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裔文學批評的破繭成蝶
譚惠娟的《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終于付梓出版了,這是一部厚重的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專著,凝結了作者20年孜孜不倦、學海泛舟的苦心和智慧。這期間,作者先后兩次作為教育部公派訪問學者分赴美國加州大學厄灣分校和哈佛大學進行深造和研究,該專著初稿早在2007年便已完成,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由于在非裔美國文學方面取得的出色成就,作者又于2013年先后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和重大課題,但也還是沒有把該著交付出版,而是繼續皓首窮經、焚膏繼晷地修正、探索。20年來,以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為軸心,譚惠娟在文學、翻譯、歷史、文化、族裔、音樂、人權、哲學等領域一路探根究底、縱橫捭闔,取得了公認的突出成就,也在由此編織的融會貫通的宏大視野中完成了《拉爾夫·埃利森的文學研究》。
拉爾夫·埃利森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非裔作家、非裔文學評論家,還是20世紀美國文化研究的主要開拓者。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國內學術界對埃利森的研究只是孤立地就《無形人》論無形人,未能結合《六月慶典》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說和大量的文學評論文章,對其創作道路、創作主題和藝術手法進行完整而系統地考察;未能把埃利森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進行比較;也未能結合埃利森關于美國文化的評論,系統地研究他的文化思想等等。而譚惠娟教授的研究則高屋建瓴,難能可貴地彌補了這些學術遺憾。因而,《拉爾夫·埃利森研究》的問世具有補缺填空的重要意義,也是中國百余年來美國非裔文學研究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多維度研究范式的宏闊視野。該書視野宏闊、思想深遠,創新獨特,編織了一種“多維度研究范式”。作者不局限于就埃利森論埃利森,就非裔文學談非裔文學,而是將埃利森置于美國歷史、美國黑人文學文化發展史、美國主流文學史和美國黑人身份認同的民族斗爭史等縱橫交錯的思想洪流中進行研究。以小見大,從大析小,概述精辟,解析透徹,查漏補缺,譚惠娟充分肯定了埃利森在美國非裔文學創作和美國非裔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該著謙虛但卻確鑿地告訴學術界:埃利森一生中雖然只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無形人》和《六月慶典》,但每一部都是經典,都是難以逾越的藝術高峰:《無形人》是美國黑人文學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表作,《六月慶典》是美國黑人文學后現在主義的代表作。一代文學巨匠拉爾夫·埃利森在譚惠娟的筆下誕生了,雖然早就存在于文學的星河中,但通過譚惠娟的手,挖掘了他,使我們看到了埃利森的偉大,看到了埃利森對美國非裔文學及其美國多元文化的巨大貢獻。
創作主題和藝術手法的縱向考察。《無形人》與《六月慶典》能成為美國黑人文學的兩座高峰并不是孤立的、突兀的,譚惠娟通過對埃利森的文學創作道路進行縱向考察,將他的早期短篇小說與中后期的長篇小說創作及他卓越的文學批評論文結合起來進行探討,揭示了其創作主題的靈魂、創作手法的傳承和變異。該著辨析道,“埃利森只是早年受賴特為代表的黑人自然主義抗議小說的影響,但不久即與之產生分歧”;因為賴特習慣“用仇恨的目光審視白人乃至整個社會,而埃利森則是抱著讓黑人和白人融為一體的愿望來觀察和思考的”。從該著的批評分析中我們看到,不是對抗,也非退讓,不是沮喪,更不是歧視和偏見,而是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理解融合”成為了埃利森在其創作中的永恒主題,也成為了他在現實中要爭取的、在創作中要成就的一種美利堅民族出路和美利堅民族文化,這種主題的展示使埃利森的創作具有了“一種以文化研究為導向的、具有辯證性和內在性的現代主義特質”,使《無形人》成為了世界上藝術性最強政治小說。
譚惠娟認為,《無形人》的中心隱喻“無形性”是埃利森對美國黑人文化及其價值長期思考的結果,這一隱喻標志著美國黑人文學創作由注重意識形態的抗議小說,朝注重藝術美學的現代小說轉向。《六月慶典》的中心隱喻是“整個美國民族的墮落”。主人公布利斯對他的黑人教父、也是他的養父希克曼的背叛是一種“墮落”,這象征著對美國重建的背叛,也象征著整個美國民族的墮落。由此,埃利森將布利斯的曲折經歷與悲劇結局上升為由種族歧視和沖突帶來的民族災難,“把黑人與白人的相互理解和平等相處提到了事關整個美利堅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埃利森創作主題所體現的這種超前預見性使埃利森成為“迄今為止美國最深刻的文化批評家”。可以說譚惠娟對埃利森創作主題的分析揭示了埃利森文學思想的靈魂,展示了埃利森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高超藝術手法。在當今世界上風云密布的復雜局勢下,“理解融合”主題的揭示提升了埃利森小說的思想深度,也使得《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具有了重要的實踐意義:目前特朗普奉行的“美國優先”的霸權政治是行不通的,習主席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才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出路。
“布魯斯音樂旋律”的藝術表達方式。在《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中,譚惠娟運用自己嫻熟的音樂知識揭示了“埃利森式風格”獨特的藝術創作手法——恰似“布魯斯音樂旋律”的藝術表達方式。埃利森成功地將黑人音樂的表現手法運用到自己的文學創作形式中,“《無形人》和《六月慶典》音樂般的語言和音樂般的格調與黑人音樂的藍調曲風相吻合,小說中的諧音、詞尾重復、和諧的對比、對稱、創造性意向的黑人語言、雙關語等頻頻使用,使作品極富音樂感。”這些分析,讓即使沒有看到原創小說的讀者似乎也領會到了埃利森小說敘事的意義,聽到了身為黑人的小說人物備受欺凌、生無可戀,但卻還是艱難求生,企望民主、平等、自由的明天到來的憂郁曲調。“小說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但每一章都像是憂傷的爵士樂旋律,隨著故事的推移反復演奏,不斷加強,并在變化中升華。”也就是說,布魯斯音樂旋律代替了故事情節,旋律的變化推動著故事的進展,讀者可以根據旋律的變化、語言隱含的音樂特性來理解小說的意義。譚惠娟“布魯斯音樂旋律”的藝術表達方式的揭示,讓埃利森小說含混復雜的藝術手法最終趨于明朗清晰,也為廣大讀者正確理解埃利森的經典之作帶來了福音,使何為埃利森式風格的主要表達方式這一爭論已久的含混問題得到落實,也把拉爾夫·埃利森的文學地位推舉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文學高度。
一面多菱鏡的埃利森。《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涉及范圍之廣、資料之多、信息量之大、論述之精細遠非以前學術界對埃利森的研究成果所能媲美的。即使文學界,也很少有針對某一位作家的研究能像《拉爾夫·埃利森文學研究》一樣從如此多不同的背景和視角去深度關照和分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從哈羅德·布魯姆提出的“弒父”理論的視角,譚惠娟為埃利森新型黑人文學《無形人》的誕生穿起了一根世界文學的長線:從克里斯托弗·馬洛和莎士比亞,到濟慈和丁尼生,再到柯勒律治和王爾德,重點落到與理查德·賴特與詹姆斯·鮑德溫、歐文·豪、愛默生、斯蒂芬·克萊恩、馬克·吐溫、巴赫金、T·S艾略特和福克納等作家的比較研究,譚惠娟以多菱鏡似的多維視角透析埃利森,透過多菱鏡的埃利森,美國社會的天光云影得以呈現,埃利森也在這天光云影之下被照得通通透透。讀者也在閱讀審美中登上了拉爾夫·埃利森這座美國非裔文學的巔峰,也領略了一眾滋生埃利森這座高峰之美國多元文學和文化的山川脈絡。
我覺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哲理范式是這部批評巨著達成的藝術效果,也是非裔文學批評家譚惠娟的學術信仰和一路走來的堅實腳印;在她奮力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國有百余年歷史的美國非裔文學批評終于破繭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