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4月，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薄薄一冊《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32開本，總共才216頁，是一冊精致的小書，帶論戰性質，目標是回應當下的社會思潮。5月25日在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專題座談會，有2018年6月30日《北京青年報》的專題報道，更有《文藝爭鳴》2018年第9期集中刊出的十篇短論。而我的那一篇，題為《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單看題目，你都能大致明白我的立場。

我曾談及，與研究唐詩宋詞或李白杜甫不同，談論五四的，不管左中右，都很容易與現實政治發生糾葛。這也是我再三強調“‘五四’之于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的緣故（《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這里的“五四”，置換成“現代文學”，同樣適應。

有時候覺得很委屈，后世學者看我們，大概會覺得很奇怪，為何說話吞吞吐吐，好像智商有問題。但另一方面，作為人文學者，我也無法保證一旦禁忌完全撤銷，就一定能比現在做得更好。某種意義上，戴著鐐銬跳舞，包含著自我克制，也蘊涵著學術激情，這是我們這代學人——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宿命。

俗話說，見賢思齊。我曾認真談論“晚清的魅力”、“與學者結緣”的方式，以及人文學者整天與古往今來第一流人物打交道，這種“尚友古人”的美妙。你整天讀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與周氏兄弟等人的書，不能不對這些志向高遠的“有學問的文人”和“有文采的學者”感興趣。我說五四研究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指的就是這個。隨著中國學界專業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在專業研究之外，有沒有回應各種社會難題的愿望與能力，則值得懷疑。原本就與現實政治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若失去這種介入現實的愿望與能力，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把魯迅研究、胡適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樣精細，不是我們現代文學學科的目標。經典化與戰斗性，猶如車之兩輪，保證這個學科還能不斷往前推進。

二十年前，我出版《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好些朋友撰寫書評，評價有高低，但都承認閱讀時很受感動。學術著作之所以能讓人感動，那是因為你談論的話題具有普遍性，且觸及一代人的敏感神經。讀者在閱讀時，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困境與經驗帶進去，與作者一起思考，一同探索。可這書在臺灣出版時，有歷史系教授批評其專業性不夠。這里有作者能力問題，但也與語境相關，相互隔膜之際，很難感同身受。這就說到人文學的意義與局限，你不能不貼著你賴以生存及耕耘的這塊土地思考與表達；可一旦這么做，又可能讓局外人“無感”。

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響，談及學問，對回應時代話題有很高的期待。十年前，我談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我想象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做學問，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兒。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里面，對于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對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我不僅研究，而且追摹，雖不見得成功，但畢竟努力過了，有幾分精神遺存，這就夠了。

前幾年北大制定“北京大學發展戰略綱要”，文科方面列了四個重點發展方向，要不偏向于古典，要不與“一帶一路”相關，再就是國際視野，我再三提議，北大應該將“現代中國”作為重要的研究支點，這是北大傳統，也是命脈所在。最后雖加上了，但沒有任何配套設施。我理解領導的難處，關注“現代中國”不是最佳選擇。可也正因為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下中國的人文學，學問是越做越扎實了，成果也越來越豐厚，可我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卻日益下降。

2010年北大中文系百年慶典，我撰寫《“中文教育”之百年滄桑》（初刊《文史知識》2010年第10期），其中提及：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國語言文學研究，都不是那個國家的學術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國研究”在美國成為主流，同樣也不能想象中國學術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對來說，本國語言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社會、經濟等）的教學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開，并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我以為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不要專業，而是在專注自己專業的同時，保留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說到底，“人文學”是和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知識”，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

曾經，最能體現中文系學者的“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的，是各大學的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經由大學內外各種因素的調整，這個學科的從業人員遠沒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躍。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惜的——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們自身，也指向整個學界。

在《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初刊《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7期）中，有兩段話，代表我的基本立場：

中國人說“傳統”，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可以這么說，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于后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之血肉相連，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

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更迷戀復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說過：“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復雜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

我所談論的“現代文學”，并不局限于1917—1949年這么短短三十年，也不全然是我早年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而是晚清所開啟的面向世界，融入文明大潮，參與國際事務，迎接中華文明復興的整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學。一定要畫線，大略等于現有學科體制里的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相對于“古典文學”，它不以淵深或優美見長，而是略顯粗糙但生氣淋漓，與今人的生活經驗與審美感受更為休戚與共。

不管是今天的長江學者論壇，還是明年的五四一百周年紀念，我都想追問：網絡時代的人文學者，到底還能不能做到既學問，又思想，還在一定程度上引領社會風氣。因為，這是我所最為關心的。

（此文為2018年12月1日作者在“新時代中國語言文學的創新與發展——長江學者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