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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秋聲賦（書法·局部） 趙孟頫

近日，中國古代書法展第二期在遼寧省博物館開幕。與第一期相比，更多久負盛名的國寶級珍品聯袂登場，再次掀起觀展熱潮。去年8月17日，遼寧省博物館新館正式開館時推出“中國古代書法展”“中國古代繪畫展”“中國古代緙絲刺繡展”三大展覽，眾多難得一見的國寶級佳作集中展出，甫一亮相就引發廣泛關注。開展之后，慕名而來的國內外觀眾近30萬人次，成為2018年度國內文化熱點之一。接踵而至的第二期展覽，展品更令人翹首向往，精心選取的41件/組館藏珍品，從先秦至清代，以時間為軸漸次展開中國古代書法藝術長卷。其中，國寶《萬歲通天帖》、唐代狂草書法代表懷素《論書帖》、宋代儒學集大成者朱熹《書翰文稿卷》、“趙體”書風創立者趙孟頫《歐陽修秋聲賦》等珍貴藏品悉數亮相，盡現中國古代書法藝術的永恒魅力。

歷經千年歲月

《萬歲通天帖》承載中華書法精髓

我國魏晉六朝時期書法“諸體咸備”，名家輩出，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光輝燦爛的時代。作為入駐故宮“國家寶藏特展”的國寶——《萬歲通天帖》，曾于2018年年初在遼博短暫展出過三周，一度成為春節期間熱議的文化話題。本次展覽中珍品再次現身，觀眾可近距離一覽“書圣”王羲之、王獻之等七人十帖的風格，機會十分難得。

備受青睞的《萬歲通天帖》有怎樣的價值？對中華書法史有什么樣的影響？“歷經千年歲月，保存至今實屬不易，其承載的歷史信息獨一無二，其藝術價值無可替代。”遼博藝術部主任董寶厚告訴記者，《萬歲通天帖》雖然不是王羲之真跡，但這件珍品卻最為接近原作真貌，為后人研究東晉書法提供了可靠依據，從中能看出自晉以下南朝書風的銜接延續，以及在王氏門中書法傳承的緊密關系。

展覽現場可見，《萬歲通天帖》卷幅上有火焚痕跡，尚存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徽之《新月帖》、王獻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七人十通書翰。董寶厚說，宋代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七著錄，稱這殘存的七人十帖連尾款的一卷為《萬歲通天帖》，而《萬歲通天帖》中首推王羲之的《姨母帖》與《初月帖》。其實，《萬歲通天帖》不是展現王羲之一人的書法，而是書法世家瑯琊王氏一門之精髓。王羲之的祖父王正，父親王曠，伯父王導、王敦，岳父郗鑒均以書法見長。王羲之早年師從衛夫人學書，其母即衛氏，因此世人懷疑這位衛夫人可能是王羲之母親的姊妹，乃其姨母。姨母去世時，王羲之悲痛欲絕，留書傳世。

今天我們有幸得見“書圣”王羲之的風采，這源于武則天對書法的喜愛。武則天精通文史尤崇書法，曾遍尋王羲之真跡。苦求王羲之真跡的武則天，遇鳳閣侍郎王方慶上奏稱自己是王羲之的十世孫，愿意獻上真跡后喜出望外。為此她特別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共賞王氏書法真跡，并且命中書令崔融作《寶章集》記錄此事。萬歲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武則天命內府弘文館善于摹搨之人，以王方慶呈現的真跡為底本，用上等的黃蠟紙雙鉤填墨，復制了摹本，并將王方慶進呈的原件加以裝裱錦褙，重新賜還給王方慶。她還囑咐王方慶，這是祖先的手跡，后代子孫應當善加守護。然而，之后王羲之真跡卻下落不明，反而是武則天命弘文館復制的摹本保存至今。

雖然現今留存的《萬歲通天帖》為摹本，但鉤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帖風貌，堪稱一絕。《萬歲通天帖》是雙鉤廓填本，即以細線描邊再于內部填充墨跡。作品鉤摹精妙至極，規避摹的缺點，并創造性地吸取了臨的優點，對于原作飛白和牽絲的處理極度細致，在字形準確的基礎上，保留書寫風貌，為世人留下中華文化瑰寶。啟功曾在《唐摹萬歲通天帖考》中說，《萬歲通天帖》不但沒有誤摹之筆，原跡紙邊破損處也都鉤出，這在《初月帖》中最為明顯，如此忠實，更增加了我們對這個摹本的信賴之心。書畫鑒定家楊仁愷也曾在《國寶沉浮錄》中對《萬歲通天帖》給出了至高的評價——“下真跡一等”。

呈現書法軌跡

領悟中華傳統文化藝術魅力

唐代書法是繼晉代以后書法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在行、草、篆、隸各書體中都出現了有著深遠影響的書家，真書、草書的影響最甚。中國書法史上素有“顛張狂素”的美談，之前遼博中國古代書法展上曾展出張旭《草書古詩四帖》卷，本次展覽呈現的則是懷素的《論書帖》。相對懷素標志性的狂草，《論書帖》展現出懷素草書的另一面目。縱觀全篇結體嚴謹、章法整飭、出規入矩，絕狂怪之形，而細尋其淵源，卻不越魏晉法度。此外，在本次展覽中，愛國詩人陸游，儒學集大成者、理學家朱熹，政治家、愛國詩人文天祥等宋元名臣的書法作品集中亮相，陸游行書《自書詩》、朱熹行書《書翰文稿卷》、文天祥行草書《木雞集序》、趙孟頫行書《歐陽修秋聲賦》均令觀眾在欣賞書法之時，同享妙筆文章之美。

不同于宋元書法注重抒發個人性情，明代書法繼宋元帖學而發展，初期沿襲元代傳統，明中期江南地區人文薈萃，文人書法重新抬頭，直到明晚期才頗具創新精神。展覽中，祝允明楷書《東坡記游》極為引人關注。眾所周知，祝允明以草書見長，其楷書墨寶非常少見，而《東坡記游》展現了作者楷書的深厚造詣，實屬難得。此外，展覽選取的文徵明行書《西苑詩》是作者87歲高齡所作，可見當時作者的精神面貌以及深厚書法功力；董其昌《東方朔答客難并自書詩卷》新筆舊墨，用筆純熟，使轉靈活，有一瀉而下之勢；唐寅的《和沈周落花詩卷》信筆出之，流暢自如，嫵媚多姿。

清代書法突破了宋元明以來帖學的樊籠，開創了碑學，篆書、隸書和碑體書法成就卓著，書壇興盛，流派紛呈。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推崇趙孟頫，書風皆為之一變。董寶厚告訴記者，乾隆時《三希堂法帖》刻成，標志著帖學達到極盛，涌現出翁方綱、劉墉、梁同書、王文治等大家。乾嘉以后，金石學興起，帖學已入窮途，鄧石如開創了碑學之宗，阮元和包世臣總結了書法創作的經驗和理論。此后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等完成了變革創新，碑學迅速發展，影響所及直至近代。展覽中，明末清初書壇的代表人物王鐸的《飛人詩》縱橫恣肆，引人稱贊；揚州八家之首的金農隸書《相鶴經》用筆端正，結體偏長，是金農書風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