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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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偉大時代，中國人的自我意識與世界圖景在發(fā)生變化，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歷史遠景也在發(fā)生變化，這種種變化往往超出個人經驗與想象范圍，為主題性創(chuàng)作特別是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機

近年來我國涌現出一批重大主題性優(yōu)秀文學作品，如重大工程建設主題、脫貧攻堅主題、紀念改革開放相關主題等，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這是文學界貫徹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結出的果實，也是中國作家講述中國故事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若較之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等經典作品，當前一些主題性創(chuàng)作尚有提升空間，有些作品僅以主題和題材取勝，而在作家的主體性、歷史感以及藝術表現能力等方面仍有不足，有的甚至流于簡單化與片面化。這就提出一個重要課題：我們的主題性創(chuàng)作如何走向高峰？

正確認識題材意義，重建文學與時代社會的緊密關聯(lián)

在討論主題性創(chuàng)作高峰問題之前，有必要回到一對經典命題：“題材決定論”與“題材無差別論”。這是在當代文學史上引起頻繁爭論的一個話題，其核心在于題材的選擇是否可以決定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界的一個普遍共識是，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不是由其題材決定的，有時較小的題材反而比宏大題材更具時代精神，挖掘得更深更透，更具有藝術性，因而對于作家來說，選擇什么樣的題材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但題材并不是無差別的，重大題材因其重要性、全局性，關注度較高，對作家的思想藝術能力要求較高，而較小題材因其日常性，更具普遍性，也更易于把握。應該說這一共識是時代進步的產物，也是對片面強調題材決定性作用的糾偏。

但是隨著時代發(fā)展，文學界又出現“寫什么”與“怎么寫”、文學“向內轉”、宏大敘事式微、日常生活與私人寫作等思想命題。“寫什么”與“怎么寫”這一命題，質疑寫作內容與題材的重要性，偏向形式與技巧探索；文學“向內轉”則將作家關注的焦點或重心從外部世界移開，轉而關注人類的心靈世界；宏大敘事式微則是受到西方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影響，對所有的宏大敘事均持懷疑態(tài)度；日常生活與私人寫作更偏重于對日常經驗、私人情感的挖掘——應該說其中有些寫作主張在特定時代起到過開拓作家思想視野、擴展寫作題材與范圍的作用，但是在今天看來，也造成一個嚴重后果，那就是作家探索范圍越來越局限于形式與技巧、心靈世界、小敘事與私人經驗，而缺乏對時代、中國與世界的整體性思考與把握，也缺乏關注與表現重大題材的興趣和能力，成為中國作家思想與藝術探索的一個缺憾。

新世紀之初，伴隨著倡導講述中國故事，中國文學開始重建文學與時代、社會、世界的關聯(lián)。2014年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對文藝寄予希望。主題性創(chuàng)作的新一輪興起正是在講話精神指導下對文藝思潮進行反思的成果。

以理論辨析激發(fā)創(chuàng)作實踐，呼喚匹配時代的高峰作品

主題性創(chuàng)作尤其是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仍面臨理論與實踐上的諸多課題，需要我們進行新的闡釋與理解。

一是如何理解主題性創(chuàng)作與主題先行的關系。主題先行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大忌，主題先行的作品往往干癟生硬，但是從文藝創(chuàng)作過程來說，作家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也往往要從某一主題出發(fā)，對生活做出選擇、取舍與剪裁，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創(chuàng)作過程。作家自己尋找主題與主題先行之間的區(qū)別在于作家是否真心認同、認可這一主題，只有真心認同，才能將這一主題當作自己的主題。杜甫的詩歌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動人，不僅僅因為他在主題上反映儒家思想，而在于他將這一思想道成肉身，融合成觀察與體驗世界的獨特情感；我們的革命作家之所以受到尊崇，就在于他們的文字不僅僅是用墨水寫的，也是用鮮血與生命寫成的。主題性創(chuàng)作要走向高峰，就要避免主題先行，而是要從時代生活和時代精神中發(fā)現、體悟、提煉主題，尊重生活內在邏輯與藝術自身規(guī)律，只有這樣，才能讓創(chuàng)作真正貼近現實，更具有藝術說服力。

二是如何理解主題性創(chuàng)作與作家主體性的關系。對一個作家來說，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主題性創(chuàng)作，因為主題性創(chuàng)作不一定適合所有作家，主題性創(chuàng)作也對作家的思想藝術能力要求較高。一旦選擇主題性創(chuàng)作，也并不意味著就是跟著題材走，相反，作家要充分發(fā)揮自身主體性與主觀能動性，做出獨到觀察、思考與判斷。主題性創(chuàng)作由于其重大性、嚴肅性甚至政策性，作家想標新立異很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作家不是“當事人”，不是某一重大工程或者重大政策的決策者與實施者，也不是與之息息相關的基層干部和普通群眾，他所處的位置具有相對獨立性與超脫性，使之有機會接觸各種人的想法、綜合各種人的意見。作家既然選擇某一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其背后必然也有關于這一主題的知識積累與資料儲備，這使之觀察與思考問題便不僅著眼于當前，而且具有一種整體性與歷史感。作家在政策理解與執(zhí)行方面不如干部，在生活的直接經驗方面不如群眾，但其位置與思考具有獨特性，在這方面作家正可以重建自身主體性，在綜合基礎上做出真正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表達。只有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在主題性創(chuàng)作中脫穎而出。

三是如何理解主題性創(chuàng)作與深入生活的關系。主題性創(chuàng)作因其宏大性，往往超越作家的直接生活經驗，作家要進行主題性創(chuàng)作，必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這也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辯證理解藝術創(chuàng)作與深入生活的關系，深入生活永無止境，但深入生活并不是最終目的，作家的最終目的是將生活經過選擇、取舍與剪裁，以藝術化形式呈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作家還需要不斷提高藝術修養(yǎng)與藝術技巧，才能較好完成這一任務。深入生活與提高藝術技巧不是矛盾的，而是統(tǒng)一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深刻理解生活，才能獲得豐富寫作素材；只有提高藝術修養(yǎng)與藝術技巧，才能賦予生活以更加完美的形式，才能讓作品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誰是最可愛的人》之所以打動人，不只在于反映抗美援朝這一重大題材，而且在于作者在深入生活中抓到諸多令人過目難忘的細節(jié)；《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打動人，不只在于反映新時期我國知識分子政策的重大調整，而且在于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充沛詩情與激情的自然流露。在這些背后，則是深入生活與藝術修養(yǎng)的統(tǒng)一。

四是如何理解主題性創(chuàng)作中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系。真實性與傾向性是我國文藝理論中反復出現的問題，在主題性創(chuàng)作中尤其突出。我們的作家既要關注整體傾向中光明的一面，也要尊重生活真實、關注歷史進程中復雜與曲折的一面。只有充分寫出歷史發(fā)展的方向，才能鼓舞人民斗志，只有充分寫出歷史的復雜，才能讓人們認識到歷史前進每一步來之不易。在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中，既有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梁生寶，也有因襲歷史重擔的梁三老漢，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復雜反應，這才從整體上反映那個時期的歷史真實。我們的作家只有處理好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系，才能在復雜的歷史進程中發(fā)現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前進的方向。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個新時代既是中國的新時代，也是人類的新時代。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每個人的生活都在發(fā)生變化，中國人的自我意識與世界圖景在發(fā)生變化，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歷史遠景也在發(fā)生變化，這種種變化往往超出個人經驗與想象的范圍，也為主題性創(chuàng)作特別是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機。我們的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斷提高自身思想藝術能力，才能創(chuàng)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