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火鼠皮衣”的故事

平螺鈿背圓鏡（唐物）

秋草蒔繪提重（和制唐物）

河添房江著 商務印書館

2018年，是公眾關于唐朝的想象力極為旺盛的一年，不僅有《三聯生活周刊》對于唐朝“城市、女性、詩歌、胡風”所做的專刊，更有日本正倉院一年一度的寶物陳列大展。學界對于唐代這個“興興轟轟、橙紅色的時代”政治、文學、藝術和宗教所做的研究，亦極大地調動了人們討論與探究唐朝的熱情。

從正倉院的寶物說開去

收藏唐物的風尚，其實就是一種尚古的嗜好。正倉院陳列物以圣武天皇遺物為基礎。這位篤信佛教、熱愛大唐文化的天皇，渴望將當時日本的首都平城京打造成一個像長安那樣的政治文化中心。除了圣武天皇舊藏外，正倉院還收藏了皇室捐贈、重臣比丘等進獻以及亞洲各地來的寶物。來源一為唐代傳入日本的中華精致文物，二為經由中國傳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為奈良時代日本仿制中國文物所制成的物品。

唐物，主要指中國唐代的物品，《角川古語大詞典》定義為包括唐錦、唐織物、沉香、麝香、茶道、中國畫等物品的總稱，在室町時代被當做奢侈品，后成為舶來品的統稱，還出現了專門買賣這些物品的“唐物屋”。《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的主人公常以占有、消費和贈予唐物來標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從遣唐使開始的、以朝貢為原則的國家之間的交換物以及來自唐、新羅的舶來品，均首先被以天皇為中心的王權所接納，由此形成向臣下再分配的體系。”（《唐物的文化史》）初步明確了唐物的來源和分配、交換體系。

“唐物”一詞，最早記載見于《日本后紀》恒武天皇大通三年（808年）。而始建于8世紀后半葉的正倉院，保留了迄今為止種類最豐富、最全面且最有價值的唐代藝術品，包括衣物、樂器、家具、兵器、茶具、佛具等各種寶物9000多件。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者傅蕓子多次進入正倉院，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吾嘗謂茍能置身正倉院一觀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從“物”還原唐代文化風尚

從物品和風尚的角度還原中國古代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是近年頗受關注的一個角度。

在美術史研究中，大量考古發現令研究者確信，中國古代藝術對于“器物”的執著已成為重要特點，對“器”的執著與“禮”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密切相關。

《唐物的文化史》中詳盡的史實和豐富的圖像例證，為我們通過物品還原唐代，呈現了一條清晰的脈絡。這本書通過各個時代掌權者（圣武天皇、仁明天皇、藤原道長、足利義滿、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關鍵人物）的實證說明：“唐物”不僅與他們的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威緊密相關，擁有、消費貴重的唐物，是當時身份的象征，贈予、交易唐物，也成為當時重要的政治行為和文化現象。平安時代，唐風器物和日本自制的唐風器物并存，《源氏物語》的時代，才進入前者向后者過渡的轉換期，但依然有明確區分，即在官方的正式儀式場合重視唐風器物的使用，在非正式場合，才使用日本自制的器物。

書中提到的《君臺觀左右帳記》，原是室內裝飾的一本秘籍，后經過評注本的擴充，成為室町時代鑒定唐物的指南，涉及唐物的分類、定級和真偽鑒定，對于到底是經由中國傳去的唐物還是日本仿制的“和制唐物”也做了明確的區分。

隨著日本和制唐物技術的進步，情況發生了反轉。螺鈿技術原是通過遣唐使傳到日本的，后來逐漸日本化，到了宋代，反變成受中國歡迎的輸入品。在南蠻貿易時代，日本使用螺鈿工藝制作的各種物品（如貼貝書柜、蒔繪）甚至大量向歐洲出口，博得了好評。

隨著追溯唐物的歷史、閱讀書中那些歷史人物搜尋名物的故事和日本對于唐物的轉化式再創造，直觀地顯露出日本文化在持續吸收舶來文化過程中的變遷。這一發展歷程，不僅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理解日本文化，也為我們還原和深化關于唐朝的想象提供了豐富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