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2001年，年近七旬的蘇珊·桑塔格在舊金山圖書館的一次公共演講中回憶起一段年輕時期的往事，她曾在意大利機緣巧合地認識了一位同齡學者，當時尚未暴得大名的翁貝托·艾柯，在桑塔格面前，這位年輕氣盛的語言學教授并未隱藏他的野心，他坦言自己正在準備一本小說，一本絕對的暢銷書，并因此而學習大仲馬。同樣心高氣傲的桑塔格心中不免認為這又是一個“盲目自大”的案例，爾后艾柯告訴她，這事關人的“不死性”（immortality），他設想兩百年后還會有人從圖書館的書架上取下他的小說來閱讀。追敘這段往事時的桑塔格身穿她晚年最愛的深紫色外套，緩緩地倚靠在圖書館的講臺上，微笑著告訴下面的聽眾，她正身患第二次癌癥，久站疲乏，但她的微笑卻如同往常，倔強又睥睨一切。

我想，無需艾柯的提醒，桑塔格也明白對于嚴肅寫作來說，“不死性”意味著什么，那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三千年的被稱之為“文學”的精神內核，是所有嚴肅寫作者心照不宣的秘密領地。桑塔格終其一生都在捍衛這塊秘密領地：她不停地閱讀，不停地被吸引，不停地另辟蹊徑；她變換角色，變換立場，甚至變換氣質；她在許多死去的人身上尋找和重塑寫作、文化和審美標準，她通過描繪死去的偶像來講述自己，本雅明、齊奧朗、羅蘭·巴特、卡內蒂、托馬斯·曼，W·G·塞巴爾德，這樣的清單可以一直羅列下去，更或者說，這種無限的清單都是為了有意地拼貼出一個獨特的蘇珊·桑塔格，完成她的“蘇珊·桑塔格計劃”。

桑塔格寫小說，也寫散文；但她更愛小說，卻又不得不寫散文。因為她那些橫空出世的散文極具風格又無比睿智，為她贏得同行和大眾認可的同時，也給了她愈發接近“不死性”的幻覺。而她的小說如同夢囈般使人困惑，難以卒讀，抑或是將齊奧朗式的哲學片段塞進號稱小說的結構和對話中。她的小說被文學評論家們一再地批評為是對法國新小說的拙劣模仿，而她的屢次否認也顯得毫無說服力，因為是她親手將法國新小說和藝術先鋒主義帶進美國。桑塔格把她散文寫作的睿智帶進了小說創作，風格化的文字破壞了小說，卻符合她先鋒的審美標準——藝術的形式高于內容。

然而，散文的成功讓她愈發覺得，嚴肅寫作者的“不死性”只能通過小說來實現，或者說，作為寫作者的她再一次驗證了她內心早已確認的東西。在她的前兩本哲學小說《恩主》和《死亡匣子》沉寂之后，桑塔格一度斷卻了寫作小說的念頭；后來，她在1992年和2000年分別發表了《火山情人》和《在美國》，那都是在她的晚年時期，這段關于“不死性”的回憶便是她在宣傳她的最后一本小說《在美國》時所做。無從得知的是，桑塔格自己是否確信，這些小說在兩百年后會有人從書架上取下來閱讀。

二

讓嚴肅寫作者蘇珊·桑塔格始料未及的是，攝影卻成全了這種“不死性”。這是一段極為吊詭的社會微觀史，同時，在桑塔格這一個體身上也展現了現代主義的無孔不入和無從拒絕。關于現代主義的描述在桑塔格偶像本雅明的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本雅明以其銳利的嗅覺和表達手法剖析了現代主義在歐洲大城市中的不同側面，攝影是首當其沖需要解釋的對象。攝影，不僅給了文藝復興以來不斷衰落的手工坊式繪畫致命的一擊，同時也開創了藝術品復制的時代。桑塔格在本雅明和羅蘭·巴特討論攝影這項媒介的基礎上，認為攝影是觀看世界的現代主義方式，對我們的倫理感受有著無可估量的影響。攝影通過一個復制的影像世界來裝飾這個已經擁擠不堪的世界，使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比它實際的樣子更容易理解。桑塔格極具洞察力地認為，工業社會使其公民患上影像癮，這是最難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并預言，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為了在一張照片中終結。而這一切，都在她身上得到了應驗。

2006年，桑塔格的最后一位女友萊博維茨出版了她的自傳體攝影集《一個攝影師的一生》，在她為那些光鮮亮麗的明星政客所拍攝的照片中，不斷穿插著這位攝影師所深愛的作家女友的影像。與常見的書房中的桑塔格不同，這些影像揭露了她非常私人的一面：在威尼斯大運河旁的酒店吃早飯，在田野中騎單車，在尼羅河上裹著毛毯看日落……而其中一張攝于約旦佩特拉古城的照片頗具震撼力，黑白影像中渺小的桑塔格抬頭觀望山谷盡頭陡然出現的宮殿。桑塔格后來聽取了發型師的建議，在前額留出一片白發，與滿頭濃密的黑發形成對比，這個決定鬼使神差地成就她的“不死性”，而她念茲在茲的、持續了一生的嚴肅寫作，尤其是小說創作，卻沒有幫她捍衛內心這塊私密領地。

在曾經的那個世界，那個馬拉美的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為了在一本書里終結，而如今影像取代了書的位置，這是桑塔格研究攝影這個媒介的歷史后得出的令人惋惜的結論。但桑塔格個人對攝影的態度卻十分曖昧，她一生酷愛攝影，她談論攝影，將攝影與政治和戰爭聯系在一起，甚至為自己在雜志上發表的每一篇文章配上相應的照片，這些照片中的桑塔格兼具男性的英姿和女性的嫵媚，堅定的眼神透露著某種隱而不發的權威感，嘴角也永遠蘊含著狡黠。如果說桑塔格對攝影的曖昧態度縱容了圖像的泛濫，那也不啻為一種苛責，因為她預見了在人類歷史上，圖像將不可避免地取代文字，如同文字在文學誕生之初不可避免地取代了聲音。然而，也正由于這種曖昧態度，桑塔格回避了文學在圖像時代將遭遇的結局，也避開了人類邏輯在圖像時代自然的蛻化。

文字與圖像這一組關于人類再現、呈現與象征之經驗的復雜關系，在哲學、符號學、語法學、結構語言學、藝術史等學術領域已經得到深入又廣泛的分析。圖像泛濫時代的人們，逐漸對文字形成的邏輯感到陌生，看似透過圖像而獲得的無窮經驗實際上代表著人類經驗的貧乏，圖像吞噬了一切，甚至將人類塞得過飽。2001年，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一次名為“圖像與意義”的論壇中，桑塔格進一步就圖像的語法提出了她的觀點，她認為，我們對浩如煙海的圖像的認知最終會停留在“著名圖像”之上，人類的歷史將以這些“著名圖像”的邏輯而呈現，那么這就意味著，圖像誕生前的歷史可能會遭到不可避免被遺忘。

自德國古典藝術史學家和考古學者溫克爾曼的著作《古典藝術史》于1764年問世以來，同時代的德國詩人尤其是萊辛對此感到惴惴不安，他懼怕生機勃勃的視覺藝術將侵入詩歌的領地，于是他撰寫《拉奧孔》，比較了雕塑和詩歌在表現同一主題時的不同側重點，提出了“分而治之”的原則，以保全詩歌的靈魂不受侵犯。但桑塔格放棄了扮演現代版萊辛的角色，她對攝影欲拒還迎，欲迎還拒，任由自己被不斷地吸引，盡管她所討論的方式依舊是嚴肅的，是哲學式的。

三

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人肯定無法相信，一位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會去看低俗的地下電影，出現大量松垂陰莖和碩大乳房特寫的《熱血造物》；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無論從任何角度上看都屬于高雅文化陣營的學生，會用“新感受力”來為這部淫穢的電影辯護，更盛贊其畫面本身的直接性、感染力和豐富性。蘇珊·桑塔格的驚世駭俗在于，她開始創造自己獨特的藝術批評話語，包括“新感受力”、“坎普”和“反對闡釋”，發明一套為了形式而非內容的描述性詞匯，由此避開了高雅文化擅長的道德倫理之維的批評。她在《反對闡釋》中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響，認為闡釋是智力對藝術和世界的報復，文章最后那句在當時看來十分“大逆不道”的話成為了她的審美標準——為取代藝術闡釋學，我們需要一門藝術色情學。

60年代是美國文化的分水嶺，至60年代之后，美國文化開始走上了一條無法回頭的大眾化之路，對于高雅文化陣營的知識分子而言，那是一次從詹姆斯·喬伊斯、艾茲拉·龐德、T·S·艾略特向著安迪·沃霍爾、麥當娜的重重的跌落。而幾乎公認的是，桑塔格在這場劇變中毫無疑問地扮演了催化劑的作用，甚至，她就是這場運動的發起人。高雅文化的衛道士歐文·豪認為，這是一場新感受力對舊感受力的戰爭，新感受力派的先鋒戰士桑塔格用她的辯證法技巧和豐富的智識，拿祖母的邊角料做出了絕美的床單，將新感受力解釋為對愉悅的感知，消解了傳統的解釋話語。老一派知識分子不僅感受到自己文化和智力的話語權正在喪失，同時也感覺到整個美國的文化正在一步步地跌入萬劫不復的低俗的大眾化深淵。

桑塔格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是在消弭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隔閡，因為她認為文化必然有高雅和低俗之分。在《反對闡釋》出版的三十年后，桑塔格將當初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解釋為“不安于現狀”，世界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發生，有那么多無法命名和無法歸類的東西，又有那么多值得稱贊卻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東西，于是她對這些新的品味（taste）投入了自己的關注。她認為，有些對立的組合，比如高雅和低俗都有礙于理解她所贊賞的無法命名的新東西，而為被忽略的新作品搖旗吶喊并不損害那些古老禁忌的勢力。她對高雅和低俗對立的態度十分明確，她說，如果必須在the doors組合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選擇，那必然她會選擇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她難道一定要二者選其一嗎？

又是一種曖昧又不失智慧的態度。但它已經擺脫了桑塔格早期果斷的先鋒主義風格和激進的時髦（radical chic），這是一種透露著保守主義的桑塔格的晚期風格。

四

薩義德受到阿多諾的啟發，將“晚期”理解為一種放逐的形式，晚期風格內在于現存，卻又遠離現存。對于阿多諾而言，晚期這個概念本身還包括一個理念，那就是人們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晚期。而對桑塔格來說，晚期僅僅意味著時間上的晚年。正如上文所言，桑塔格從不忌諱調整自己的觀點、改變立場，甚至變換氣質。桑塔格的晚期又回到起了她年輕時期便開始攀登的魔山，重新澆灌起那顆自幼便在心里種下的歐洲文化的種子。2000年，她出版最后一部小說《在美國》，用極其古典的筆調描述了一個在新千年顯得十分不合時宜的主題，托馬斯·曼的魔山被置換成了美國城郊的烏托邦莊園，歐洲又開始在桑塔格的筆下若隱若現。

晚年的桑塔格時而變得十分暴戾，對記者老生常談的問題毫無耐心，在某位記者問起她是否知曉卡米爾·帕利亞（Camille Paglia）時，她表示對此人一無所知。而后者是美國當時著名的社會評論家，推崇女性主義，談論性別、視覺藝術、音樂和電影史。帕利亞后來接受了同一位記者的采訪，在被問及如何看待蘇珊·桑塔格時，她毫不留情地說，桑塔格早已過時，她十分自戀，對現代世界一無所知，她沒有電視，還寫了那么古老風格的小說，她是過去那個世界的遺老。晚年的桑塔格最終變成了歐文·豪。

桑塔格的一生不斷遇到幾對她無法逃避的矛盾，小說與散文，文字與圖像、高雅與流俗，而另外一對隱藏在她智識背后的矛盾在她的晚年時期卻更加凸顯——歐洲與美國。歐洲文化是桑塔格整個智識的土壤，即便在解釋先鋒藝術和大眾文化，在闡釋攝影、電影、現代音樂和舞蹈、話劇甚至是疾病時，她都離不開尼采、弗洛伊德、阿爾托、本雅明、托馬斯·曼或者弗吉尼亞·伍爾夫。1993年，桑塔格在被圍城的薩拉熱窩上演《等待戈多》的第一幕，沒有電，也沒有水，演員和導演冒著槍林彈雨來劇場排練，所有的道具都由象征著戰爭的物品組成：彈藥盒、沙袋和一張病床。

然而，貝克特也沒有阻止桑塔格對歐洲的失望。對于桑塔格而言，歐洲政府對波黑戰爭的遲遲不介入宣告了歐洲價值的破滅。多樣的、嚴肅又厚重的歐洲文化曾經是一個阿基米德支點，桑塔格靠著它撐起了自己的整個世界，這是美國文化所無法賦予的。而在桑塔格晚年，她質問道，那個擁有高雅藝術、倫理嚴肅性，那個尊重隱私和思想深刻性的歐洲，孕育了克里斯朵夫·贊努西的電影、托馬斯·伯恩哈特的散文、謝默斯·希尼的詩歌和阿沃·帕特音樂的歐洲如今還剩下了什么？那個嚴肅的歐洲的版圖正在變小。

于是，桑塔格將《在美國》的場景安置在了美國。她開始在美國尋找烏托邦。然而，“911事件”又讓她再次幻滅，她至死也沒有看到布什政府發動的那場戰爭的終結。

五

蘇珊·桑塔格經常被譽為“最后一位知識分子”，而對于她個人而言，這個榮譽應該屬于本雅明。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標志下》的最后寫了一段讓人十分動容的話，這段話不僅標志著一個個體存在于世的使命，更是標志著知識分子時代的終結。不妨揣測，這段話不啻是桑塔格為自己一生所定下的基調，她寫道，在末日審判時，這位最后的知識分子——現代文化具有土星氣質的英雄，帶著他的殘篇斷簡、他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還有他那無法克服的憂郁和俯視的目光——會解釋說，他占據許多“立場”，并會以他所能擁有的正義的、超人的方式捍衛精神生活，直到永遠。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傳記，便講述了桑塔格人生中的種種“捍衛”，捍衛嚴肅寫作、捍衛精神生活、捍衛“不死性”。此外，作者采訪了參與桑塔格各個人生階段的親友，使用了桑塔格的日記，用十分翔實的材料以及學術性與文學性兼具的文筆對以上所提的矛盾做了精到的分析。期望該書的出版能讓讀者感受到蘇珊·桑塔格“不安于此”的一生，以及智識上的愉悅。而翻譯是遺憾的藝術，譯者雖已勉力認真，但錯訛在所難免，希望借此就教于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