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1月9日上午，由中國作協創研部、浙江出版聯合集團主辦的“相信陽光——簡平報告文學《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文學評論界、新聞出版界等近20位專家學者圍繞作家簡平的報告文學作品《權力清單：三十六條》，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探討。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浙江省寧海縣在全國首創并積極推進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的過程。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是一部反映當下中國農村民主政治改革先進經驗的、扎根于基層生活的現實主義題材力作。

以人民為中心的現實書寫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肯定了簡平深扎基層的創作。他認為，《三十六條》讓權力公開、透明，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以人民群眾充分理解的規則來運行，這是關系到廣大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個大問題。

出席此次研討會的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琚朝暉充分肯定了《權力清單：三十六條》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實際工作成果。浙江出版聯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鮑洪俊談到，簡平以天下情懷、文化責任進行創作，展示了這項中國基層民主治理的開創性工作，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廣泛的社會意義。

中國文藝家評論協會副主席毛時安對簡平作出了“一顆赤子之心，一份家國情懷”的評價，認為他一直努力在字里行間追求對人性的叩問。中國作協創聯部主任彭學明對這部作品也深有感觸，特別是簡平“把人民更好地當家做主這方面寫出來了”，讓人看到那些過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村民都積極主動地參與村治工作。

作者簡平除了所寫的主題關注基層制度建設、關注人性和人的尊嚴，所寫的對象圍繞基層群眾外，在行文中也充分考慮到目標讀者群的閱讀體驗。作為一部反映基層治理經驗的作品，其最終目的和價值是將這種可復制的經驗推廣至全國廣闊的鄉村，從而推動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基于此，作者采用了淺近直白、化繁為簡、容易為廣大鄉村基層接受的寫作方式。

對于這種“講實話，講一般人聽得懂的話”的寫作方式，中國韜奮出版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表示了贊賞和佩服。他表示，自己是一口氣讀完的，《權力清單：三十六條》是實實在在的文學文本，他說：“政治正確并不在于用詞，更多的是內容正確，思想導向正確。現在的紀實文學中，書寫普通人真實生活的作品真的不多，非常難得。”

毛時安認為，這本書的結構看似波瀾不驚，實際上有精心的考量，這本書的文學性，“就在于它的真實，在于它的樸實，在于它的不加修飾，它幾乎是本真地、原色地、原生態地反映了中國”。彭學明也肯定了這種敘述方式，“既有新聞記者冷靜地用事實說話的特點，又有文學的風采”。中華讀書報總編助理舒晉瑜說道，透過作品中的小切口，能夠“特別清晰地看到鄉村的每一件細如牛毛又重如泰山的事件，清晰地看到鄉村的每一個基底，甚至村民們每一個生動的表情”，她認為，簡平能夠寫得非常深、非常透，寫得引人入勝，其主要原因是在場的調查和寫作。

鄉村治理創新經驗的文學解讀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琚朝暉在致辭中提到，浙江寧海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三十六條》是寧海基層干部群眾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重要精神，采取了符合農民實際需求，以極簡化思維的話語方式，做出的制度創新。在他看來，這項工作“關于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關于中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關注的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他看來，《三十六條》是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生動的例證。村級小微權力清單有一個建章立制的過程，也有一個修改完善的過程，難能可貴的是，簡平把這些都“落到了具體的人和事上”。施戰軍特別提到了書中一個典型人物葛更槐：“葛更槐是大多數村級干部的縮影，在書中寫了他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可惜的是，現在很多作家對鄉村的認知還停留在‘前葛更槐’的狀態，沒有看到鄉村治理之后‘葛更槐們’的變化，這是現在鄉村題材文學創作中特別大的一個頑疾和痼疾。”而在這本書中，通過一個個實實在在的人物，讓我們“看到隨著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帶來的一系列人的觀念和心性的變化”。

中國作家網總編輯劉秀娟也注意到這種變化，認為這部作品非常客觀地寫出“有些鄉村干部從謀求私利到舍棄私利過程當中的蛻變，以及在這個過程當中的那種不適感”，“在克服那種不適感當中，我們才能看到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就是人的規范與進化，我覺得這也是現代法治社會所應該倡導的一種秩序”。

兼具文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的時代報告

報告文學有“文學輕騎兵”之稱，兼有文學性、新聞性和政論性的特點。新聞記者出身的簡平，在創作該作品時，顯然抓住了這三個特點，從而使《權力清單：三十六條》成為一部兼具文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的時代報告。

李敬澤表示，這部作品兼有社會學的穿透力、理論的洞察力和非常好的文學品質，既有作為報告文學的價值，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基層社會狀況和治理狀況的非常深入的標本式的反映。他說：“這是讓我們真正地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的一本書。中國就是由這樣的一個個村莊、一條條街道、一個個細胞構成的，而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一個健康的細胞是如何生長、如何充滿活力的。”

《中國作家》副主編高偉則從簡平的職業和文學修養出發，認為作者“有意識地選擇這個選題的態度，超越了我們過去所認知的包括文學文本的一些要求。它是非常有社會學意義的文本，其文本價值超越了我們過去對文學問題認知的條條框框。”在他看來，報告文學最終還是要緊跟時代的腳步，要為社會的發展鋪路。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也認為這部作品“回到了報告文學寫作的本質”，讓我們看到了21世紀中國農民的真實情況，讓我們充分相信農民的權利維護意識和公民素質。她說：“報告性寫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其實就在于它能不能觸及時代的痛點、熱點和焦點問題，就在于作家能不能推出這樣一個時代生活的素材來進行把握、判斷，生動地把它寫出來。”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丁曉原表示，他在這部作品中獲得了啟發，從經世致用角度思考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一種時代文體，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重大的社會議題，其功能不僅僅是文學，應該有更多樣的呈現，比如社會學的價值、政治學的價值、新聞傳播學的價值等等。

在《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主編王國平看來，當下很多報告文學作品是從論證的角度進行寫作的，而這部作品則更多的是發現——“有很多發現的東西，就有很多鮮活的東西”。中國作協創研部納楊也認為，這是一部“比較新的，比較及時地去反映當下現實的作品”，不論是作品反映的事情還是作家對這個事情的看法，都是在不斷發展的，這種正在進行時的報告非常必要，能夠為各個層面的讀者進行現代意識和觀念的普及。

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在研討會最后作了總結，他認為，《權力清單：三十六條》寫了寧海縣一樁偉大的創舉，非常好地體現了制度自信，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自信，體現了敢為人先、敢于創造的浙江精神，打造了這個時代的華章。

正如作者簡平在書中所說，人當永遠在路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也當永遠在路上。這部扎根鄉村的時代報告，讓我們看到了前方的光亮和希望。《權力清單：三十六條》的影響力，或許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