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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萊克

在英國浪漫主義詩壇中，以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騷塞為代表的老一輩詩人，以及以雪萊、拜倫和濟慈為代表的新生派詩人已經成為公認的“浪漫主義六杰”。似乎提起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時，很少有讀者能想到這股主流之外的邊緣作家。事實上，老一輩浪漫主義者的創作熱情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迸發過，老去后光輝已漸漸暗淡；而活躍的新生派詩人雖然充滿創作熱情，但也大多英年早逝，匆匆為浪漫主義畫上了句號。至于在19世紀從事密集創作的其他詩人，很多都籠罩在這股主流團體的光環之下，未能徹底綻放光輝。

何為主流的正典，又何為邊緣的他者？主次之分本身就容易遭致非議。大詩人W.H.奧登曾在編著的《19世紀英國的次要詩人》一書中做出這樣的辯解：“誰是主要的、誰是次要的詩人……這只不過是一種學術潮流，……如果有專門的課程專門研究次要詩人的作品，這位詩人就是主要的，反之則是次要的。”由此可見，奧登將主次之類的標準留給了個人主觀喜好和社會具體現狀，為看似穩固的浪漫主義正典種下了各種可能性。隨著時代推移，一些主流之外的邊緣詩人逐漸走進讀者視野。在他們中間，有的是怪癖的作坊學徒，有的是在農場務工的農民，也有的是輾轉于不同庇護所的女士。在他們的作品中，隱藏著遠遠超出時代局限的先鋒思想，這其中就有喚起讀者關注黑色人種的威廉·布萊克（WilliamBlake），還有敢于對抗“林奈生物命名體系”的約翰·克萊爾（JohnClare），另外，還包括專門為兒童寫詩的幼教領航者瑪麗·蘭姆（MaryLamb）。

通過分析三位詩人的詩歌，可以看出他們能夠前瞻性地在當時種族平等意識欠缺、博物學寫作遭到排擠和兒童文學相對落后的階段分別創作出與邊緣地帶極不相符的優秀詩歌。這些作品在19世紀的英國文壇中具有先鋒特色，甚至對當代的文學批評都具有指導意義。

布萊克是英國浪漫主義早期的他者。雖然出生在倫敦一個貧寒的襪商家庭，但布萊克從小就喜歡繪畫和詩歌，十歲起就進入繪畫學校學習，并表現出非凡的藝術才能。在雕版印刷作坊當了一名學徒后，他開始走上藝術創作的旅程。著名學者張熾恒指出：布萊克一生都沒有得到當時世俗官方或公眾的賞識。在當時人們的眼中，布萊克是個反理性主義者、夢幻家和神秘主義者。布萊克曾說過：自己在四歲時看到了上帝把頭靠在窗邊；九歲的他在鄉間漫步時，看到一棵滿是天使的樹；三十歲時看到臨終弟弟的靈魂冉冉升起。對于同時代的詩人來說，布萊克是一位徹頭徹尾的他者，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在1830年的信中寫道：“雖然他備受敬仰，但當時他顯然是瘋了。他的瘋狂太明顯，太可怕了。”然而，在表象背后，布萊克在詩歌中宣揚了極為進步的人權思想。以《小黑人男孩》為例，詩歌中超前的種族思想可謂是極其前沿的宣言。

《小黑人男孩》選自布萊克的詩集《天真之歌》，整部詩集都以近乎孩童般天真無邪的口吻記錄著成人的世界。這首詩探討種族和奴隸話題，敘述者是懷有純潔的心靈、擁有篤實的信仰的黑人男孩。詩歌開始時，這位出生在非洲南部森林的黑皮膚男孩回憶起母親對他的告誡，并逐步講述自己的覺醒之路。在黑人小男孩的世界中，母親告訴他太陽為世界上的生物都提供了光和熱：“花朵、樹木、野獸和人類都同樣接受清晨的安逸和正午的快樂。”母親告誡孩子不要因為自己的膚色而感到羞愧：“黑色的身體和曬焦的臉龐如同是陰暗樹叢上的一抹云彩。”當靈魂學會了忍受，他們就會擺脫膚色的限制，同白人男孩一樣，像羊羔一樣在上帝的帳篷邊快樂地玩耍。《小黑人男孩》于1789年問世，在當時奴隸制仍然是合法的，距1833年英國徹底廢除奴隸制有將近半個世紀之遙，而同樣經歷買賣奴隸歷史的美國直到1865年才正式在全美廢除奴隸制度。這位大家眼中的邊緣詩人，以銳利的眼光努力傳達一種大同世界中萬物平等的信息，即在不同膚色共存的國家甚至星球上，不應該以對待他者那種眼光歧視與自己不一樣的存在者。

克萊爾是19世紀較為出名的農民詩人，一生都遭到主顧、同行和編輯的排擠。雖然代表作《描寫鄉村圖景的詩歌》（1820）使他名聲大噪，但伴隨著浪漫主義詩歌的消損，他的事業也逐漸跌入深谷。即便如此，克萊爾仍堅持創作，曾多次被同鄉撞見在田野間與生物交流，進行現場創作。這種怪異的創作方式使他飽受爭議，隨即成為當時街頭巷尾諷刺的話題，從此他一蹶不振。然而，到了21世紀，在喬納森·貝特等學者的努力下，克萊爾從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逆轉成為英國文學中的經典人物。

通過長時間在現場觀察家鄉海爾伯斯通的動植物，克萊爾在詩歌、信件以及日記中記載了自己熟知的植物和動物世界。追溯克萊爾與同時代的博物學之間的聯系，可以看出克萊爾不同于傳統科學研究方法的獨特的自然歷史觀。博物學非要做得那么學究般博學嗎？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1707—1778）在專著《植物哲學》（1751）中用拉丁語介紹了植物分類系統，可謂是影響了整個人類對自然的命名和認知。然而，由于廣泛使用拉丁語命名，致使非拉丁語國家中的植物學研究者以及業余愛好者無法使用本國語言了解本已熟知的物種，克萊爾遇到的就是這個難題。針對當時一統天下的拉丁語分類體系，克萊爾嗤之以鼻，偏要主張使用英語命名本地的植物。在博物學信件中，克萊爾就道出自己遇到的難題，稱“這種描述鄉村植物的書中充斥了很多復雜的字母排列形式”。

博物學非要殺生嗎？從19世紀開始，林奈式研究方法的流行導致了廣泛采集標本的現象，以至于當代很多動物標本大規模走進博物館的陳列窗口中。克萊爾也抵制采集動物標本的行為，他更關注在棲息地中“活”的動物，而不是被解剖后“死”的身體。在《品味的幽靈》這首詩中，克萊爾譴責了那些狂熱追求標本的科學家們，指出這些研究者們“無意識地絞死蝴蝶／扼死甲殼蟲只為自己更聰明”。克萊爾主張利用觀察和描寫替代盛行的動物標本采集方法，在《自述》中，詩人這樣記載道：“用詩意的感覺看自然可以增加愉悅感，但是自然學家和植物學家一點品味都沒有，僅僅是制作動物的標本，并依據林奈的方法歸類。我對折磨蝴蝶一點兒興趣都沒有。”通過對動物的觀察和記錄，他在手稿中記錄了帶有生命力的生物。

克萊爾筆下的植物不是被非本土語言的分類學強行規定的名字，動物也不是被肆意殺戮，進而制成標本的對象。作為一名邊緣詩人，克萊爾將詩歌、散文以及筆記與自然歷史寫作結合，成為英國詩人中杰出的博物學先鋒。

英國作家瑪麗·蘭姆是著名散文家查爾斯·蘭姆的姐姐，但是她的生活悲劇將她的才華束縛在文學成就的邊緣地帶。18世紀90年代初，母親伊麗莎白·蘭姆因關節炎而癱瘓在床，照顧母親的重任就落在瑪麗身上。在繁重的家務面前，瑪麗努力維系著這戶由神經兮兮的阿姨、衰老的父親、癱瘓的母親和時常瘋癲的長兄組成的家庭。在這種繁重的生活壓力下，很難想象瑪麗能支撐多久。1796年母親的持續吼叫終于使瑪麗久久壓抑的神經崩潰，她在父親和姑姑的注視下拿起刀刺殺了這位蠻橫的母親。這件事幾乎瞬間成為這座城市熱議的話題。這場“屠母”事件后，瑪麗被送到了位于英國倫敦伊斯林頓的“費希爾精神病院”。經過六個月的治療后，精神病院準許瑪麗出院，條件是需要弟弟查爾斯持續的照顧。這場事件后，瑪麗輾轉于倫敦伊斯林頓的庇護所和查爾斯的家，始終沒有進入浪漫主義主流作家的行列。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瑪麗沒有成為著名詩人的可能性。查爾斯擅長營造一種溫馨的、關愛的氛圍，在他持續的照顧下，瑪麗得到了倫敦文人朋友們的同情，并與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兄妹保持了較好的聯系。此后，瑪麗就參與到了查爾斯的創作計劃中，為世人留下了《為孩子創作的詩》這部久被忽略的詩集。據編者威廉·麥克唐納記載，整部詩集75首詩歌中除了22首詩是查爾斯所創，其余都是瑪麗在所謂精神狀態欠佳的狀態下創作而成。在當時來看，專門為孩童創作的詩歌并不多見，從某種意義上講，瑪麗的《為孩子創作的詩》在英國文學史上是最早的致力于幼教的詩歌集之一，詩人從對待“自我”以及“動物”兩個角度較為生動地展示了孩童的成長法則，具有劃時代的教育意義。

面對自我時，孩童極容易產生盲目攀比和遷怒于人的惡習。在《嫉妒》中，瑪麗將人比作玫瑰，鼓勵小讀者們欣賞并肯定自己天生的品質。詩中的玫瑰樹總想成為紫羅蘭和百合花，但瑪麗認為這種想改變自然屬性的想法是徒勞的計劃。就像懷有這種嫉妒心的人一般：“正如我所想象那樣，/這顆失去理智和視野的樹，/與所有充滿妒忌心的人一樣：/用謹慎和教養，所有人會發現/他們頭腦中有些美麗的花/擁有十分罕見的才能”。因此，在瑪麗看來，嫉妒心本身就是一種臆想。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優勢，盲目攀比不可取；面對動物時，孩童的態度對于培養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極為關鍵。如果幼年時享受征服感，很難想象在成人后能關愛動物。在《男孩與蛇》這首詩中，瑪麗極為清晰地講述了兒童在面對蛇時的姿態。一名叫亨利的男孩選擇在戶外吃飯，并將食物分享給草地中的蛇。當媽媽接近時，亨利提醒道：“親愛的媽媽，勿要吵，一點/動靜都不要有，/……狡猾的蛇會害怕”，此處男孩的憐憫之心使他戰勝了畏懼感，成為幼童中保護動物的模范。

在19世紀前后，當“浪漫六杰”霸占英國浪漫主義文壇時，種族的矛盾、博物學的語言暴力，以及以文學促幼教的缺失都成為隱約暴露出來的問題。從被貼上各種他者標簽的布萊克、克萊爾和蘭姆的作品能看出，他們留下了頗具先鋒意義的詩歌作品，其內涵可謂是遠遠超出當時社會焦點所能觸及的范圍。正是由于這樣的先鋒“他者”的存在，才使得英國詩歌史上留下了極具前瞻性的作品，為種族平等、語言平等和幼兒教育拓寬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