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學期我開了一門拉美文學課程，最后一次課上，帶同學們共讀的書是烏拉圭著名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1940-2015）寫于1971年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簡稱《血管》）。課間有學生問我，為什么有的拉美文學史著作把加萊亞諾算作拉美文學“后爆炸”一代的作家，有的文學史著作卻壓根不提他？嗯，這是個好問題。他又說，《血管》有點兒“四不像”的感覺，他是在圖書館的經濟類書架上找到這本書的。這一點并不讓我意外（要是它出現在醫學類書架上，我才真會感到意外）。我特意查了查，在我們南京大學，這本書除了被校圖書館收入外，還可見于商學院、政治系和歷史系的圖書室。藏書系統顯示，在商學院圖書室，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血管》已經處于“剔舊報廢”狀態了，或許在經濟學的眼光里，作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血管》已經過時了，無用了。

盡管我們的藏書系統并不認為《血管》是一本文學著作，我還是提示同學們，可以把它當成一部非虛構寫作的作品來讀，看看新聞記者出身的加萊亞諾是如何以他特有的風格講故事的。加萊亞諾寫作的一個獨到之處，就是挑戰寫作體裁本身，將小說、雜文、詩歌、新聞報道、歷史記述混在一起。用文學理論的眼光來看，這是一種后現代主義的做法；用他自己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第三世界作家對文學“正統”以及與文學“正統”緊密聯系的權力制度發起的反抗。至于是否被收入拉美文學史，或許并不是加萊亞諾所在乎的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閱讀《血管》的確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讀解拉美文學。

《血管》這部以拉丁美洲歷史為主題的著作不是專門寫給政治經濟學專家讀的，作者本人就不是專家；《血管》是面向大眾的，為了說明觀點，加萊亞諾采取了說故事的方式。單看目錄，構成章節小標題的不是概念，而是畫面，諸如：“可可種植園主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嚙噬智利的銅齒”、“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國戰艦慶賀拉美獨立”……加萊亞諾不是標題黨，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章節內容同樣是精彩的，充滿畫面感的。比如，講到拉丁美洲的銀礦資源被開發、被掠奪的歷史，玻利維亞歷史名城波托西的銀礦是如何被發現的：

1545年，印第安人瓦爾帕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駱馬時，被迫在這座山岡上過了一夜。為了不致凍死，他點燃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的礦脈，那是純正的白銀。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擁而來。

歷史就這樣被加萊亞諾的文筆還原了現場，被賦予了生動的畫面和戲劇性，印第安人的困苦生活、歐洲殖民者唯利是圖的貪婪形象，寥寥數語就躍然紙上。像這樣的有具體時間和具體空間、截取特定的歷史場景并富有意味的小故事，后來發展為加萊亞諾的拿手好戲，一個個看似相互獨立卻又有內在聯系的非虛構小故事串起《火的記憶》（三部曲）、《擁抱之書》《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等作品。作為一個擅長講故事的文學大師，加萊亞諾深知運用視覺形象的重要性。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少時的理想和稟賦：

首先是形象，其次才是語言。一種狀況，一種情緒，或是一種思想，如果我首先沒有看見它們的形象，那么我是無法把它們傳達出來的；為一種形象找到可以傳達它的、與其光輝相稱的詞句，總是花費我好大氣力。我認為，我是用寫字的方式畫畫的，因為我缺乏繪畫的才能。既然做不了畫家，我只好當個作家了，這就好比你愛的女人不理會你，然后你娶了她的表妹。

事實上，加萊亞諾第一次發表作品，就是刊載在一份政治刊物上的漫畫；在開始新聞寫作之前，他先以其父姓“休斯”為筆名畫了四年漫畫。這樣的經歷或許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加萊亞諾講起故事來是如此地“繪聲繪色”，給人留下難以忘卻的印象。

銀礦的故事以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場景開始，然后是銀礦帶來的繁榮、殖民地貴族驕奢淫逸的生活，最后終于資源耗盡、銀城衰落的悲慘結局。在《血管》中，不管是銀礦、金礦，還是拉丁美洲土地上的其他寶藏，大體上是同一個故事套路，從令人狂喜的“發現”開始，到令人嘆息的沒落結束。這個“套路”，就是命運——資源的命運，人的命運，拉丁美洲大陸的命運。充分現代化的國家是不會遭受興衰更替的循環的，它們只會越來越發達，沿著線性時間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為別國的現代化掏空了自己的國家，則不得不一次次經歷無情幻滅，走不出循環時間的怪圈。

在加萊亞諾筆下，這些礦產地昔日的輝煌與他實地走訪時看到的破落景象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在這些破落景象中，我們甚至能讀出點魔幻的意味來，比如，在巴西曾經盛產黃金、后來走向不可避免的衰頹的地方，“傳說中有根有據地說，在米納斯吉拉斯的慈悲和仁慈圣母教堂里，那些死去的礦工仍然在寒冷的雨夜做彌撒。當教士回過身來，面向大殿伸出雙手時，人們還能看到他臉上的骨頭”。一本正兒八經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可能不會寫這些，然而這種亦真亦幻的傳說有時候卻要比枯燥冰冷的數據更具說服力，正如亞里士多德已經指出的，詩——虛構的藝術要比歷史——非虛構的藝術更接近真實。繁華不再，空余廢墟，這樣的主題是在文學史上經常出現的。“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說的是封建王朝不可逆轉的由盛轉衰的命運，而加萊亞諾故事中的這些鬼魂出沒的沒落城鎮，則是作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依附于單一資源的悲慘命運的象征。這些地方能讓我們聯想起胡安·魯爾福的荒涼哀傷的盧維納，馬爾克斯的經歷了大興與大劫的馬孔多，科塔薩爾的見證了家族興衰最終被神秘力量完全占領的百年孤宅……在拉美文學中，這些沒落的地方不僅是有美學意義的，也是有深刻的歷史意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

這樣的故事，讀來是令人心情沉重的。在世界經濟的格局中，在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規律中，坐擁豐富資源卻總是缺席經濟發展盛宴的拉丁美洲似乎永無出頭之日。加萊亞諾一邊講故事，一邊講道理：資本主義一直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是維持宇宙穩定運轉的鐵律；拉丁美洲不幸從古至今一直是弱勢的那一方，拉丁美洲的不發達是歐美強國發達的必然結果，后者越發達，前者就越不發達，“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叢林法則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發達中心與落后外圍之間，也存在于拉丁美洲內部的大國與小國間，同樣也存在于每一個拉美國家的內部。這樣的穩定而僵化的權力結構，這樣的壓迫層層傳遞的不公正秩序，是令人窒息的。

同樣的窒息感，我們可以在一些拉美文學“爆炸”經典之作，如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中讀到：以暴力確立上下級關系、弱者的尊嚴被強者肆意踐踏的野蠻社會，濃縮在萊昂西奧·普拉多軍校中，軍校的高墻、封閉的體制讓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血管》的理論背景，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依附論”。在依附論的視角下，資本主義體系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它由不斷向外擴張的經濟中心國家和作為擴張對象的外圍附屬國家共同構成，后者依附于前者，不斷向前者輸送工業發展所需的血液，因此前者越富，則后者越窮；處于依附地位的國家是不可能擺脫不發達狀況步入發達國家之列的。翻閱《血管》一書的尾注和致謝頁，我們可以找到好幾位拉美本土的依附論理論家的名字：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塞爾索·富爾塔多、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血管》以生動的畫面和平實的語言詮釋了依附理論。拉丁美洲可能的出路在哪里？加萊亞諾的主張代表了依附論學派中比較激進的一派。《血管》的最后一段文字：“為了使拉丁美洲獲得新生，每一個國家必須從推翻統治者開始。起義和變革的時代展現在眼前。有人相信命運在上帝的膝頭，但事實上，命運如同激烈的挑戰，作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上。”他呼喚革命。

在當年的加萊亞諾看來，拉丁美洲要擺脫依附的命運，真正走向自由和繁榮，辦法只有一個：武裝革命。《血管》不僅是拉丁美洲的悲情故事，也是呼喚戰斗的革命宣言。既然是宣言，那么把話說得激進一些，把事實講得聳人聽聞一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加萊亞諾曾數次在他的雜文中闡述他的文學理論，很樸素的道理，不會搬出西方哲學家晦澀難懂的句子來嚇人，也不會玩弄故意制造作者和讀者間距離的術語，而是直接面對活生生的現實：“拉美作家的命運，是與深刻的社會變革的需要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一個被奴役的社會里，自由文學只能做兩件事：揭露和寄托希望”。在西班牙語中，揭露自身（revelarse）和造反（rebelarse）是發音相同的兩個詞。揭露自身，也就是自我顯現，意味著真正認識自己，從而真正獲得自己的身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而這也是正義革命的目的所在。加萊亞諾說過這么精彩的一句話：“我屬于一塊對自己尚未有所了解的土地。我寫作是為了幫助它來揭露自己——揭露自己，奮起反叛（revelarse，rebelarse）——在找尋它的過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我和它一起迷失，我也迷失在這塊土地之上。”

如《百年孤獨》所暗示的那樣，拉丁美洲是一塊被孤獨癥所詛咒的土地，這塊土地上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膚色的人互相鄙視、互相不了解，各個人群對自己的歷史和命運也不了解。為了完成《血管》這本書，加萊亞諾遍訪拉丁美洲各個被遺忘的角落，力圖寫出一個被官方話語刻意掩蓋了的流著血與淚的拉丁美洲，讓終于認識到拉丁美洲被奴役的真相的人們能有所覺悟，進而采取改變不合理現實的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加萊亞諾也履行了作家對人民的承諾——在他寫作《血管》的年代，深受薩特的影響和古巴革命的鼓舞，在世界文壇嶄露頭角的那一批拉美青年作家是普遍相信寫作有介入社會現實之用的，他們將文字創作與本土民眾追求自由的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后來的歲月中，《血管》在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喜愛并被左派人士奉為經典的同時，其觀點也不斷被質疑、被批評。普遍的一種批評意見是，《血管》將拉丁美洲的不發達主要歸咎于來自外部的新舊殖民主義剝削，對拉丁美洲自身的批判力度不夠。巴爾加斯·略薩曾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害的神話之一就是：窮國之所以窮是富國密謀的結果，是富國為了剝削窮國、讓窮國維持不發達狀況而有意策劃的。”

略薩以秘魯的經驗為例，反對那種為了斬斷“依附”關系而閉關自絕于國際市場體系的做法，更反對以解放窮苦人為名的暴力革命。在他看來，秘魯政府在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向內發展、國家干預經濟的做法，使秘魯遭受了災難性的全面倒退；那些奉行極左思想的游擊隊不僅造成社會動蕩，更是逼出了以暴制暴的獨裁惡魔，使秘魯社會進一步野蠻化。他認為，在新的時代，窮國只要肯向世界市場開放，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獲得迅速發展，而造成拉丁美洲落后的罪魁禍首，不是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而是拉丁美洲的兩大特產：軍事獨裁和革命暴力主義。

還有人或許是受到馬克斯·韋伯的啟發，在文化心理上探尋拉丁美洲落后的根源，如坎特拉·卡羅馬諾（Cantera Carlomagno）的《拉丁美洲被閉合的血管》（Las venas tapadas de América Latina，2007），該書認為，西班牙殖民者將他們的官僚主義、考迪羅主義、貴族生活方式、資本主義精神先天不足等等缺陷遺傳給了拉美民族，這些東西成了直到今天還在束縛拉丁美洲發展的桎梏。該書的書名就是對《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戲仿，仿佛是要針鋒相對地否定加萊亞諾的觀點。

切開的血管，閉合的血管。在加萊亞諾看來，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場的開放是災禍之源。在另一些人看來，拉丁美洲向世界市場緊閉大門才真正是災禍之源。在我們今天的時代，一個發展滯后的國家究竟該選擇開放還是封閉？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足以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清晰的認識。盡管東亞的發展經驗可以為質疑和批評《血管》的人提供例證，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也曾遭受殖民主義壓迫，也曾經歷《血管》所描述的種種資源災難和生態破壞，卻是不爭的事實。在《血管》一書中回響的那些令人難忘的警句，諸如“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發展是遇難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是有普世意義的。人心的貪婪本質是很難被改變的，人類離文明的理想境界還差得太遠，只要叢林法則依然強有力地存在，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對暴力壓迫的抗爭就依然是有意義的。

《血管》中文版首次面世是在2001年，今天由理想國譯叢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其間中國已經經歷了許許多多大的變化，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2001年，正在熱議“入世”話題的中國讀者初讀《血管》的時候，或許會想到我們這個民族也遭受過類似的屈辱，是不是該對經濟全球化保持警惕……今天呢？我雖沒有像加萊亞諾那樣的講故事的才能，不過我還是想轉述一個與《血管》有關的小故事，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這個故事是我在2018年1月北京大學的一個小型學術研討會上，聽戴錦華老師在發言中說的：

2003年，戴老師去拉美某國開會，在巴黎機場轉機，候機二十四個小時，碰到一個與她同一航班的中國漁業商人，聊了幾句，這位同胞是去美麗富饒的拉丁美洲開拓業務的。他在機場待得無聊，便問戴老師借書看。戴老師帶的一大堆書，他一本也看不進去，好歹倒是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看完了——比起那些滿紙術語的學術專著，還是加萊亞諾的拉美故事更好看。看完后，他把書還給戴老師，感嘆了這么一句：“我們去得太晚了！”

但愿這位中國商人的想法并不能代表大多數國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