名意大利人，這是軍規允許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沒有錯。而科里尼將其殺死，是帶著強烈的歷史慣性，也沒有做錯。“生活中的好人和歷史中當時當地并沒有做錯的人，當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去看？”李洱提出這一問題。在他看來，書中的主題到目前為止，中國作家沒有處理過。

那么，席拉赫為什么要用一生去寫這本小說？這要聯系到他的身世。席拉赫的祖父是一個大納粹，是希特勒青年團的總書記，在紐倫堡審判庭上被判二十年徒刑。在德國，封是貴族姓氏。對席拉赫來說，這個姓氏等于一個胎記，是刻在腦門上的，不論走到哪里，德國人都知道他是封·席拉赫，知道他是這個家族的后代。

在一個法治社會，一個后代不需要對前輩的罪責繼續承擔責任，這種罪責不會遺傳，也不會被作為遺產傳遞下去。但在席拉赫看來，這并不意味著作為后代就可以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輕松地生活。“你要對這個國家和對當前的社會懷抱一種異常的責任感。”席拉赫說。

《朗讀者》處理“第一罪惡”，《科里尼案件》處理“第二罪惡”

德國歷史上，有許多法律界出身的人后來都成了著名作家，比如歌德和《朗讀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巧合的是，施林克是席拉赫在波恩時的法學教授，《朗讀者》和《科里尼案件》也有相似之處。

席拉赫談到，施林克寫的是納粹時期的故事，而作為施林克的下一輩人，席拉赫寫的是戰后德國年輕人對戰爭的反思。具體來說，《朗讀者》處理的是“第一罪惡”，《科里尼案件》處理的是“第二罪惡”。“第一罪惡”和“第二罪惡”，哪個更壞？席拉赫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直接殺人的人更壞，還是幫助殺人者逃脫罪責對人更壞？席拉赫試著從法律上以另外一個層次來提這個問題：是小偷的罪更大？還是后來買了小偷贓物的人罪更大？在當了二十年辯護律師和十年作家后，席拉赫用三十五年時間學到的事情是，沒有一個人是純善的，也沒有一個人是純惡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混合體，純善或純惡的人只有在《功夫熊貓》或者漫畫里才能找到。

律師當作家，這是德國文學界的傳統。李洱據此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從事寫作？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也提出過這一問題，他問的是為什么那么多有才華的人選擇以寫作作為自己的職業。在李洱看來，寫作幾乎在現代社會或者后現代社會當中，唯一一個能夠僅僅通過個人的勞動使你成為你自己的一種工作。

在《科里尼案件》的結尾，尤漢娜問萊能，你怎么看我，你認為我是那種人嗎？萊能回答說，你就是你，你是你自己，你承擔你自己的所有責任，你在經歷過所有事情之后是一個更完整的人。李洱認為，寫作也是這樣，寫作使你成為更完整的人，成為有承擔的、對語言有責任感的人。做律師的席拉赫也可以賺很多錢，但是他愿意寫作，因為他本人承擔了很多歷史重負，他既要從中走出來，又要對歷史的重負發表意見，承擔責任，最可能的選擇就是成為一個作家。

如果某種法律沒有公正性，個體要遵從嗎？

在《科里尼案件》里，科里尼本來不至于殺人，他想要通過法律訴訟的途徑復仇，但德國戰后“第二罪惡”用法律巧妙地幫助了很多納粹犯罪分子，他發現法律沒有站在他這一邊，迫不得已他殺了人。作為讀者，科里尼會得到同情，但從法律專業的角度，這樣的情況要如何看待，《科里尼案件》譯者王競向席拉赫拋出了這個難題。

席拉赫回應到，這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有共性的困境：我們要遵守那種沒有公正性的法律嗎？席拉赫提到一個著名的例子，蘇格拉底被一個不公正的法律判處死刑，他的朋友們都來幫助他，他們說這完全是不公正的、錯誤的判決，我們已經為你打開了牢門，你可以逃走。但蘇格拉底拒絕了，他說我一定不會做這件事情，即使法律的判決是錯的，它也是這個國家現在的法律。如果每個人都違反國家的法律，每個人自己宣判這個國家的法律無效，就是對這個國家的背叛。

但席拉赫也談到，蘇格拉底的例子是就一般的法律而言，如果再往前一步走，的確有一些法律是那么的違反人性，我們怎么對待這些法律？對于這一問題，席拉赫本人也無解。

李洱補充了蘇格拉底死前的話，蘇格拉底說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處好只有神知道，還說欠誰一只雞，要把那個雞養好。李洱把蘇格拉底這句難解的千古遺言置換到中國的語境下，他認為席拉赫提到的修改法律的“第二罪責”在中國人看來甚至具有某種積極意義。

聯系整個東亞的歷史，自古以來改朝換代時，許多前朝的人都會被殺害。在這個意義上，法律的修改可能包含著無限的仁慈。“在對待前朝問題的時候，采取某種寬容的態度，我以此去修改一條至關重要的、隱蔽的法律來保護更多人，它或許具有某種積極的意義。”李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