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躍出椰殼碗下的青蛙”

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有一種比喻，一只青蛙被扣在椰殼碗下面。“靜靜地坐在椰殼下，青蛙很快就開始覺得椰殼碗圈起了整個宇宙。”“對于這個印象的道德判斷是青蛙無緣無故地心胸狹隘、迂腐守舊、深居簡出和自我滿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無法久居到安定下來，有別于眾所周知的青蛙。”

這段話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下簡稱“本尼”）的《椰殼碗外的人生》。在這段類似“井底之蛙”的寓言中，本尼以“躍出椰殼碗下的青蛙”自喻，概括了自己始于中國云南昆明，穿梭于東、西方之間，數度徘徊于東南亞島嶼，綿延近八十載的人生經歷。仿佛如同那只躍出椰殼碗的青蛙，擁有了一個更完整的世界。

對中國讀者而言，相信絕大部分都是通過關于他有關現代民族主義的宏論《想象的共同體》一書，而熟悉了這位幾乎跨越整個二十世紀的作者——小部分可能是通過他同樣著名的弟弟，左翼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本尼在序言中談到，他寫《椰殼碗外的人生》的目的，最初是接受一位日本編輯的邀請，向東方讀者介紹一位非典型的歐美學者的學術之路。在日文版問世幾年后，他接受弟弟佩里的建議，將該書以英文版形式出版。我們手中這本小書，就是根據英文版所譯。

雖然應日方編輯要求，書中專為非西方讀者設想，主要介紹作者“在愛爾蘭和英國的教育，在美國的學術經歷，在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的田野調查，以及我對西方搞笑和所偏愛書籍的一些思考”。不過，正如本尼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我不得不說，我虧欠暴君蘇哈托將軍一種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印度尼西亞，拒絕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臺。因為這個原因，我被迫多元化。……我非常感謝他迫使我超越‘一個國家’的視野。倘若我沒有被驅逐，我是不可能撰寫出《想象的共同體》的”。

與其說這本有關“椰殼碗下青蛙”的自傳作品，是對作者一生的回顧，不如說，更像是為《想象的共同體》寫下了一篇漫長的注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年譜

《椰殼碗外的人生》既然作為一本簡短自傳，那么要解讀這本作品最好的方式，莫過于通過年譜來清晰呈現本尼的生平，洞悉他所經歷的人生，感受他的感受。所以，我們不妨拿出做歷史的精神，通過書中的內容，為他的一生輯出一張簡單的年譜（《想象的共同體》中譯本在卷首的導論部分為本尼作了一個小傳，本年譜也有參考）。

1936年的夏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父親當時供職于中國海關，這個機構事實上旨在為中國政府服務，保證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中獲得足夠收入。兩年后弟弟佩里·安德森在上海出生。五年后，一家人本想在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中國返回愛爾蘭故鄉，但因戰爭所阻，寄居美國四年，其間又迎來唯一的妹妹出世。本尼有關中國的印象，或許只能從父親留下的那些中國性學藏書中，找到一些回憶。

1945年，年滿九歲的本尼終于隨家人回到了愛爾蘭。可剛到故鄉就遭遇父親病逝。從此由母親一人將他和弟弟、妹妹培養長大。兩兄弟相繼開始了在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的青年學習生活，先后就讀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大學期間一次偶然機會，本尼加入了印度和錫蘭學生對蘇伊士運河歸屬權的抗議活動，卻遭遇了英國學生的霸凌。這一事件在日后對他的民族主義研究視角產生了深刻影響。

1958年，在劍橋完成古典研究學位后，二十三歲的本尼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擔任助教，在政治學家喬治·卡辛門下攻讀印尼研究。這時，朝鮮戰爭才結束不久，越南戰爭爆發在即。六十年代初，他追隨卡欣、班達和格爾茨的腳步，來到印尼雅加達，像人類學家一樣，開始了田野調查。除了領略一個由爪哇音樂、皮影戲、面具舞、靈魂附體組成的異文化世界外，他的田野調查還揭示了一個遠更復雜的印尼。在該國二戰后擺脫荷蘭殖民統治，最終走上獨立的進程中，曾經的侵略者——日本——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后來他憑著這樣一項研究，在十年后（1967年）完成了《革命時期的爪哇——占領與抵抗，1944-1946》這份博士論文。不過，他與印尼之間的緣分卻很快中斷。

1965，印尼政局經歷劇烈動蕩，本尼與康大同學一同編纂了《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亞政變初探》報告，由于這份報告揭示了蘇哈托政變的真實意圖，使他成為軍政府的大敵，從此被禁止入境，長達二十七年（從1972年算起）。直至1998年才有機會再次回到印尼。

1974年以后，由于印尼向他關上大門，如何解決新的研究方向這一問題擺在了他的面前。當被問及“如果無法繼續追蹤早期的田野工作該怎么辦”，他以自身經驗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轉眼研究相鄰國家，就我而言是轉向暹羅和菲律賓。”他在將近四十歲的時候，從零開始學習泰語。后來又在五十一歲的時候，從頭開始學習菲律賓的一種主要語言：他加祿語。就是為了繼續把視野留在他所關注的東南亞。對這兩個國家的研究貫穿了他的八九十年代。

1983年，他正式擔任康大東南亞專業主任。不過，這一年里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情。二十年來，從印尼、泰國和菲律賓積累的研究經歷，促使他完成了《想象的共同體》一書的出版，雖然該書在美國反響寥寥，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國學界，引起重大反響。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二戰’之后關于民族主義的重要‘理論’著作幾乎全是在英國寫作和出版的”，他們的作者包括埃里·拉杜里、厄內斯特·蓋爾納、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以及湯姆·奈恩。

他在書中將近代社會以來的民族主義浪潮分為三波，分別是美洲國家獨立運動、歐洲民族國家興起，以及二十世紀以來，他所親身經歷的亞洲國家獨立運動。他尤其將第一波與第三波民族主義浪潮作了對比，勾勒出一段“受到束縛的朝圣之旅”對殖民地“民族”創生的重要作用。

1994年，本尼成為美國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他在本書中，并未提到這點）。四年后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比較的幽靈》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又一次重新審視了給他無數靈感的亞洲諸國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浪潮中的命運和選擇。同年也獲得美國亞洲協會頒發的“卓越終身成就”獎。之后又與受人尊敬的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同獲福岡學術研究獎。

2005年，開始了《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和反殖民想象》的寫作，他把民族主義者發動的暗殺行動作為自己的研究興趣。而此時，亞洲文學和電影評論，日益成為他晚年的愛好。

2009年，放下所有工作，正式退休。

見證帝國時代的終結

從上述年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本尼與亞洲所具有的天然的聯系。這種聯系，又和一種巨大的趨勢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就是——殖民主義的潮漲潮落。

僅從書中留下的文字上看，如果不算他兒時留下記憶的越南保姆的話，本尼童年時代與中國（亞洲）的聯系，在他五歲離開昆明后，就被一筆帶過，余下的那些也不過是通過父親傳遞的，屬于上一輩的記憶。這同他日后與亞洲更強烈的牽絆之間，似乎缺少了一種更直接的聯系。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本尼之所以出生在中國昆明，源自祖父與父親的經歷，他的祖父作為大英帝國的軍官，十九世紀后期曾被派駐英屬檳榔嶼（馬來西亞）。他的父親即出生于馬來西亞，后從劍橋大學退學，進入中國海關工作。其間三十年，從中國東北，到云南蒙自、重慶、南寧都留下過他的身影。因此本尼和佩里兩兄弟出生在中國，只是三十年這個大概率事件中一個確定的結果。

從馬來西亞到中國昆明，安德森家的三代人，向著遠東日益進發。這背后是大英帝國向東發展的頂峰。而與這個頂峰如影隨形的，就是隨之到來的殖民體系的衰落。參考一下曾為英國殖民地官員的喬治·奧威爾所撰《緬甸歲月》，或許就能對全球殖民主義的變化得到更清晰的認識。書中描述的英國警察和商人在緬甸的窘困遭遇，折射出最近一百年來，來到東方的西方殖民者不再保有之前兩個世紀建立的優勢，受到日益興起的本土力量的挑戰。

與祖父輩自西向東、自南向北相反的那個潮流，恰好就構成了本尼一生的生命軌跡：生于中國，最后選擇印尼、泰國、菲律賓為研究對象——短暫地生活于中國后，再次回到他祖輩駐足的東南亞，并最終返回了歐美。仿佛一條對稱的鐘形函數曲線。

始于西歐的殖民歷程，從距離歐洲最近的非洲、美洲開始，到十八世紀時，擴張到南亞、東南亞，最后于十九世紀抵達東亞。從地理上講，中、日作為球形星球表面上距離西歐最遙遠的兩個國度，既是最晚受到歐洲殖民影響的國度，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最先擺脫殖民，完成驅逐殖民者革命運動的國家。

事實上，日本在這個進程中走得更加徹底，不但率先實現了“脫亞入歐”，而且加速了西歐殖民體系在遠東的瓦解。正如本尼后來在《比較的幽靈》中寫的那樣，在打破西方殖民統治的過程中，那些戰后一舉崛起的領導者，既可以是日本占領時期接受軍事訓練的蘇哈托、李光耀，也可能是日據時期試圖“依靠日本實現民族獨立”的蘇加諾、昂山將軍。

這一切既為本尼一家在1941年為避太平洋戰爭而離開中國，也為他日后選擇印尼作為研究對象埋下了伏筆。他在書中道出了自己決定研究印尼的日據階段的原因：“我一直（表面上）對日本感興趣。我和母親過去常常就此有禮有節地爭論——她堅決地支持中國，痛恨日本。”

不過，如何精準描述印尼、緬甸、泰國這些前殖民國家擺脫殖民宗主國的歷程，是擺在本尼面前最大的難題。冥冥之中，他的愛爾蘭-英格蘭祖輩的記憶，給了他最大的啟發。英國這個世界最大殖民帝國旁最熟悉的陌生人（愛爾蘭人）的身份，真正幫他化解了困境。

幾個世紀前，大英帝國（及更早的西、葡、荷蘭）的殖民體系在斂取殖民地財利的同時，還實踐著啟蒙主義的理想和實用主義的腳步（用我們更熟悉的話便是“以夷治夷”），在每一個殖民地都催生了一個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本地精英社會。正是這樣一類兼有帝國知識（掌握雙語、懂得書寫和管理技術），又與宗主國理念（充當外捍的中堅）漸行漸遠的階層，正式結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為推翻殖民統治埋下了伏筆。上世紀初，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的出現，就是發生在大英帝國內部的一次民族主義浪潮。而這一切，又與二十世紀的日本，通過征發印尼、緬甸當地軍事精英加入帝國行動的經歷，并最終實現了東南亞民族國家的獨立，有著殊途同歸的路徑。

從自己的經歷中，本尼找到了解開亞洲民族解放迷思的鑰匙，而這番比較政治學的嘗試，也幫助他最終完成了那本深鐫人文學術領域豐碑上的《想象的共同體》。

無力反駁

來自西歐的島嶼國家，選擇亞洲的一個世紀，見證了殖民主義的潮起潮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終成為那只躍出“椰殼碗下的青蛙”。他一生中始終抱有對非西方社會的極大同情，這或許就始于那種與殖民主義始終保持距離的疏離感。

“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確有限制我們的觀點和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本尼在《椰殼碗外的人生》結尾寫道。誠然，本尼在不經意間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自設的悖論，在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中的兩難選擇。基于愛爾蘭的一分子，他在內心中希望民族主義可以讓這個類似西歐小國的文化體繼續保持獨立性，置身于全球一體化之外。然而，他又無法反駁，事實上正是這場“全球化”的進程，讓他有機會躍出一隅，擁有“椰殼碗外的人生”。

不過，在親自解開這個迷局之前，這位以民族主義研究著稱的學者已于2015年去世。他于去世之前，完成了《椰殼碗外的人生》英文版的最后修訂工作。在那之前，他最后一次訪問了中國，回到了他八十年前出生的那個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