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新時代面前，文學需要找準自我的定位和發展的方向；而對這種定位的體認、對這個方向的指明，正是文學理論批評極其重大的任務乃至題中應有之義。

堅定文學方向，深挖基本命題

文學的觀念、文學的方向，自古與時代、歷史的發展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面前，文學需要找準自我的定位和發展的方向；而對這種定位的體認、對這個方向的指明，正是文學理論批評極其重大的任務乃至題中應有之義。

對方向和道路的確證，需要找到具體的理論抓手。2018年，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界繼續展開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深入研究闡釋。這種研究闡釋，一方面是圍繞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文藝理論展開。董學文《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清和抵制錯誤文藝思潮》、趙炎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文藝基礎》、段吉方《從經典形態到當代發展——近年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中國化當代化研究路徑》、宋偉《現代性的批判與解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性》等，或著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論基本立場、核心概念的進一步闡發，或聚焦于對馬克思主義闡釋和言說當下文學問題能力的激活，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不斷引向深入。而另一方面，這種研究闡釋，也包含對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最新成果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進行的學習研究，如范玉剛《論新時代文論話語體系建構的人民性價值取向》、張知干《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統領新時代文學工作》等。

當代中國文學一系列重大命題和基本概念，也在此過程中獲得了深度挖掘和不斷確證，如文學與人民的關系話題（施戰軍《人民立場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根本要求》、王列生《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本體論建構》、羅崗《“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境遇》、李明彥、齊秀娟《以民族性重建文學的人民性》等），現實主義話題（何向陽《現實題材文學創作的邏輯起點與最終歸宿》、段崇軒《現實主義：少了什么、多了什么？——關于現實主義文學的境遇、發展的思考》、劉瓊《現實主義的“實”》等），文學書寫與時代生活的相互闡釋建構（如黃德海《在虛構中重建生活世界》）等。

改革開放40周年與中國文學：回顧與展望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時間節點，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具有影響深刻、意義深遠的里程碑式意義。《人民日報》文藝版開設了“逐夢40年”欄目，諸多學術性文學期刊也紛紛設立“改革開放四十年”主題的欄目或專輯，刊發了一系列高質量的文學理論評論文章。2018年底，中國作協舉辦2018年中國文學博鰲論壇，主題正是“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文學”，其下所設的三項分議題“四十年來的時代巨變與中國文學的現實書寫”“四十年來人民精神生活需求的變化與中國文學的創新發展”“以提高質量為文學工作的關鍵，推動中國文學邁向高峰”，也在相當程度上歸納和包含了文學界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初衷及關注重點。

有關40年來中國文學的發展變遷，不同的論者會選取不同的觀察角度。論者有時會傾向于階段史的總體性觀照（如李朝全《時代的先聲——回眸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文學》、何平《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邏輯起點和階段史建構》），有時會選取具體的現象思潮作為切入點（如孟繁華《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文學四十年》），有時會關注長期縈繞于文學創作之中的概念關系（如賀紹俊《當代小說從宏大敘述到日常生活敘述》、楊慶祥《重建一種新的文學——對我國文學當下情況的幾點思考》），有時會借助特定話題范疇管窺總體變遷（如洪治綱《“人”的變遷——新時期文學四十年觀察》），或者以某一文體為著力點、展開演進脈絡及成功經驗的總體性梳理（如白燁《40年，為奮進時代傳神寫照——改革開放40年小說創作成就與經驗》、《詩刊》推出的“‘新時代詩歌十論’專欄”），亦或在世界視野與本土坐標的參照互滲過程中摹畫歷史想象（如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一書，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世界文學語境和現代性論域之內，嘗試揭示當代中國文學尋求自身道路的精神狀態及創作實績）等等。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話題，共同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總體圖景，在梳理歷史記憶的過程之中，亦完成了對當下現狀的解析關照、對未來空間的想象探索。

對改革開放以來理論評論自身發展的總結梳理，同樣引人注目。《文藝報》主辦的“回首四十年，放歌新時代”系列研討會中，專設了文學理論批評場次，一些學術期刊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紀念專輯在具體文學研究內容之外，另有專門的文藝理論主題專輯。相關討論和文章，梳理了40年來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成果，肯定了理論批評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巨大的推動、激發、引領作用，同時也分析和指明了理論批評工作在當下面臨的處境、需要攻克的難題。40年間，中國文學批評經歷了話語資源的爆炸式引進、理論體系的不斷整合，到今天，已然進入了建立本土話語、明確主體意識的時代。與此相關的另一話題，便是文學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或者說，關乎文學批評的文學史敘述建構功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在過去一年中先后刊發的錢文亮《“史學化”還是“歷史化”：也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趨勢》、斯炎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知識化”現象》等文章，其實可看作是對該刊在2017年便拋出過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趨勢”話題的回應與拓展；而王侃《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論的史料內隙》一文，提到“學院派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之間形成的表面的自洽關系，構建了另一種文學事實，屏蔽甚至涂改了不能被這種自洽關系所接納、所消化的文學事實”，其實是在視野的開闊性、話語的開放性、觀念更新的敏感性等方面，對志在參與“中國文學經典化”過程的文學理論批評給予了提醒、提出了要求。

此外，對文學理論批評自身的思考，亦呈現在具體的文體或曰寫作層面。《文藝爭鳴》雜志在“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專輯里推出了18篇文章，集中探討了文學批評寫作的文體意識、體式風格、內容形式等話題，實際上是圍繞近年來被不斷重提的“文學批評作為寫作”說法展開探討，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面對文學現場，增強批評效力

在“文學批評與文體意識”研討會上，專家在把脈中指出，當下文學批評的確存在有某種程度上的“千人一面、枯燥煩瑣、空洞乏味”乃至于知識堆砌、自產自銷等癥候，隨之產生的風險，便是文學批評在應對當下文學新變時，會產生跟進不及或言說無力等問題。此類問題的解決，需要文學批評不斷強化面對文學新現場、新現象的能力，增強文學批評的言說效力和判斷說服力。2018年，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問題意識的覺醒、強化，是文學批評自我更新、言說效力不斷增強的重要條件和重要內涵。徐則臣《尋找一種新的結構時代的文學方式》一文，從作家兼編輯的角度，提到了對當下文學的某種“倦怠和不滿足”，進而發出了對“變”和“新”的呼喚。如果說面對文學現狀，關于“慣性滑行”狀態的提醒是問題意識的重要體現之一，那么對于文學批評自身，關注點則在相當程度上集中于“說真話”的勇氣、風氣和能力。2017年底，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編選宗旨是“對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文學作品進行嚴肅的、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同時倡導批評界發揚實事求是、講真話、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表明立場的精神。”圍繞該話題，評論界展開了諸多討論。張燕玲《文藝批評與剜爛蘋果及蘋果之關系》一文中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作為‘剜爛蘋果’的文藝批評，既是‘尋美’，又是‘求疵’，是對文藝評論家態度與能力的極大挑戰，同時，也是對文藝環境和文藝家胸懷的極大考驗”；批評家不可以“對名家名作只敢贊不敢責”，同時要“秉持對文學精神的忠誠與對審美差異性的尊重……在上善若水的語境中，如風如刃與作品與作家展開綿軟而有硬度的對話，言為心聲”，在過硬的專業能力保障之下，力求做到“贊美而不失度，批評而不失態”。某些具體文本層面的分歧爭論、乃至于部分舊的共識在新語境面前遭受挑戰（參見傅小平《為何在這些年度新作面前，文學批評的共識難以達成？》一文中，對“《揚子江評論》青年批評家論壇”上青年批評家們針鋒相對狀況的記敘），也不妨視作“新的有效性”及“新共識”建立的前提或先聲——所謂 “問題意識”或“說真話的風氣”，很多時候正是在分歧與共識的交錯上升過程中才得以真正形成；對當下批評界而言，有價值的分歧和爭論或許還應該更多一些。

在對問題意識的強調之外，所謂“面對文學現場、增強批評效力”，還意味著對新語境的不斷適應、對新現象的持續關注。2018年，在對新文本的追蹤、解讀之外，文學批評還著重關注具體文本背后新的趨勢現象——《青年文學》雜志“城市文學排行榜”的高調評選發布以及評論界對“城市文學”話題的集中跟進，便是其中一例。新的文化和話語空間在不斷打開，我們看到，文學批評在此并未失語。邵燕君主編的《破壁書》對二次元文化的關注和解讀引發了一系列討論，一大批以類型文學、電子游戲、網絡直播等新興文學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成果也已經涌現出來。面對新媒體勃興、文學生活泛化的時代新語境，文學評論也在不斷更新著自身的存在和呈現方式。非常顯著的現象是，文學批評活動正面向公共生活、公共空間進一步打開。文學講座、文學對談等成為文學評論話語、觀點和價值輸出的重要方式，它們擴大了文學批評的社會影響力（文藝書店內各類新書活動和文學對談的專業含金量不斷提升，進而構成了廣大讀者想象、判斷、介入中國文學現場的重要途徑），夯實了中國文學的群眾基礎（如十月文學院持續舉辦的“名家講經典”活動，可以說是在公眾接受和專業水準之間尋找著自身“配置最優”的平衡點），并已漸漸地被納入傳統意義上的學術話語流通體系。舉例言之，錢理群、洪子誠《文學閱讀的社會空間與當代精神發展的可能性》一文，最初源自“鳳凰讀書會”主辦的一次文學對話活動。

在更深遠的意義上，新的平臺媒介、新的呈現方式，也與新一代文學批評主體的登場、成長息息相關。2018年初正式上線運行的《人民文學》“圓桌派”欄目，在此顯示出非同一般的意義：一方面，這是傳統權威期刊打造新媒體發聲平臺的一次成功嘗試（“圓桌派”欄目主要依托《人民文學》微信公眾號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動了文學批評新人群體的亮相和成長，這種“系列圓桌式筆談”，旨在“對歷史、時代，以及我們所親身經歷的生活，進行文學向度上的思考和回應”。正是在這種親歷親言的思考回應之中，我們看到了“同時代人”和“同時代性”的鮮活在場。這里是新的平臺、新的群體、新的視角和新的話語方式，其中寄寓著中國文學批評的廣闊未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