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簡介

劉慶邦，男，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當過農民和礦工。現為北京作協駐會作家。主要作品有《走窯漢》《鞋》《梅妞放羊》。發表于本刊1997年第1期的短篇小說《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6年當選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

短篇小說

這是作家劉慶邦叔輩系列小說的第一篇，寫的是當過國民黨兵后來逃往臺灣的大叔。海峽兩岸隔絕三十余年，大叔一直杳無音訊。文革之后兩岸關系回暖，大叔不僅來信，不久后還回鄉探親，讓父母和親人又驚又喜。大叔有生之年總共回大陸探親三次，每次感覺都不一樣，反差越來越大，為什么呢？

葉落桃園——叔輩的故事之一

文 / 劉慶邦

開篇的話

重鳳昆啟萬，敦本慶家昌。這像是一句五言詩，我試圖讀出其中的詩意。可我讀來讀去，實在尋找不出詩意在哪里。我愿意承認，這每一個字都是好漢字，都像是挑糧食種子一樣挑選出來的，粒粒結實飽滿，擲地有聲?？上總€字都是孤立的，字與字之間并沒有建立起內在的聯系，沒有生發詩意。雖說每個字本身都有它的意思在，都可以單獨闡釋，但還是停留在說文解字意義上的意思，而不是詩歌的意思。還拿糧食作比，盡管每一粒糧食都是好糧食，如果沒有融合，沒有發酵，沒有蒸煮，就不會變成酒漿。誰想從“糧食”中品出酒味兒，只能是徒勞。

那么，這些字是干什么用的呢？告訴朋友們吧，這是排列在我們《劉氏族譜》上的字，是我們劉氏家族的人起名字用的。一輩又一輩的人，都必須按照族譜規定的字嚴格執行，絕不允許有半點亂譜。除了我在開頭寫到過的十個字，后面以五言形式整整齊齊排列的還有不少字。我不知道這些字最早是誰挑選出來的、排列出來的。但我敢肯定，這些字的敲定，是有文化并對文字有深究的人干的。我還敢肯定，那個人就是我們劉家的先人。先人早已離我們而去，像仙人一樣不可尋覓。但先人留下的這些字，不能不讓我們這些后來者心生敬畏，并有一些神圣感。

有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提到的十個字中，有一個慶字。對了，慶字是我名字中間的一個字，我屬于慶字輩。從慶字輩往上數，就是本字輩、敦字輩、萬字輩等。本字輩是我的父輩和叔叔輩，敦字輩是我的爺爺輩，萬字輩就是我的太爺爺輩。在我的記憶里，我還很小的時候，村里萬字輩的太爺爺已寥寥無幾。僅存的幾位，也是老態龍鐘，朝不保夕。反正我從未見過我的親太爺爺。敦字輩的雖說比萬字輩的多一些，但也處于整體性的衰落期，行將退出村里的歷史舞臺。比如我爺爺弟兄四個，大爺和四爺早就死了，在我尚未出生時就死了。我爺爺呢，在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他也死了。只剩下一個三爺。三爺也是滿頭白發，進入老境，只能做一些在生產隊的場院里看場院的輕活兒。此時村里的中堅力量是本字輩的叔叔們。我粗略算了一下，屬于劉姓本家的叔叔們大約有一百多位。在那個階段，村里到處都是他們強壯的身影，粗喉嚨大嗓的聲音，還有旺盛的雄性氣息。不僅犁地耙地、搖耬撒種、放磙揚場等一應莊稼活兒由他們承擔，連生產隊的大隊長、小隊長、會計、記工員，包括學習毛主席著作輔導員等，都由叔叔輩包攬。如我之輩的慶字輩，還遠遠排不上隊。按長江后浪推前浪的說法，我們慶字輩那時還沒有形成波浪，對本字輩的叔叔們還起不到任何助瀾作用，而叔叔們的波浪正在滾滾向前的浪頭上，的確把他們敦字輩的前浪推得夠嗆?？梢哉f，在當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旗幟下，在整個公社化、集體化時期，我的叔叔們在村里都是主導性的力量。如果說本是根本的話，那個時期我們劉樓村的歷史根本上都是他們創造的。如果說本是一本書的話，書本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是那些叔叔們。

四十多年來，我已經寫了不少小說，在小說中也刻畫了眾多人物。每個人的生命有限，經歷有限，寫作資源也有限。有時我覺得，自己的寫作資源已經使用得差不多了，好像沒什么可寫的了。有一天驀然回首，我竟然發現，那么多的叔叔，我一個都沒有寫過。真的，有的叔叔我可能在作品中偶爾提到過，但都是一些陪襯性的邊邊角角，從沒有把寫作的焦點對準其中任何一個叔叔，沒有把其單獨請出來，當成一個主要人物來寫。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本字輩的那一輩人中，我父親是第一個出生，排在打頭的位置。其后陸續出生的本字輩的人，都是我父親的堂弟。也就是說，所有的本字輩的人，沒有一個人是我的伯伯，統統是我的叔叔。為了把眾多的叔叔相區別，在叫某個叔叔的時候，我往往要按他們的排行叫，或連他們的名字一起叫，比如本成叔、本生叔、本功叔等。

葉生葉落，月圓月缺；四季更迭，生命更替。在我們看來也就是一轉眼的工夫，叔叔們開始走下坡路，一個接一個走到地平線下面去了。我幾乎每年都會聽到村里的堂弟們向我報告，說哪個叔叔走了，哪個叔叔也走了。他們走到哪里去了呢？他們從村里走到村外，最終走到墳地里去了。地上鼓起一個個圓圓的墳包，上面安著一個圓錐形的墳頭，墳包代表著他們的身，墳頭代表著他們的頭，每個叔叔都成了一成不變的“胖叔叔”。

不用說，我們村的時代，目前進入了由慶字輩的哥哥和弟弟們當家主事的時代。慶字輩的弟兄們表現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數人在村里留守，大多數都選擇了逃離。不要說別人，我自己就是較早的逃離者之一。不過，只有脫離了村莊，我才有了故鄉的概念，成了有故鄉的人。同時，離開故鄉我才知道，故鄉是我們的根，人雖離開了故鄉，根還留在那里。一如每個人都不能擅自改變自己的夢境，故鄉還是最讓我夢繞魂牽的地方。因此，每年清明節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在墓園里掃墓燒紙的時候，大姐、二姐會把周邊隆起的新墳指給我看，說東邊的那座墳里埋的是哪位叔叔，西邊的那座墳里埋的又是哪位叔叔。不管大姐、二姐指給我看哪個叔叔的墳，我都會馬上想起那個叔叔生前的樣子?；秀敝?，我似乎看見有的叔叔在墳中站起身來，在跟我打招呼。我還仿佛聽見有的叔叔在對我說：聽說你這孩子不是會寫點東西嘛，你怎么不寫寫我們呢？

好吧好吧，我現在就著手寫你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書，都值得書寫。可村里那么多叔叔，我不可能把每個叔叔都寫到。我要挑故事比較多、有代表性的叔叔寫，或者說挑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叔叔寫。我所寫到的叔叔，難免會有一些對逝者懷念的意思，但我不打算為任何一位叔叔立傳，更不會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頌德。我想通過叔叔們，寫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寫出人性的豐富和復雜，寫出個體生命起伏跌宕的軌跡，寫出艱難的塵世帶給我們的命運感，并寫出時代打在他們心靈上的深深的烙印。有寫得不好、不對和對叔叔有冒犯的地方，請叔叔們不要生氣，一定要諒解你們的侄子??！

有評論家朋友知道了我要寫關于叔叔們的系列小說故事，說我的小說寫到這個份兒上，胡寫都可以。這話讓我吃驚不小，胡寫？什么叫胡寫？怎么才算胡寫？這個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我想，所謂胡寫，是不是希望我放開想象，打破小說原有的規矩，突破小說原有的界限，寫得新穎一些，給讀者一些陌生感呢？我還想，朋友的話后面也許還有話，話后面的話，是不是嫌我以前的小說寫得過于保守，過于老實，過于循規蹈矩，寫的小說太像小說呢？我怎么辦？要不咱也玩一把玄的，弄一把瘋魔，胡寫一下試試？我想來想去，不行呀，那一套咱不會呀，玩不來呀！我的體會是，每個人的寫作，是跟這個人的天性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是由天性決定的，怎么寫，不怎么寫，一出手就決定了，想改變是很難的。勉強改變，有可能會失去天性，同時失去自我。算了，饒了我吧，我真的不會胡寫，請允許我還是老老實實地寫吧！

加上我這次寫的對象都是我的叔叔、我的長輩、我們同宗同族，血脈相連，我對他們是尊重的。我寫了他們，已經過世的，有可能會在天上注視著我；尚未過世的，會在人間關注著我，我應該寫得小心翼翼，更加嚴謹，更加誠實，怎么敢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呢？

好了，開篇的話已經說得不少了，下面開始講第一位叔叔的故事。

這個叔叔，我叫他大叔，他是我三爺的大兒子。

從小到大，直到十九歲外出到煤礦參加工作，我從沒有見過這位大叔。別說見了，我連聽說都沒聽說過，好像這位大叔壓根兒就不存在。三爺有三個兒子，我只見過他的二兒子和三兒子。我目睹過三爺的二兒子娶新媳婦兒，也目睹過三爺的三兒子娶新媳婦兒。他們娶的新媳婦兒臉上都搽了粉，都穿了新衣服和繡花鞋，的確很新的樣子。他們結婚后，仍和我們家住在同一個大院子里。三爺、三奶奶和他們的兩個兒子、兩房兒媳婦住在坐東朝西的四間草頂房子里，我站在我們家坐北朝南的堂屋門口，就可以看到他們的門口。有時關起門來，我都能聽見叔叔和嬸子吵架的聲音。在那段不算短的時間里，我誤以為三爺只有兩個兒子，我擅自把他的兩個兒子的排位上移，把老二排到了老大的位置，把老三排到了老二的位置。記得有時我把二叔喊成了大叔，把三叔喊成了二叔，他們并沒有糾正我。三爺和三奶奶還有一個大兒子，作為父母，他們肯定不會忘記，但他們表面上像是忘記了，因為我從未聽到過他們提起大兒子的事。我母親記憶力極好，她應該記得三爺還有一個大兒子，在對我們講過去的事情時，母親像是故意回避著什么，也只字不提三爺家大兒子的事。

這是為什么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來大叔十九歲外出當兵，在國民黨的軍隊里當上了一個小軍官?；春鹨壑螅谒廊藷o數的戰場上撿回一條命，跟隨潰逃的國民黨軍隊，跑到臺灣島上去了。他一到臺灣，就與家人中斷了聯系，一中斷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對大叔來說是漫長的，他時常隔著大海，向著大陸家鄉的方向眺望。但天茫茫，海茫茫，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和家里親人的隔斷，像是生死之隔，陰陽之隔。要打通隔離，恐怕像打通生死和陰陽一樣難。

按我們村大多數人的估計，大叔兇多吉少，十有八九是死在戰場上了。亂飛的槍子兒又不長眼，誰碰上槍子兒都得死。既然大叔當的是國民黨的兵，既然國民黨是戰敗方，大叔死了就算了，別提他了。除了大叔，我們村還有一個姓范的年輕人，他也是在國民黨的軍隊里當兵，也是大戰之后生死不明，音信全無。三十多年后，大叔總算和家里親人聯系上了，總算又回到了故鄉，可那個姓范的年輕人至今如灰飛煙滅，一點兒信息都沒有。

我們老家離淮海戰役的戰場不是很遠，我三爺就當過淮海戰役的支前民工。他推著一種叫“小土?！钡莫気嗆?，去前線為解放軍送過糧食。事情就是這樣有意思，三爺明知他的大兒子是在國民黨的軍隊里服役，也明知解放軍打的是他的大兒子所在的部隊，他卻心甘情愿地去給解放軍的部隊送糧食。國民黨的軍隊之所以失敗、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之所以勝利，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小小的原因。你想啊，連當爹的都不向著兒子了，兒子哪有不失敗的道理呢！三爺知道，國民黨的軍隊戰敗后，在戰場上的雪地里丟下很多尸體，根本來不及收拾就跑了。直到第二年的春天雪化、尸化時，哪里有腐化的尸體，哪里的麥苗就長得旺一些、高一些。三爺難免聯想起他的兒子，他估計自己兒子的命運也不會好到哪里去。但他還抱有僥幸心理和一線希望，暗想自己的兒子也許還活著，也許跑到臺灣去了。在這方面，三奶奶堪稱一個有執念的人，她堅定地認為，她的大兒子還活著。她的理由很簡單，人在世上行走，只要沒得到具體的、確切的、不好的消息，就說明她的大兒子還在人世上活著，她不會掉淚，不會放棄對大兒子的思念。

老兩口對大兒子的思念和念叨，只能在家里，或在夜間，都是在私下里進行，白天當著別人的面，他們守口如瓶，從來不提大兒子。哪怕三奶奶是在私下里念叨大兒子，三爺也頓時有所警惕，好像怕隔墻有耳的耳聽去似的。解放后，三爺家被劃成貧農成分，三爺當上了貧協會的成員。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時候，三爺表現得相當積極。聽我母親講過，在批斗一個劉姓萬字輩的地主時，因地主個子高，三爺個子低，三爺跳起腳來才能抽到地主的嘴巴子。三爺當然清楚，在那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階級敵人除了地主富農，后來還增加了反壞右。反是反動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壞是壞蛋分子；右是右派分子。按上面劃定的標準衡量，如果三爺的大兒子還活著，而且是在臺灣，當是黑五類之一的反動分子。而三爺家呢，當是反動分子的家屬，簡稱反屬。天哪，那可不行，萬萬不行！那不是從革命的骨干變成革命的對象了嘛！三爺所采取的辦法就是兩個字，不提。五年不提，十年不提，二十年不提，在人前關于大兒子的事半個字都不提。世上人來人去，如果一個人老不被人提及，時間一長，這個人就被淡忘了、遺忘了，跟消失了差不多，跟從來沒存在過差不多。應該說三爺的不提取得了應有的效果。拿我來說，很長時間我都不知道大叔的存在。我母親跟三爺的想法是一樣的，她也是害怕家庭社會關系中多出一個反動分子來。在類似的事情上，我們的母親已飽受折磨，變得格外敏感。這是因為，我父親就在馮玉祥部下當過國民黨的軍官。雖說我父親在抗戰勝利之后就退伍還鄉，并在1960年去世，但他還是被人說成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以致使他的子女受到株連，受到歧視。我初中畢業后，曾兩次積極報名要求參軍。體檢是合格了，一政審就把我刷了下來。

大叔第一次從臺灣往家里寫信是1979年，從他1949年離開大陸，時間整整過去了三十年。如果他離開大陸時還是一個青年的話，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老人。三十年的一萬多個日日夜夜，大叔不會忘記他的家鄉，不會忘記他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也不會忘記對大陸動態的關注。大叔定是從臺灣的新聞報道中注意到了，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陸把地主富農的帽子都摘掉了，每個人都是國家公民，處在平等的位置。大陸發布了《告臺灣同胞書》，調子上開始出現了緩和的跡象，并向臺灣同胞發出召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叔試探性地給家里寫了第一封信。后來大叔回憶說，為了寫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淚，眼淚不知打濕了多少信紙。算起來，他的父親母親都七十多歲了，他不知父母還是不是在世。一般來說，農村人的歲數能超過七十就算不錯，能活過八十歲的不是很多。他擔心這一輩子恐怕不一定能見到父母了。一想到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淚來。當時臺灣和大陸還不通郵，大叔把信寄給在香港九龍的朋友，由朋友轉寄到大陸的河南省沈丘縣劉莊店鎮南面三里的劉樓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沒寫三爺的名字，寫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劉本德。我們村還有一個叫劉本德的，他是剛剛摘帽的地主家的兒子。隊長從大隊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給了村里的劉本德。村里的劉本德確有一個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為是舅舅給他寄的信。他拆開信，找識字的人把信念來念去，信上的話跟他一點兒關系都沒有。于是，他把信退還給了隊長。既然信已經拆開了，隊長就把信交給一個在村里教小學的老師，讓老師在吃飯場里把信念一念，看看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沒有關系。老師念信時，三爺也在飯場里吃飯。三爺對這封信并沒有很注意聽，他不會想到會有人給他寫信。但是，當他無意中聽到寫信人自我介紹說：我的大名叫劉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爺聽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聽到天邊傳過來的一聲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時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飯碗差點兒掉在地上。他對念信的老師說：你再念一遍，他是說他叫天增嗎？老師把那段話又念了一遍，確認寫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師說，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爺的眼圈兒頓時有些發紅，說話也有些喃喃，他說：天增是我的大兒子啊！又說：天增你這孩子，你真的還活著嗎？

快，快把信念給他娘聽聽！三爺讓老師拿著信跟他一塊兒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著。聽老師念了信，特別是聽大叔在信里寫道：娘啊，兒不能在娘跟前盡孝，都是兒的不孝?。∪棠桃幌伦涌蘖似饋?。她還像兒子小時候叫兒子的小名一樣，說：增兒啊，增兒啊，你真是小增兒嗎？

老師是本字輩，他勸三奶奶說：三大娘，大哥有信兒了，這是天大的喜事，你應該高興才是??！

三奶奶不哭了，掙扎著從床上坐了起來，她說：我早就知道，俺大兒不會死。他娘還沒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來，我就不死！

大叔的信，在村里產生的效應是轟動性的，一時間，全村的家家戶戶都在談論這件事。要是擱前幾年，特別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出這樣的事情可不得了，一定會被村干部視為階級斗爭新動向，把大叔視為階級敵人、反動分子，并把大叔的來信與蔣介石反攻大陸聯系起來看待。說不定村干部還會把這件事向公社革命委員會匯報，還說不定革命委員會要派人對信件和三爺三奶奶進行審查。然而，山不轉水轉，三十年河東轉河西，隨著風向的轉變，人們的看法像被新風蕩滌過一樣，很快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村里人沒有再如臨大敵，只是有些驚奇，原來村里還有這么一個本字輩的人，三十年沒有一點信兒，現在終于有了信兒。村里年輕人說，以前沒聽三爺三奶奶說過他們還有一個大兒子呀，兩個老人的嘴可真夠嚴的。村里人估計，名字叫劉本德的大叔既然還活著，一定是在臺灣做了官，發了財，混出了人樣兒。當時生產隊還沒有解散，土地還沒有分田到戶，打工的潮流還沒有興起，人們還都在村里待著。聽到大叔來信的消息后，人們紛紛到三爺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經從臺灣回來了一樣，他們要看看大叔長什么樣。來到三爺三奶奶家里，他們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內容聽一聽?？吹搅舜笫宓男牛麄兿袷强吹搅舜笫逡粯?。喜事讓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著了，要求吃飯，要求吃藥，說一定要等到他的大兒子回來，跟他的大兒子見上一面。接著，三爺三奶奶就把已經分開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開始商量給大叔寫回信的事。商量的結果，一是告訴大叔，他的爹娘都還活著，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趕快回來與家人團聚。三爺的二兒子也是讀過初中的人，這封回信本應由他來寫，但他不敢寫，他說他現在是提筆忘字，寫不成句兒。他又說，臺灣使用的是繁體字，他不會寫繁體字。家書抵萬金，給大叔回信的事事關重大，沒辦法，三爺只好請那位念信的老師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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