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價值得到肯定，被認為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得以深入研究。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文學史觀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一個標志。

拓荒之旅：展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另一只翅膀”

自上世紀初新文學登上文壇以后，通俗文學就被作為批判對象不斷地被撻伐，它們被稱作“鴛鴦蝴蝶派”。在20世紀50年代編寫現代文學史的熱潮中，對通俗文學的批判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被史學家們確定為“封建文學”的逆流。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通俗文學作為文學的熱點登上了文壇，其中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瓊瑤的言情小說尤其受到熱捧。1994年，北京大學聘金庸為名譽教授，不僅僅是對金庸小說的肯定，也標志著中國學術界對通俗文學的評價有所改觀。

對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從兩件事情起步。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牽頭全國10所高校編寫《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被列入其中，由江蘇師范學院（現為蘇州大學）負責編寫。二是范伯群主持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于1986年被列入國家社科“七五”重點項目。至2000年，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在史料、作家作品、文學史三個層面上均有了標志性成果：芮和師等編著《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上下，1987年）、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第1輯共12冊，1994年）、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1999年）。這些研究成果第一次披露了眾多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的史料，第一次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作家作品進行了評介和梳理，第一次對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進行了史學研究，具有學術拓荒的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范伯群教授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緒論》中開宗明義：“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一部殘缺不全的文學史……事實是，文學的母體應分為‘純’‘俗’兩大子系，那么，我們曾將‘俗’文學這一子系排斥在文學的大門之外，有人曾為此而沾沾自喜，多年來我們似乎‘自覺’地想維系這個‘抱殘守缺’的體系。這個局面的造成是出于一種歷史的誤解，而歷史的誤解是來自‘歷史的誤導’。”（ 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緒論》，《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第1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時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的貢獻就是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填補另一半空缺。江蘇省作家協會原主席艾煊用散文的筆法給此時的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用一句簡括的話說，那就是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找回了另一只翅膀。”

多元共生：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史學地位

21世紀以來，金庸小說以及中國武俠小說的研究風采不減，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孔慶東《金庸評傳》等著作相繼出版，都曾引起社會反響。與這些文類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相比較，范伯群2013年出版的《填平雅俗鴻溝》具有更為深遠的史學意義。在這部著作中，范伯群對學界一直流行的“兩個翅膀論”作了重大的修正。“雙翼才能展翅高飛，因此一度被稱為‘兩個翅膀論’。但是這僅是一個比喻性的形象化稱謂。我既想改變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元化’的獨步局面，又覺得用‘多元共生’的提法更顯得‘學術化’。我認為，現代通俗文學在時序的發展上，在潮流的承傳上，在服務的對象上，在作用與功能上，均與知識精英文學有所差異，根據上述的理由它當然能成為‘多元共生’中的‘一元’。”（《填平雅俗鴻溝》第2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兩個翅膀論”是說明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與新文學一樣具有文學史的價值，是強調中國現代文學只有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展翅齊飛，才能真正地飛翔起來，“多元共生”強調的是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與新文學有著不一樣的文學史價值，在歷史傳承、美學特征和傳播運作等方面具有自我的特征和體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學結構中，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是多元互補的關系。“多元共生”觀念的出現標志了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在深入發展，它深入到史學層面、文本層面和市場層面論述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價值。

拓展延伸：文學文化互文研究和當代通俗文學批評

既然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有著自我的價值，必然就有自我的文化體系和文化表現。這個觀點在陳思和教授為范伯群教授撰寫的《序：范伯群教授的新追求和新貢獻》中提了出來。陳思和說：“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文學的崛起以及中國大陸本土的流行文學、網絡文學、影視文化的發展，我們怎樣解釋這些現象與當代文學史的關系。”（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他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通俗文學具有哪些文化現象，一個是要關注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

與陳思和提出的問題相呼應，2017年，范伯群教授帶領一批青年學者撰寫出版了著作《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2017年）。這部著作認為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因為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有哺育與反哺的關系，范伯群教授將它們稱之為“互文”關系。在這部著作中，論述了通俗文學與蘇州評彈、戲曲話劇、電影藝術、報紙副刊、期刊畫報、域外翻譯、營銷策略、民情民風、歷史社會、科學幻想、散文小品、時評雜感、文史札記、新舊詩歌等多種文化文學現象的關系。“多元共生”強調的是通俗文學的自有價值，“文化互文”強調的是通俗文學的本源優勢，是在通俗文學的文化本體中論述通俗文學和評析通俗文學的貢獻。“多元共生”的參照系還是知識精英文學，“文化互文”的參照系是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化。從“多元共生”走向“文化互文”，這是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研究的新拓展。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各文類均有很好的作家作品。湯哲聲主編的《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論》（2007年）論述了當代通俗小說理論、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公安法制小說、歷史小說、網絡小說、科幻小說，對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做了初步總結和批評。當代通俗文學中發展得最為紅火的是網絡文學，網絡文學也成為了當代通俗文學研究最為集中的領域。歐陽友權等著《網絡文學論綱》（2003年）等系列網絡文學論著較早地開辟了中國網絡文學的研究領域。馬季、邵燕君、周志雄、湯哲聲等學者均出版或發表了中國網絡文學的著作或論文。中國的網絡文學正處于蓬勃發展中，經典化的作品正在形成中，網絡文學的批評如何從現象批評進入理論解析、從知識精英文學的視野到建構網絡文學的批評話語都有待于提升。

概念標準：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體系建構

經過40年的研究，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本體特征已經逐步清晰了起來。現實的需要和研究的積累，將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本體理論研究推向了前沿。2013年獲得立項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市場閱讀調查及資料庫建設”對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本體理論展開了研究。在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課題組著重解決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本體理論研究的兩大問題：何謂通俗文學和何謂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批評標準。

何謂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它的表述是：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學的延續、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依托于大眾媒體和市場運作、主要呈現為世俗化閱讀的類型化的文學。（湯哲聲《何謂通俗，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概念的建構與解析》2018年《學術月刊》第9期）這個概念從文學文化傳承、媒體傳播、服務對象和美學特征4個方面對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作了界定。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概念明確了，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也就明確了：傳統文化而不是外來的文化、市民意識而不是思想啟蒙、市場運作而不是社會影響、類型模式而不是創新創造。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是依據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基本特征而構建，有別于知識精英文學的批評標準。文學批評既要有終極性：人的文學，也要有批評的適應性：與批評對象相適應。只有根據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價值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和評價，而批評的話語才能與批評對象相切合。更重要的是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才能有科學和健康的發展語境和空間。

蓬勃發展的通俗文學創作實踐要求通俗文學的研究跟上前行的步伐，更要求通俗文學研究具有科學性。這是當下中國文學研究亟需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