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世間》的書封上，梁曉聲在看著世界。

寫完這部長篇小說，梁曉聲70歲了。1月底臨近春節，他剛剛在北京語言大學辦了退休手續。

除了知青文學代表作家，知識分子這一身份似乎更貼近梁曉聲近年來的創作。《中國生存啟示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梁曉聲說》《郁悶的中國人》…… 看多了社會，閱多了人，世界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思想越發凌厲，處世卻平和許多，舉手投足都帶著一股沉穩而內斂的“大氣象”，以至有讀者說，《人世間》，一聽名字就符合梁曉聲的風格，也是他能寫出來的東西。

1949年9月22日，新中國成立前十天，梁曉聲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長大后他喜歡上了寫作，文學創作初期，梁曉聲將自己的一篇作品拿給中國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學》的編輯周曉紅看。那時的文學編輯，渾身上下都透著情懷二字。周曉紅讀后對曉聲說，我很不舍得，但我覺得這樣一篇小說，這樣一個題目，把它發在你家鄉的刊物更有意義。這篇后來在1982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品《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周曉紅最終忍痛割愛給了黑龍江作家協會主辦的《北方文學》。

談及這段往事，現任中青社副總編輯，也是《人世間》責編之一的李師東頗多感慨。梁曉聲是李師東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學長，私下里李師東叫他“大師兄”。那時梁曉聲已經大名鼎鼎了，系里還專門開有一門選修課叫“梁曉聲研究”，很多中文系的學生視他為偶像般的存在。“梁曉聲與中青社的情誼從80年代就開始了，一直以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李師東見到《人世間》初稿時，已經到了和梁曉聲洽談出版的環節，那時《人世間》第二卷他寫到了將近一半。

梁曉聲專注于生活中的百姓，也樂于琢磨百姓的生活。他說，自己有一個心愿——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 “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五六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這樣一部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的長篇小說，從20世紀70年代到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梁曉聲一寫就是50年的歷史跨度。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這是一個重要作品，不僅因為是梁曉聲寫的，不僅因為篇幅長，小說有力地刻畫了時代變遷，尤其是時代變遷中的人物，他們一再向我們發問：人可以是什么樣？人應該是什么樣？那些人，那些精神形象，是立得住的。

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曉聲是手寫的。一座北方省會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頁的稿紙上跌宕起伏。《人世間》另一位責編李釗平發現，第一卷，紙上的字認認真真一絲不茍，放到格子里穩穩當當。第二卷時，字慢慢脹開了。到了第三卷，字里行間已經開始拳打腳踢了。梁曉聲說，《人世間》是自己文學生涯所有長篇作品中寫得最累的一部。“我是個老派的人，到今天還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紙手寫。寫到最后，我只能用鉛筆在 A4 紙上寫，寫得手已經不聽使喚了。”

《人世間》寫到第二卷，梁曉聲的老胃病嚴重了起來。他一直沒做細致檢查，怕真查出什么，作品就不好說了。“那時他有緊迫感，只想一心撲在這部小說上”，李師東說。二人交流時，梁曉聲鮮少談及寫這部長篇的艱辛，也從不抱怨什么，“他對自己和自己的文字是相信的。”

1月23日，在由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和文藝報社聯合主辦的《人世間》研討會上，很多人都被作品中的理想主義信念與人文主義精神打動。評論家賀紹俊說：“曉聲是我敬重的作家，也是我覺得特別親切的作家，我跟他有共同之處，我們都是知識青年。他珍惜知識青年，就在于他珍惜理想主義。如果過去的理想主義有些虛空，曉聲在他后來的經歷中，不斷地使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結合而越來越實際。”

伴隨著知青歲月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十年“文革”是無法跨越也不能跨越的一道溝壑，行走五十年歲月的《人世間》重點并沒有放在對歷史的反思與評判上，而梁曉聲依舊是那個梁曉聲，在情和義的人性光輝書寫中不失種種洞察社會的犀利，冷不丁拋出的問題，人物隨口一句念叨，就能成一顆平地而起的炸雷：大年三十周家吃團圓飯的晚上，良善又稍顯愚鈍的小兒子周秉昆忍不住問，“貪官污吏和刁民，哪種對國家危害更大？”

對梁曉聲來說，給這部長篇小說命名似乎是比寫完它還困難的一件事。最初它有個樸素的名字：《共樂區的兒女們》，寫的就是這塊土地的事，就是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后來與中青社編輯一合計，大家都覺得直白和局促。這樣一部三卷本，到底叫什么好呢？讓梁曉聲和編輯們犯了難。很久后確定書名的那天，在李師東的工作日志上記載的是2017年10月24日。

那天李師東找梁曉聲談書的封面設計，梁曉聲寫了一份題記拿給他看，李師東看了一遍說，不要了，三卷本已足夠，其余任何文字都會窄化和限制這部長篇。但是，李師東在字里行間掃到了三個字，他覺得這三個字能把這部大書裝在里頭，時代風云，社會變遷，人心流轉，都擔得起，罩得住，“就叫《人世間》吧！”

新書出版后，有一次梁曉聲到江西弋陽作講座，當地政府將題款簽名本送給了當時一個拆遷困難戶，他是梁曉聲的粉絲。第二天困難戶直接通知縣里，自己同意搬家了！眾人都笑言偶像的力量幫了大忙。

寫《人世間》，梁曉聲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點，從最熟悉的城市平民生活，發散到社會各階層。不少人在閱讀時感慨萬分，評論家劉颋說：“《人世間》曲折坎坷的不是故事，而是精神、心理上的一次次碰撞和陣痛，以及這些人物在一次次碰撞和陣痛后尋找出路時的迷惘、執著、努力。這才是好小說應該干的事，也是好小說家應該干的事。這部小說無論從寫法還是觀念，都是非常樸素和傳統的。好的小說需要沉淀，經歷了那么多對寫作技法的探索，我們或許應該反思，究竟該提供給讀者什么樣的思考？”

梁曉聲調動自己的生活積累、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一氣呵成的手寫小說，氣息是貫通的。時間長，記憶久，年代感十足的諸多細節也給責編造成不小挑戰。李師東記得，有一次在河南省語文卷子上看到一道選擇題，問的是誰沒有參加過莫斯科保衛戰，答案是赫魯曉夫。他突然想到，印象中《人世間》里也曾提到，但正好相反，回去趕緊一翻，果然有問題。“五十年百姓生活史，書中提到的書名、出版時間，涉及到的生活名目、歷史情形，很多東西需要精確核實。梁老師認真寫了，我們就要認真核對，做到準確無誤。”

2015年11月20日在李師東記憶中是個清晰的時間點，這是他們第一次談論這部長篇。“初次談出版，拿到第一卷手稿，梁老師已經在寫第二卷，寫到第三卷時編輯正好看第二卷。梁老師一邊寫，我們一邊看；寫完一部，我們看一部。相應的具體審稿意見，一一做了筆記。書稿中的疑難問題，能解決的就及時解決；不能解決的再一并匯總，銜接得很緊密。” 從初次談出版到2017年6月5日簽合同，梁曉聲沒提任何要求，最后合同上的版稅數字還是李師東在梁曉聲簽名后補填的。當時李師東心里還犯嘀咕：一份空白合同，萬一梁老師提出十萬冊八萬冊的起印數怎么辦，回去還得開會研究。“梁老師沒給我們任何壓力，我們更要對得起這份信任”，中青社新任社長皮鈞說。

和朋友聚會時，青年評論家劉大先忍不住要為這部作品在2018年“不夠熱”而感到遺憾，他說“這是一部有些低調的好書”。《人世間》第一卷是對未來充滿向往的青年，具有早期浪漫主義風格。第二卷掙扎于生活的焦慮，寫實主義色彩濃厚。第三卷寫豁達的晚年，批判現實主義思辨風。三部曲節奏是變化的。“在這個變化當中，我們從來沒覺得梁老師是老年人，只感覺到了充滿激情的、飽滿的生命力。”

同為青年評論家的岳雯更加激動，“我們熱烈討論這本小說，在私下，甚至在別的研討會上。”劉大先和岳雯在文學觀念及文本分析上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這一次二人卻罕見地達成共識。“《人世間》提供了一個可以討論的文化空間，每個人物為什么這樣，我們可能認識都不一樣，才能產生這種熱烈討論。在這樣的討論中，文學就是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使分離的個人逐漸走向合而不同的群體，每人都會有自我經驗，我們這些思考作用在小說中的人物命運之上，他們的不同也使我們得以彼此認知和理解。”

做個好人，做個良善的人，是梁曉聲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間》中想傳遞的信念。成為作家，經歷 “文革”，接受國內外電視臺的采訪，他們總問梁曉聲一個問題：談談你在“文革”的時候。梁曉聲說，文學的力量告訴我，那是不對的，它不道德，也不人性。到55歲以后，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文學作品還是要寫人在生活中應該是什么樣的。寫作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跟自己對話，是否依然相信書中自己所樹立的人物言行，“到70歲了我依然相信，這讓人很愉快。”

研討會后當天晚上，梁曉聲和李師東通電話時說，他很欣慰聽到那些評價，尤其是《人世間》能夠被年輕人喜歡。“自己這一生走過來，沒有走偏。說句實在話，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像是活在好人山腳下，經常覺得山腳旁邊可能有壞人坑，一不留神做人的方面今天受一點損失，明天受一點損失，老了的時候就傷痕累累。有些原則今天丟一點，明天丟一點，回過頭來看，就會對自己很失望”，梁曉聲說的還是人世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