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魯迅并不反對中醫”

2008年3月，周海嬰接受采訪時說：“我父親并不反對中醫，反對的只是庸醫。”同年5月，《知識就是力量》刊載了周海嬰的口述文章《魯迅并不反對中醫》，文中說：“我父親對于我祖父的病，對于中醫藥的看法，僅僅是他個人所接觸的范圍，并不是對全國的中醫狀況進行判斷……他所反感、反對的是他所經歷的庸醫。” 1 為取信讀者，周海嬰還談了自家使用中醫的故事。

周海嬰的觀點同幼年經歷有關，但主要還是受了許廣平的影響。許廣平曾兩次談到魯迅與中醫的關系。一次是1946年7月1日發表于《文藝復興》的《追憶蕭紅》，文中談到自己患“白帶”，醫院治療兩月無效，偷偷服用白鳳丸，效果卻很好，后來魯迅知道了白鳳丸的奇效，不僅“對于中國的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將經驗告訴朋友。 2

一次是1956年10月發表于《新港》雜志的《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文中談到上海時期，魯迅與周建人常閑談，魯迅對《本草綱目》《驗方新編》稱贊有加，不僅“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孩子的疝病”，魯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在見識了白鳳丸的效果后，魯迅不僅“很熱心的向熟識的朋友介紹”，“有時還把中醫中藥治病有效的點滴經驗，向醫學刊物寫出介紹”。許廣平還說魯迅很佩服一種“草頭郎中”，“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還寫到魯迅的“惋惜”：

但是這些醫藥，因為沒有得到重視，所以不能更大地發揮作用，或者因為年久失傳因而湮沒無聞，對這一點他曾深表惋惜，以為沒有人來對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3

周海嬰和許廣平的這些材料，似乎指向魯迅晚年的中醫觀發生了轉變，許廣平解釋這種轉變，是因為晚年魯迅“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已經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 4 。周海嬰、許廣平的材料和觀點被后來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醫界研究者，將之視為魯迅中醫立場轉變的鐵證，每當中西醫論戰回流之時，魯迅往往首當其沖。研究魯迅的中醫觀，首先要辨析周海嬰、許廣平的觀點。

魯迅的中醫觀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問題”，這與中醫的社會境遇，尤其是政治境遇密切相關。民國時期，中醫遭到新文化陣營的激烈批判，魯迅無疑最為突出。新中國成立后，中醫逐漸取得政治合法性，魯迅的立場就面臨合法性危機。

1949年10月第一次全國衛生行政會議，毛澤東、朱德就指示“團結全國的中醫” 5 ，要求一方面中醫進修西醫知識，另一方面西醫研究中醫經驗。然而衛生行政部門和西醫界并沒有領會政策實質，只單方面推進中醫學西醫，中醫必須通過西醫基礎學科培訓才能登記合格。單方面的“中醫科學化”，甚至同民國時期廢除中醫的主張不謀而合。1952年1月26日，周作人在《亦報》上發表《中醫科學化》，對衛生部組織中醫學會的“首要任務是促進中醫科學化”，進而爭取中醫的方針“非常佩服” 6 。周作人是長期關注并以實際行動介入中西醫論戰的重要人物，周作人顯然很大程度地偏離了團結中醫的政策，不過這種“偏離”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領導部門和醫學界的普遍現象。

1954年，這種“偏離”受到全面批判。6月，毛澤東在發言中說，解放后舊文藝受到扶助，中醫卻沒有，主要責任是衛生行政部門有宗派主義，中西醫未團結好，主要責任在西醫，毛澤東指責這種宗派主義是一種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心理。 7 10月《人民日報》就發表社論文章《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文中說：

黨一貫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可是幾年以來，衛生行政領導部門一直沒有認真執行黨和人民政府的這一政策……甚至往往違反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對中醫采取輕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采取種種限制的辦法，這就打擊了中醫的工作積極性，助長了衛生工作干部和西醫輕視中醫中藥的錯誤心理……其他有關的工作部門和社會輿論方面對中醫也重視不夠，關心不夠。這些錯誤必須加以糾正。 8

社論指出：“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研究中醫學的必要性是無庸置疑的。” 9 之后，“中醫學習西醫”一變為“西醫學習中醫”。1955年《光明日報》社論文章《積極地推動西醫學習中醫》就說：“自從開展批判輕視和排斥中醫的錯誤思想以來，各級衛生部門及醫藥衛生工作人員對待中醫和接受祖國醫學遺產的態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10 這場中醫觀的思想改造運動，許廣平自然首當其沖。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同志會見時發表講話，這次講話圍繞音樂和藝術，卻多次談及醫學問題，并直接批評魯迅：

魯迅對于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只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11

中醫社會政治境遇的翻轉，對許廣平無疑是一種壓力，而毛澤東的講話，更定下了中醫問題上評價魯迅的基調。時隔僅一月，許廣平就發表了《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文章有“關于京劇”和“關于中醫中藥”兩部分，顯然是對毛澤東的回應，雖然文中說是回答“讀者的來信”：

近幾年來，我曾經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他們認為魯迅對京劇、對中醫中藥都有過一些議論，而在今天看來，這些議論似乎都發生一些疑問，因此要求我加以說明和解釋。12

這篇文章發表在《新港》雜志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專號上，同期還有未發表的魯迅書簡多件，以及周作人、李霽野、馬達等人的文章，足見其分量。不過許廣平仍擔心文章不能被更多讀者看到，相同材料又以《魯迅如何對待祖國文化遺產》為題，發表在10月8日上海《文匯報》上。許廣平顯然急切地要為魯迅的中醫觀開脫。

比較1946年與1956年的材料，兩者也有重要不同：前者只說到魯迅對“中國的經驗藥品”打破了成見，后者卻說魯迅不僅向雜志寫文章，介紹“中醫中藥治病有效的點滴經驗”，還贊揚用簡單生草藥治病的“草頭郎中”，尤其為那些醫藥的湮沒無聞而深表惋惜，“以為沒有人來對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前者只談到魯迅對中藥意見有所改觀，后者不僅包括中藥，還有中醫，且這中醫既非“庸醫”，亦非“儒醫”，而是階級成分很好的“草頭郎中”，更重要的是，后文魯迅的觀念完全合乎共產黨的中醫政策，許廣平說：

如果說他“否定”了祖國醫學遺產，是完全不合符事實的。他正是希望有人加以科學整理，來好好繼承應用，像今天所做的，也是他所擁護期望的。13

從許廣平的魯迅“擁護期望”新的中醫政策，到周海嬰的魯迅“并不反對中醫”，其實一脈相承，這一過程中，魯迅的中醫觀受到了遮蔽。

當然，許廣平、周海嬰提供的私人領域的材料，雖不足以支持二人的觀點，卻足以引起對魯迅與中醫關系復雜性的思考。許廣平認為魯迅對中醫的態度有一個轉變，這一點并沒有錯誤，筆者后文將揭示這種轉變，只是批判策略的調整，而非價值評價的改變。

在后文中，筆者將分析魯迅中醫批判策略的形成與演變，論文分為兩部，上篇剖析現“身”說法的策略困境，下篇分析1929年后，受到廢醫風潮與日本藥學實踐的雙重影響，魯迅中醫批判策略轉變為廢醫存藥。

二 現“身”說法的困境（上）

有學者研究魯迅身體書寫，用過“言語道斷，身體出場”的說法14 ，但批判中醫時，魯迅往往是“身體出場，言語道斷”，即呈現身體病痛在先，繼則托出批判中醫的主題，形象地說，這是一種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

中醫吃人，中藥殺人，在魯迅作品中比比皆是，魯迅筆下中醫就是一種疾病。如《父親的病》和《〈吶喊〉自敘》寫中醫中藥造成父親的死亡，《忽然想到（一）》和《從胡須說到牙齒》寫中醫治療魯迅牙痛的種種荒謬，《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寫孫中山瀕危之際，拒服中藥的革命形象，小說也不例外，《狂人日記》與《藥》里，中醫是吃人的中醫，《明天》中寶兒病重，而中醫何小仙加速其死亡，《弟兄》寫傳染病風波下，中醫反加重兩兄弟的不安。“身”雖不一，“法”則相同，即對于中醫的全盤否定。

現“身”說法的必要性在于，個人疾病往往局限于私人領域，只有展現到公共領域的身體，才屬于反中醫意義上的身體，也才能產生啟蒙的作用。現“身”說法的策略具有極強的批判力，民國時期批判中醫的人很多，論影響之大，卻沒人超過魯迅，這與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密不可分。毛澤東將魯迅反中醫歸于“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也仍是現“身”說法導出的結論。

但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卻有自身的困境：一方面現“身”說法具有身體解放的啟蒙意義，另一方面現“身”說法卻將身體與傳統醫學的關系視為禁忌。這種困境同科學主義一元論有關15 ，表現在醫學問題上，則是全盤否定中醫藥，并以西醫（科學）置換中醫（迷信）。這一過程中，人的身體自然首當其沖，現“身”說法的邏輯就是，私人領域必須以批判中醫的面貌曝光于公共領域，否則便毋須身體出場，因而“身體出場”的同時，伴隨著身體的遮蔽。

魯迅筆下，中醫作為整體被否定，中醫理論被等同于陰陽五行或“醫者，意也”，中藥經驗則是以血肉為餌，奉行“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發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許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養親”16 。魯迅通過現“身”說法而呈現的身體遭遇，無不指向中醫吃人，中藥殺人。但中醫真正造成身體與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種寫作策略）間的困境，是在中醫客觀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供利用，而中醫本身又被整體否定的時候，這些可供利用的成分，不僅包括悠久的醫療經驗，還有豐富的藥學知識。

無論是周作人指出魯迅反中醫的作品，如《父親的病》《弟兄》等存在“詩的成分”，還是藤井省三先生的《〈父親的病〉再考》，都一定程度上觸及了魯迅的批判策略，但都沒能整體性地呈現這種策略的困境以及魯迅的轉變。本文將通過細讀《從胡須說到牙齒》和《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兩篇，內外結合，揭示這一問題。

1925年10月30日，魯迅寫了《從胡須說到牙齒》，自嘲“從小就是牙痛黨”，接著魯迅通過梳理自己的牙病治療史，展開對中醫的批判：

聽說牙齒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么，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破，……終于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惟有《驗方新編》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試盡“驗方”都不驗。17

魯迅提到《驗方新編》是“唯一救星”，在另外的文章中，魯迅也說到年輕時家中所藏醫書，能用于治病的只有“這寶貝的《驗方新編》”18 。周氏兄弟對《驗方新編》非常了解。《我的種痘》說它苦口婆心勸人種痘“大足以感人”。許廣平也說魯迅“曾經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孩子的疝病”19 。周海嬰談父親為自己治哮喘，據筆者考察，即《驗方新編》上的“治哮吼妙法”。周作人在《中藥可用》《常山》等文中，也感激《驗方新編》曾治好兄弟的痢疾，自己也用過好幾回。20 那么魯迅的牙痛如何求助于《驗方新編》呢？

《驗方新編·齒部》專章討論齒病，書中先開出八個通用驗方，然后次第列出“陰虛牙痛”“蟲牙作痛”等八個常見癥類，每類又因癥施藥，極具應用性。魯迅說“試盡‘驗方’”，若大體不假，那么一定有下面驗方：

老蒜二瓣，輕粉一錢，同搗融，敷經渠穴用蜆殼蓋上扎住（用別物蓋亦可），男左女右，少頃，微覺其辣，即便揭去，隨起一泡，立即痛止，泡需挑破，揩盡毒水。21

在這驗方下，還附有一則文情并茂的故事：“曩者年中丞弱冠時患此，每發一次，呼號累日，飲食不進，有喇嘛僧實如授此方用之，數十年不發，真仙方也。”22 清代大員年羹堯“弱冠”患牙病，與魯迅“從小就是牙痛黨”情形仿佛，發作時“呼號累日，飲食不進”，與魯迅后來日記所載也很相同，這“仙方”必對魯迅產生過不小蠱惑。何況“仙方”僅兩味藥，都極易得，一試“仙方”，正是情理之中。

并且魯迅表現為蟲牙癥狀。《驗方新編》說“牙痛不外風、火、蟲三項”。23 “蟲”即“蟲牙學說”。“蟲牙學說”在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便有論述，曰：“有蟲食于牙齒，則齒根有孔，蟲居其間，又傳受余齒，亦疼痛。”24 魯迅是熟悉《諸病源候論》的，討論“五石散”時還參考過它，書中對牙病的論述，魯迅恐怕更不陌生。魯迅的“或蛀，或破，……無法收拾”與巢元方所述正相同。魯迅學醫后明白了細菌學說，但1925年仍以“蛀”描述自己的病齒，思維上仍殘留著蟲牙病理的表達方式。

治療“蟲牙”，《諸病源候論》說：“傅藥蟲死，乃痛止”，即以毒藥殺死牙蟲，如《本草綱目》有“海上仙方”：“躑躅一錢，草烏頭二錢半，為末，化臘丸豆大。綿包一丸咬之，追涎。”25 又一方：“砒霜半兩，醋調如糊，碗內盛，待干刮下。用粟米大，綿裹安齒縫，來日取出，有蟲自死。”26上面二方中，砒霜、羊躑躅、草烏都有大毒。魯迅牙疼得厲害時，也動過拔牙的念頭，提到過一種“離骨散”，魯迅說：“至于拔牙所謂的‘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并沒有”27 ，事實上《普濟方》就有“離骨散”的兩種配方：一為“夜游將軍、人言、窯老、丹（少許）”，其中“人言”即“砒石之別名”28 ；二為“金鳳子、砒石、砒霜”29 。魯迅說“離骨散”是“理想之談”，乃是不相信它的功效，但兩味藥方無疑都用了砒霜（或砒石）。魯迅是否試過“海上仙方”和“離骨散”，這不得而知，但這些藥無疑對魯迅產生過極大的震撼，后來談到毒物，砒霜的幽靈就出現了：

……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30

吞下“有限的砒霜”，不正和“海上仙方”“離骨散”治牙病相同嗎？魯迅提醒青年“應該防備”，豈止是紙面上有“大毒”二字，更與魯迅的身體有著具體的聯系。

較之“海上仙方”與“離骨散”，《驗方新編》中的“仙方”要算溫和了，只有兩味，大蒜可殺蟲，輕粉為水銀、鹽、白礬（或皂礬）研磨混合加熱，升華凝結而成31 ，有毒，也用以殺蟲。牙痛用這兩味藥，正是針對魯迅的“蟲牙”。——然而就是這類和魯迅病癥相符，也合于傳統醫理的驗方，且自隋以降，傳承千年的經驗，在魯迅身上卻完全失敗。

魯迅說“試盡‘驗方’都不驗”，“試盡”或許有之，絲毫“不驗”則未必準確，在另外的文章中，魯迅就承認：“我幼時曾經牙痛，歷試諸方，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32 《驗方新編》也有使用細辛的驗方，魯迅卻并不提及，兩次表態存在不小差別，這正是現“身”說法的策略使然。因為魯迅針對的并非一方一藥，而是整個中醫體系。《驗方新編》中的“仙方”，在《本草綱目》也有：

輕粉一錢，大蒜一瓣，杵餅，安膈骨前陷中。先以銅錢隔了，用蜆殼蓋定扎住，一宿愈。左疼安右，右疼安左。33

同是使用“輕粉”“大蒜”，具體施治時，卻存在“男左女右”與“左疼安右，右疼安左”的區別。正是這玄虛的一面，成為魯迅中醫學批判的核心。

魯迅繼續現“身”說法：

后來，一個善士傳給我一個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干，日日食之，神效。34

魯迅試過大量驗方都一概不談，稍有效的“細辛”也不談，為何只談“風干栗子”呢？因為魯迅看透了“善士”的惡意。熟悉醫書的人，大約不難明白這惡意，如《本草綱目》“栗”下載：

經驗后方治腎虛腰腳無力，以袋盛生栗懸干，每旦吃十余顆……久必強健。蓋風干之栗，勝于日曝……35

魯迅沒有直接指出這一點，但從這里開始，現“身”說法的矛頭已直指中醫的理論核心，魯迅繼續寫道：

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醫，服湯藥，可惜中醫仿佛也束手了，據說這是叫“牙損”，難治得很呢。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36

中醫認為齒歸腎經，葉天士《溫熱病·論齒》云：“齒為腎之余……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為難治。”37 魯迅的牙病，“中醫仿佛也束手”，并受到長輩的斥責，正是認為魯迅“腎液枯也”，這對魯迅無疑是莫大的恥辱。《父親的病》曾諷刺過葉天士“醫者，意也”的理論，進而呈現父親境遇之可悲，作為“牙痛黨”的魯迅，此時不就在父親的位置上嗎？

魯迅從早年“牙痛黨”經歷中截取三件事，然后說“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一語解開了前三件事所設的陰謀，這只是一種批判策略，因為“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顯然并不真確。事實上魯迅很早就了解并且認同中醫，直到接觸西醫后，才全盤反思早年的經歷。中醫理論不僅存在于醫書中，更已深入民間思維，魯迅的“頓然悟出”實際并不準確。魯迅重置“牙痛黨”的記憶，隱去了“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復雜經歷，通過現“身”說法，“頓然領悟”，使中醫看起來就是徹頭徹尾的騙局。伴隨著騙局被戳穿，故事的高潮來臨了：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袱”，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38

至此，“牙痛黨”故事戛然而止，年輕時代的痛苦與恥辱，被簡潔到不能再簡潔的一句——“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所制造的強烈的反諷一舉掃除。

以長崎治牙為分水嶺，魯迅告別中醫，投身西醫，然而“牙痛黨”的故事卻沒有終結，但未了的部分在《從胡須說到牙齒》卻只字未提。

長崎之后“牙痛黨”的故事，保存在私人化的日記中。《魯迅日記》記錄了魯迅后半部分生命，幾乎也是半部牙病史。1913年5月1日，魯迅飲酒后回紹興縣館，“夜齒大痛，不得眠”39 ，3日上午“往徐景文處治牙”，7日錢稻孫召飲，因為牙病，魯迅卻不能喝酒，11日“晚往徐景文寓補齒畢，付三十七元”40 ，從“補齒”可知，魯迅的牙還是“或蛀，或破”的癥狀。12月20日、21日有校牙的記錄。1914年6月、8月、10月，有牙痛夜作，以致失眠的記錄。從1915年7月到次年3月，治牙記錄凡14次。1916年3月13日“夜拔去破齒一枚”41，這是日記中第一次記載拔牙，時間是夜間，可能是疼痛難忍，且病牙松動，魯迅親自拔去的。為魯迅治牙的徐景文，是很有資歷的醫生，《中國醫學史》載“光緒三十二年九月賜游學生畢業出身，有謝天保、徐景文等賞給醫科進士”42 。遷入補樹書屋后，牙醫也換了。1917年12月11日“齒小痛”43 ，大約疼痛持續，29日“下午以齒痛往陳順龍寓，拔去齲齒……歸后仍未愈，蓋猶有齲者”，30日又“拔去齲齒一枚”44 。1921年3月27日“夜落門齒一枚”45 ，足見門牙與左右兩側同樣脆弱。1923年3月25日，祭孔廟回來，“墜車落二齒”46 ，這與門牙本來不好也有關系。遷入八道灣后，多請日本牙醫。1923年6月，牙痛持續發作，20日“上午至伊東醫士寓治齒，先拔去二枚”47 ，22日下午又“拔去二枚”48 ，6月、7月、8月有9次治牙的記錄。兄弟失和后，魯迅遷出，1926年7月3日“午后往伊東醫士寓拔去三齒”49 。大約醫生水平不壞，1929年短暫回京時，魯迅還三次前去治牙，且拔牙一顆。上海時期，魯迅曾在“佐藤牙醫”“宇都齒科醫院”“上海牙科醫院”等處治牙。1930年3月，王蘊如、許廣平在上海齒科醫院治牙，魯迅為二人作日語翻譯，在這期間，魯迅的牙病也總爆發了，19日“午后落一牙”50，24日，碩果僅存的幾枚牙齒也發威了，是日“下牙腫痛，因請高橋醫生將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計共五枚，豫付泉五十”51 。拔牙之后，魯迅裝上全口的義齒，終于擺脫了“牙痛黨”，是年魯迅五十歲，已在《從胡須說到牙齒》后五年。

筆者不憚其煩地抄寫日記，是想利用更客觀的材料，續寫長崎之后的“牙痛黨”故事。在前一個“牙痛黨”故事中，魯迅飽受牙痛折磨，尋求中醫的救治，結果是一個失敗，在后一個“牙痛黨”故事中，魯迅求助于西醫，結果算得上成功嗎？既然中西醫治牙病不過是“殊途同歸”，魯迅何以厚此薄彼？

這里有必要重新閱讀魯迅的文章：

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袱”，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52

魯迅說自己在長崎治牙，但生平史料中卻沒有相關材料。長崎在日本西部，魯迅活動于日本東部，兩地相去一千多公里，魯迅自然不會專程往長崎治牙。但據學者研究，晚清時，長崎是中國前往東京的必經之地，輪船行經長崎，至少停留半日，魯迅臨時登岸，順便在長崎治牙，是唯一解釋。53 魯迅說治法是刮去“齒袱”，筆者檢索古籍，又查閱日語詞典，都未查到“齒袱”，也有說這便是“牙斑菌”的54 ，但未提供出處，魯迅生造也未可知。就魯迅著作來看，最相近的大約是《人生象敩》中的“齒石”：

齦緣沉垽，亦稱齒石，實為礦質，自唾液來，成分大要，為磷酸石灰，炭酸石灰，脂肪及食屑等，堆積既久，能損齒根，并傷齦肉，宜就醫剔除，且防其復積。55

魯迅在長崎停留時間很短，那么刮去“齒袱”，極可能就是剔除“齒石”。正如魯迅自己所說，剔除“齒石”亦當“防其復積”，借此根治則絕無可能。在長崎刮去“齒袱”，效果或勝過“仙方”，但對于根治牙痛，大約與“細辛”無異。

那就吊詭了，何以魯迅的文章對中醫造成那樣大的反諷呢？這乃是現“身”說法的成功。一者，何者為“齒袱”，一般讀者并不明白，也絕不去過問；再者，“不再出血”，對于牙齒健全的人，也不知有何意味，一般讀者能明白的，只是“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進而“誤讀”為西醫略施小計，便將一個飽受中醫羞辱的牙痛患者救拔出來。但與中醫一同被遮蔽的，還有魯迅身體的真實境遇，這也正是現“身”說法的困境。

通過現“身”說法，魯迅將私人領域的牙痛，巧妙地轉為公共領域的中醫批判，中醫自巢元方以降千余年的經驗便轟然坍塌。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魯迅則以孫中山的現“身”說法，達到了同樣的效果。

三 現“身”說法的困境（下）

1926年3月10日，應《國民新報》之約，魯迅寫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紀念文章，文中說：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時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勿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么也肯嘗試的，而他對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56

通過孫中山的現“身”說法，魯迅塑造了一個以生命捍衛科學的“永遠的革命者”。魯迅的文章發表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上，在革命聲勢高漲的1926年，魯迅同他人的文章基調也相同。中醫理論不科學，中藥即便有效，也要同中醫理論一并被否定，孫中山的革命精神令魯迅大為感動。

這則“瑣載”，《魯迅全集》認為是1925年2月5日《京報》刊登的《孫中山先生昨日病況》57 ，報上登載的情況如下：

孫先生許多友人，主張急用中藥，向協和醫院磋商，主任醫員已接受此項勸告，謂如認定需要時，則能安全搬出病院，用舊醫療治。否則亦可留院，用鐳電母療治，以作減輕痛苦之方。中山先生對此二法，均云已洞悉，經考慮而后，決定選擇后法。……繼又詳論中西醫之比較，謂中醫已有數千年之歷史，中藥尚多為外國所未曾發現者，惟西醫于探明病之原委及其所用之療治方法，則較善于中醫云。58

此篇與魯迅所述出入較大，實則當時談到孫中山不用中藥的報道不止此篇，2月17日《京報》載《中山先生病況》一文，筆者認為“瑣載”應當指此，文章說：

謂余治醫學數十年，夙知中國醫藥有數千年之文明，可采甚多，前在香港醫學會，曾見龍舌草等貢獻增加中國之信譽。余豈不知中國醫藥者。惟中國醫學，未能應用近世科學，以探究病源，即如余之肝病，中國醫生最精明者亦不過指為肝癰，殊不知肝部癰疽，種類甚多，性質不一，非用科學的考驗，不能真其確見，病源尚不知，用藥何能有把握？亦不過偶然邂逅而已。今西醫既查出余之病源，又尚有“鐳錠”可以施療。余何為又易中醫云云。59

兩則材料都提到孫中山認為不必更換中醫，后者態度更為堅決，但不用中藥的原因，卻不止魯迅所說的“診斷的知識缺如”，還因為先進的鐳射治療只能在協和醫院進行，同時協和醫院也規定，在院患者不能接受中醫治療，除非遷出病院（孫中山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孫中山并沒有因為中醫缺乏“診斷的知識”，便否定中藥。孫中山認為，中藥治病只能“偶然邂逅”，顯然為中藥留有余地。

實際情況同魯迅敘述也大相徑庭。1925年1月24日，孫中山住進協和醫院前，曾向中醫葛廉夫詢問病機，葛氏開方后，孫中山以“平生未服過中藥，恐不能受”推辭了，并希望將葛氏的藥方交給西醫，讓西醫依照葛氏的方法來治療60 ，顯然孫中山并不排斥多方面了解自己的身體。住進協和醫院后，孫中山家屬和國民黨要員，屢勸其服中藥，孫中山不允，眾人同中醫商議后，于飯菜中進黃芪湯和人參湯，孫中山知道后也勉強接受了。鐳射治療失敗后，西醫束手，醫院宣布孫中山“至多不出七日”，孫中山“聞是言大怒，急欲立刻移出協和醫院”61 。2月18日，孫中山家屬及隨侍黨人，“咸思改用中醫治療，以盡人事并盼望出現奇跡，經商諸先生決定是日移出醫院”62 。孫中山遷到鐵獅子胡同后，立即延請張靜江、胡適等人推薦的陸仲安等人來診，用藥數日，稍能安眠止痛，卻無大效，又于24日延請上海名醫唐堯欽、周樹芬合診，仍不見效，26日停服中藥，并于3月12日逝世。

那么，魯迅確實只見到一條“瑣載”，還是故意掩蓋了孫中山服用中藥的事實？有足夠的證據指向魯迅故意掩蓋了孫中山服中藥的事實。

孫中山北上之后，一直處于輿論中心，孫中山的病情，各大報紙每日也持續報道，中醫治療的細節也刊于報上。如《順天時報》，幾乎每日報道孫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7日至3月9日，至少8次報道了孫中山接受中醫治療的情況。《晨報》上不僅有湯爾和與汪精衛關于是否接受中醫的爭論，也一直報道孫中山接受中醫治療的消息。尤其是《京報》，作為重要的進步報紙，報道孫中山的病況更勤，接受中醫治療的報道也很多，如2月5日《孫中山先生昨日病況》（小標題“先生不贊成用中醫；仍住院用鐳電療治”），2月16日《中山病況昨無變化》內有“西醫手術已窮，而改易中醫療治，中山先生又不贊同，此實為困難之點云云”，2月17日《中山先生病況》，2月19日《中山先生昨晨遷入行轅》（小標題“西醫謂已無望”），2月20日《中山先生微有起色》（小標題“改服中藥稍見效”），2月21日《中山先生昨日病況》（小標題“中醫陸仲安治脈案及藥方”），2月22日《中山先生病況無變化》（小標題“中藥不過減痛苦”），2月25日《中山先生昨日病況》，2月26日更是連發三篇，包括《可慮之中山先生病況》（小標題“改服唐周兩醫藥方”），《汪精衛談中山先生之病與國民黨內情》以及《中山左右及陸醫之重要辯正》，3月1日《中山先生病況》（小標題“停服中藥之原因”）等，都是對孫中山接受中醫治療的報道。這期間，魯迅的雜文《忽然想到（四）》及譯作《出了象牙之塔》都登在《京報副刊》上，且持續多期。除非魯迅不看報，否則不會只看到“一條瑣載”。

事實上，魯迅此時同國民黨關系很近，有理由留意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新聞。2月17日孫中山決定遷出協和醫院改請中醫，孫中山機要秘書邵元沖得知這一決定后，開始收拾居室，預備明日孫中山移出。忙完這些事情，當夜邵元沖又為《民國日報》約稿，邀請魯迅在內的新聞界人士飲酒（小說《長明燈》便是應邀而作）。邵元沖同魯迅等報人見面，也有可能談到孫中山的情況，何況邵元沖本人對于中醫極為佩服。63

而且《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帶有明顯的“聽將令”的色彩，文章發表于1926年3月12日《國民新報副刊·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上，這時大革命的宣傳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北伐也即將展開，繼承孫中山的革命遺志，強調孫中山的革命者形象，遂成為核心主題，魯迅的文章也不例外。在另一篇和孫中山有關的文章《戰士和蒼蠅》里，魯迅說：“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比較兩篇文章，可以看到時代“將令”（革命和科學）對《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創作的影響，作品現“身”說法的策略正好和這一“將令”相吻合。或許正是“聽將令”成分太重，《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未收入主體為1926年雜文的《華蓋集續編》，而是到了1936年才進入《集外集拾遺》。

孫中山的病與死，折射出身體解放的復雜性。在“科玄之爭”已經確立了科學的絕對地位，中西醫論戰正持續升溫的背景下，整個傳統醫學都被視為糟粕，孫中山的選擇以及對于傳統醫學的意見，是需要掩蓋的事實。在魯迅的紀念文章中，經由孫中山本人的現“身”說法，一個合于新文化規范的革命者形象，便鑿鑿不破地確立起來。

如果詳細考察，現“身”說法的敘事策略并未貫穿魯迅整個文字生涯，而是大致始于1918年的《狂人日記》，一直延續到1926年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64 ，在這之后涉及醫學的文本，如1929年的《“皇漢醫學”》，1930年翻譯的《藥用植物》，1933年的《經驗》《我的種痘》等，都不再使用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魯迅放棄了籠統地“講生理終于打醫生”，將傳統醫學一并推倒的做法。《我的種痘》雖仍以“身體出場”，用意卻不在現“身”說法。

許廣平將魯迅的這種轉變解釋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魯迅認識方式的影響，這或許不無道理，但仔細分析魯迅中醫言論的著眼點，也能發現前后的區別，前期傳統醫學常被視為整體而被批判，后期魯迅對傳統醫學作了分割，相對肯定的態度集中于實用經驗與實效中藥，中醫醫生和中醫理論仍然被批判。65 經驗層面與理論層面的分別對待，在晚年凸顯出來，這并非一蹴而就的，魯迅也一直在協調現“身”說法的策略與經驗層面的沖突，并且這種沖突也來自自身。因為無論是許廣平、周海嬰給出的材料，還是魯迅自己的記錄，魯迅并非不采用中國經驗，不服用中國藥的，這就形成了內部反思的動力。

《魯迅日記》中，1912年11月10日有“飲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23日又記“下午腹痛，造姜汁飲服之”，1914年12月6日記“夜服姜飲”。魯迅很詫異“姜汁”的效果，因而多次服用，且病癥每次都發生在冬季，極可能是受寒引起。《驗方新編》中《寒癥腹痛》條所列妙方之一就有姜湯。661916年1月22日記有“晚因肩痛而飲五加皮酒”。五加皮酒是民間流行的藥酒，《本草綱目》上說“五加皮酒去一切風濕痿痹，壯筋骨，填精髓”。又如1920年11月23日有“上午服蓖麻子油二勺，瀉二次”。67 魯迅有嚴重的痔瘡，往往伴隨多年便秘，魯迅服用蓖麻子油，應該就是治療便秘。蓖麻子油是效果很好的瀉下之藥，《本草綱目》上記其“氣味頗近巴豆”68 ，毒性卻不及巴豆。

《馬上日記》還記載過“柿霜糖”，許廣平告訴魯迅柿霜糖性涼，治療嘴角生瘡最好69 ，魯迅便將吃剩的收起，預備嘴角生瘡時拿來治病。70柿霜雖制成糖，但傳統醫學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藥食同源。《本草綱目》中記載柿霜能“治咽喉口舌瘡痛”71 ，魯迅顯然不排斥這種已民間化了的經驗。

魯迅不僅不排斥中藥，對于實用的中醫經驗也不排斥，周海嬰談到魯迅為自己治病，酷暑天在背上貼中藥，三年持續治療，病竟然好了，周海嬰認為這是一種“民間中醫療法”72 。此段經歷，上面文字還失于含糊，《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卻記得詳細。書中寫魯迅用“蒸汽吸入法”，或貼“安福消炎膏”來治病，但效果不佳，用芥末糊效果最好：

……用一個臉盆，放進二兩芥末粉，沖入滾燙的開水，浸入一塊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絞去水分……熱敷背部……十幾分鐘后撤去……經過這一番熱敷，感到呼吸大為通暢，而且又困又乏，緩緩睡去，往往可睡個通宵……但有時哮喘劇烈……父親就直接用二三兩芥末，加涼水和勻……貼在背部。此糊雖涼，但越敷越熱，刺癢灼熱，頗不可忍……73

周海嬰說“這顯然是一種民間中醫療法”，又說“這種方法不知由誰介紹”，都不大準確，這仍是魯迅從《驗方新編》中學來的“治哮吼妙法”：

病發先一時，用鳳仙花連根帶葉，熬出濃汁，乘熱蘸汁在背心上用力擦洗，冷則隨換，以擦至極熱為止……再用白芥子三兩，輕粉、白芷各三錢，共研末，蜂蜜調勻作餅，火上烘熱，貼背心第三節骨上。貼過，熱痛難受，正是拔動病根，務必極力忍耐，切勿輕易揭去……74

“治哮吼妙法”分兩個階段，先用藥物擦背生熱，不生效，則以白芥子等藥調餅敷背。魯迅則先用濕毛巾熱敷背部，病重則用芥末調糊敷背。二者在流程和效果上大同小異，只是魯迅有所簡化和改良。

以上私人領域的事件，有抄古碑時期的，有“吶喊”“彷徨”階段的，也有“左翼”轉向后的，貫穿魯迅一生的重要階段。魯迅并非不利用中醫藥經驗，這些無疑從內部促進了后來的策略轉變。魯迅意識到中醫理論與經驗應區別對待，這樣一來，看似不可解決的“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與“診斷的知識卻缺如”間的矛盾，便已先在私人領域得到了解決。

如果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是魯迅早期處理與中醫關系的一條明線，私人領域里顯然并行著一條暗線。“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早在1918年，魯迅已表達過這種觀點75 ，但具體到中醫問題上，突破“中西醫之大防”，進而采取更具建設性的批判策略，是到了1929年，在“廢止舊醫案”風潮以及日本藥學實踐的雙重作用下，私人領域的暗線才轉為明線。

四 “廢止舊醫案”與《“皇漢醫學”》

1929年10月22日，在給江紹原的信中魯迅談到兩件事：一是“《語絲》上的一篇雜感，當然是可以轉載的”76 ，這篇“雜感”即8月5日發表在《語絲》上的《“皇漢醫學”》；二是“《國人對于西洋醫學方藥之反應》，我以為啟發方面及觀察中國社會狀態及心理反面，是都有益處的”。77此處的《國人對于西洋醫學方藥之反應》，原題《中國人對于西洋醫藥和醫藥學的反應》，是江紹原在《貢獻》雜志上連載的一系列文章。信中談到的兩個問題都涉及醫學，更直接地說——都是批判中醫。這并非巧合，從背景上看，中西醫大論戰早已逾出醫學界，新文化陣營的知識分子，如魯迅78 、周作人、傅斯年等人都紛紛助陣西醫，江紹原更自封為“觀戰記者”，呼吁沖破“舊醫藥閥”。不過魯迅與江紹原這回的合作，更直接的背景卻是2月初那場引起軒然大波的“廢止舊醫案”。

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汪精衛認為明治維新始于廢止漢醫，于是四處演說，主張廢除中醫。這意味著中西醫論戰，已從理論之爭，升級為政治上的存廢之爭。但汪精衛的演說并未引起中醫界的重視。到1929年2月，南京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與會的十七人全是西醫，會上通過了余云岫起草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79 法案從進化論出發，認為醫學應由“個體醫學”進到“預防醫學”，“阻遏科學化”的“舊醫”應當被廢止，“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主要方法，一面要求“舊醫”須在五年內接受必要的補充教育，方能頒發證書，獲得營業權，否則禁止營業；另一面“禁止登載介紹舊醫”“檢查新聞雜志，禁止非科學醫學之宣傳”“禁止舊醫學校”80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廢止舊醫案”，它與日本廢除漢醫的做法如出一轍，甚至更為激進。明治政府于1875年、1879年頒布《醫師考試規則》和《醫師執照規則》，規定必須完成三年以上系統學習，方可參加考試，獲取行醫執照。81明治政府法令，雖未明言廢醫，正如周作人所說：“只準有舊有者繼續行醫，不能新添，而考試科目也漸加嚴，所以明治十六年以后漢方醫可以說是無復活路了。”82 西醫欲效法日本，試圖一舉摧毀中醫。

“廢止舊醫案”公布后，立即引起中醫界的義憤，以上海中醫藥界為核心，中醫停診，藥店停業，以示抗議，并電召全國中醫藥代表，于3月17日在上海召開大會，又選出代表前往南京請愿。蔣介石在接見請愿代表時，表達了“我對中醫中藥絕對擁護”的立場83 ，“廢止舊醫案”被暫緩執行。但這只是緩兵之計，4月29日教育部又頒布公告，將中醫逐出學制系統，并下令取締中醫學校，禁止各校招生，衛生部也頒發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等禁令。中醫藥界交涉抗議無果，再次邀集全國中醫藥界召開大會，決議將中醫中藥一律改為國醫國藥，同時舉行更大規模的請愿、罷市。為平息輿論，國民政府撤銷了教育部、衛生部的布告，而兩部又向行政院申辯，取締中醫的部令照舊執行。84“廢止舊醫案”雖未達到日本那樣的效果，但由此升級的中西醫論戰，卻不斷高漲，這成為1929年社會思潮沖突的重要事件。

這也就是魯迅在《“皇漢醫學”》開頭所說：“革命成功之后，‘國術’‘國技’‘國花’‘國醫’鬧得烏煙瘴氣。”85

就在這“烏煙瘴氣”之時，“日本湯本求真做的《皇漢醫學》譯本也將乘機出版了”86 。《皇漢醫學》成書于1927年，僅隔一年，近七十萬字的漢譯本就出現了，并且同時出現了兩個譯本87。

《皇漢醫學》的出現，適值廢醫風潮，其影響一開始就超出了著作本身，如劉泗橋譯本廣告道：

本書系日本醫杰湯本求真巨著。體例精深。湯本氏本西醫。痛于長女之亡。無術挽救。自恨醫術不濟。發奮研求漢醫學。積十八年之久。融會中西。著稱此書。引起日本西醫界極大之注意。其內容于先輩論說。診斷治療。治驗藥物。無不以科學原理解釋出之。彼邦近今翻然變計。復興漢醫。此書實為嚆矢。反顧國內尚欲重演他人錯誤之歷程。此書出版。當能有所憬悟矣。88

《皇漢醫學》對西醫有不小威脅。西醫試圖一舉摧毀中醫，所依靠者科學，所效法者日本，《皇漢醫學》不僅“以科學原理解釋”，還聲稱“彼邦近今翻然變計”，且引發“日本西醫界極大之注意”，直接搖撼廢醫派的兩大根基。

是書一出，同時引起中西醫界的高度關注。早在魯迅發表《“皇漢醫學”》之前，余云岫已經意識到這種威脅：

今年上半年，日本東京發現了一種皇漢醫學會，說要改革現代醫學，用日本中國舊醫的勾當來作基礎。這個風聲刮到我們貴國一般不三不四的偽醫耳鼓上，就不覺大大的高興起來。說是日本的科學醫這樣高明，尚且倦鳥知返，要用東亞的舊醫來代替它，可見舊醫實在有價值。我們貴國是舊醫的發祥地，竟有舍己蕓人來提倡科學醫，來打倒舊醫，真不知是具什么心肝？……你看他們日本先進國，對于舊醫卻這般提倡、這般崇拜，哪里還可以廢止呢？89

《皇漢醫學》出版之后，余云岫大覺不幸而言中：

這部《皇漢醫學》，就是中國舊醫的救命符，大可助張反抗新醫之威勢，大可當作拒敵新醫革命軍之利器，更可迷朦大亨要人之頭腦，當作減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藥，回復其恢古思想之返魂香。90

余云岫顯然擔心《皇漢醫學》“迷朦大亨要人之頭腦”，進而阻礙政治層面的廢醫進程。迫于形勢，余云岫在《醫藥學》《社會醫報》開出“皇漢醫學批評”專題，全方位展開對《皇漢醫學》的大批判，并在《生活月刊》《健康雜志》《醫林新志》等雜志上轉載，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皇漢醫學》漢譯本出現之時，適值廢醫浪潮，它在中國之影響遠過于本國，周作人從醫學史的角度，將“皇漢醫學”視為“弓末之末”：

（日本）舊派的遺老遺少也未必完全沒有，譬如聽說現今風行中國的一部《皇漢醫學》，即是這種人的作品，不過在中國雖是風行，在日本卻之是弓末之末，學界中人幾乎不大注意，并不當作反動看了。91

周作人自1927年為丙寅醫學社作《〈醫學周刊集〉序》開始，對醫學史，尤其是日本醫學史，做過專門研究，也發表過不少文章，他視《皇漢醫學》為“弓末之末”是準確的，至少這是日本的事實。明治醫師考試與執照規定出臺后，漢方醫為維護千年傳統，展開了悲壯的救亡運動，但仍歸失敗。明治三十一年（1898）到明治四十年（1907）十年間，竟無一部漢醫著作出版，被認為是“日本漢醫發展史上最黑暗的時期”92 。明治四十三年（1910），湯本求真的老師和田啟十郎自費出版了《醫界之鐵椎》，成為“黑暗時期”的重要著作，書出次年，便被丁福保譯入，但影響甚微。和田啟十郎之后，漢方醫的重要著作，便是《皇漢醫學》。漢方醫學可謂是滅而不絕，此即周作人所謂“弓末之末”。然而飛箭橫空，雖在末勢，也足以造成人心的波瀾，何況中國與日本情形又大異，就更不能以“弓末之末”視之，周作人斥《皇漢醫學》為“弓末之末”，雖是蔑視，自然也懷著很深的警惕。

《“皇漢醫學”》是魯迅在看到周子敘譯本廣告后寫的，一直被認為重點不在批判中醫，許廣平是此種觀點的始作俑者，許廣平說：《“皇漢醫學”》的內容并非著重談中醫中藥本身，因此我不多談”93 ，這之后的研究者，也少有“多談”的。如果聯系到“烏煙瘴氣”的社會背景，會明白魯迅這篇雜文，恰是對廢醫浪潮的直接介入。

魯迅看到“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雖然一紙廣告才出，便引起各方關注，正如余云岫說的，它是中醫的“救命符”。如果說余云岫的批判是正面進攻，魯迅則試圖釜底抽薪。

《“皇漢醫學”》在批判了“皇漢”人的劣根性之后，引了岡千仞《觀光紀游》上的一則記錄：

二十三日，夢香竹孫來訪。……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余曰，‘敝邦西洋醫學盛開，無復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余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后，中人爭購敝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余因以為合信氏醫書（案：蓋指《全體新論》），刻于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合信氏者，何故也？94

《觀光紀游》六日前才從日本寄來，魯迅說這書“來得正好”，因為這則記錄應景至極。岡千仞是日本漢學家，卻不懂中國話，“敘尋常寒暄，皆賴毛穎子”95 ，書中對話，都是“筆談”實錄。談多紀氏醫書一則，選自《蘇杭日記》。文中說，夢香收羅了不少多紀氏的醫書，贊賞多紀氏能闡發醫圣精髓，遂視為至寶，并為日本不加珍惜而可惜。而在岡千仞眼中，日本已視漢醫為“芻狗”，棄之不顧，時下西醫昌明，十年之后中國恐怕更要爭購日本所譯醫書。岡千仞來華，是在1884年，前一年（1883年）日本太政官布告以法律形式確定了《醫師執照規則》和《醫術開業考試規則》，這意味著漢方醫的救亡努力徹底失敗。在這樣的背景下，請愿救亡雖仍在繼續，但漢方醫界普遍籠罩著絕望的情緒，“有的廢棄醫業，出家為僧；有的遁跡山林，回避現實；有的砸碎藥柜，另謀生計；有的發誓不讓子孫后代以醫為業，有的甚至滿懷悲憤自縊身亡”96，多紀氏的醫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流到了“上海書肆”。漢方醫學在日本落魄不堪，而中國仍引為至寶，魯迅借此諷刺以“芻狗”為至寶的“皇漢”人。

除了諷刺“皇漢”人的脾氣，魯迅更要刨出《皇漢醫學》的根基。日本漢方醫學在中國影響下獨立發展，分為三脈：一是宗張仲景的古方派；一是以唐以后中醫，尤其是金元名醫劉完素、李東垣為宗的后世派；一是不分古方、后世的折中派。《皇漢醫學》是古方派的集大成作，全書“大半以張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為基礎，而所引用各家之論說、治驗，悉以演繹擴充張仲景之所論為限”。97 《觀光紀游》中岡千仞視多紀氏醫書為芻狗，直接否定了古方派所宗的張仲景。《魯迅全集》注釋“多紀氏”為“多紀藍溪”，事實上并不正確。多紀氏家族出現過不少名醫，以研究仲景之學著名的，有多紀元簡及五子多紀元堅，前者有《傷寒論輯義》《金匱要略輯義》，后者有《傷寒論述義》《金匱要略述義》和《傷寒廣要》等98 。“發仲景氏微旨”的“多紀氏醫書”，必不出以上數種。魯迅引用這一則記錄，不僅批判“皇漢”人的脾氣，更將包括張仲景、多紀氏，乃至《皇漢醫學》一脈的漢方醫，同視為“破銅爛鐵”，一并掘出棄之。

《“皇漢醫學”》出來之后，不僅江紹原拿去轉載了，批評中醫的《國醫評論》也節錄予以轉載，《“皇漢醫學”》是代表西醫界回擊中醫的一記重拳。在《“皇漢醫學”》之前，魯迅對于中西醫論戰保持了相對距離，介入形式也較為間接，這是魯迅第一次直接介入中西醫論戰，此后魯迅的介入不僅更為直接，也更為深刻，這便是《藥用植物》的翻譯。

五 從《“皇漢醫學”》到《藥用植物》

在魯迅的著譯作品中，刈米達夫的《藥用植物》是很少受到關注的一部。《藥用植物》的翻譯是在1930年10月前完成的，連載于王云五、周建人主編的《自然界》第5卷第9、10期，第6卷第1、2期。檢閱《魯迅日記》，這之前魯迅不斷收到《生物學講座》系列叢書，書賬也顯示有《生物學講座》十二輯凡八十本，《藥用植物》應是其中一種。魯迅為何會在1930年擠出不少精力翻譯一部生藥學著作？這部作品的翻譯動機一直懸而未解。

周建人曾兩次談到魯迅翻譯《藥用植物》動機，一次在“文革”期間：

魯迅青年時期就喜歡研究植物、動物，如研究《南方草木狀》，在日本學醫，在紹興府中學堂教博物，他對自然科學的愛好一直到他死沒有中斷過。自然科學是一門很重要的科學，促進破舊立新，對革命起到極大的推動力。魯迅對自然科學是非常喜歡的。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說有一種叢書，是日本出的小叢書《藥用植物》。當時我正在編自然小叢書，因為拉稿，他就翻譯起來。99

一次在“文革”后：

魯迅翻譯《藥用植物》一書，是由于他非常熱愛自然科學。一直到他晚年生病時，他還念念不忘用顯微鏡來研究科學。他認為：只有進行社會革命，把科學搞上去，國家經濟和一切事業才能有大發展。他過去學過醫，對藥物學很有興趣。當時日本出版了一本《藥用植物》，他就翻譯出來，放在我編輯的小叢書中去。100

不考慮材料中的意識形態成分，周建人將《藥用植物》的翻譯，同魯迅早年博物學愛好聯系起來，然后談到自己“拉稿”，此外便沒有特別重要的信息。魯迅晚年有翻譯《昆蟲記》的計劃，1930年書賬顯示已購有《昆蟲記》。倘因早年的博物學愛好，那么譯《昆蟲記》豈不更好？周建人實際上沒有揭示魯迅的根本動機。

觀照《藥用植物》的研究者，主要沿襲了周建人的觀點，此外便是發揮許廣平的觀點，將《藥用植物》視為魯迅晚年中醫態度轉變的證據：

“五四”之后，魯迅對中醫藥經歷了排拒、隱系和回歸的過程。……魯迅于1930年不憚煩難翻譯了較長篇幅以中日藥用植物為主體的《藥用植物》，從文本上提供了較為充足的文獻資料，有助于坐實前述的回歸。他的回歸與認同且不止于口頭的談話和書面的文字，他還以翻譯的實際行動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這是更高層次的回歸。101

作者缺乏醫學史背景，得出了魯迅對中醫藥“回歸”，并“以翻譯的實際行動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這種貌似實非的觀點，并且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充斥于不少論文中。

以上兩種觀點之外，還有研究者從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出發，將《藥用植物》的翻譯視為魯迅在回應“日本對中國傳統的本草學所做的近代化（或者說歐洲化和日本化）的努力”102 ，文章分析頗為獨到，但沒有納入醫學史視野，也未能落實魯迅的翻譯動機。

事實上，1929年廢醫案公布后，中醫危機空前高漲，中醫以結社、辦學、辦報刊等方式迎戰西醫，同時也被迫反思中醫，試圖推動中醫科學化。西醫視中醫為玄學，為了爭奪科學話語權，半中半西的中醫更被西醫視為很大的威脅，這也是《皇漢醫學》會被西醫引為大敵的一大原因。魯迅在《“皇漢醫學”》中說：“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介紹。”103 正是意識到這種威脅，至于如何應對，魯迅接著說：“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卒業者何止數千人，做西洋醫學的也有十幾位了，然而我們偏偏刮目于可入《無雙譜》的湯本先生的《皇漢醫學》”104 ，紙面上雖在諷刺《皇漢醫學》，紙背后卻呼吁介紹些“做西洋醫學的”。一年后，魯迅翻譯《藥用植物》，乃是對于一年前呼吁的自我回應，實質上仍是站在西醫（科學）的立場上，展開的反中醫行動之繼續。《藥用植物》的主要動機，便在于此。

關于魯迅翻譯《藥用植物》，還存在一個或許不被視為問題的問題：曾留日學習醫學的魯迅，為何決定翻譯一部藥學著作，而非醫學著作？按理說從八十冊的《生物學講座》中選出一部醫學著作，魯迅未必不更拿手。日本現代醫學教育，醫學藥學是分開的，魯迅學過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甚至還學了物理、化學和倫理學，自己也編過生理學講義《人生象敩》，卻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藥學教育。魯迅到了晚年為何“背叛”自己的專業訓練？這個問題觸及魯迅中醫觀的日本因素，對此作答，也會揭示魯迅晚年批判中醫的策略調整究竟包括什么內容。

1903年1月，56歲的淺井國干在名古屋家中抱恨而終，這位明治時期著名的漢方醫師，為挽救漢方醫學，徒勞無獲地奔走呼號二十余年，無可挽回地看到淺井家族三百年來十代人承繼不輟的“千載道統”走向終結。同是1903年1月，23歲的魯迅與陶成章、許壽裳等留日學生，在東京發表了《紹興同鄉會公函》，呼吁鄉人留學日本，“求智識于宇內，搜學問于世界”，“驚醒我國人之鼾夢，喚起我國人之精神”。105 這“智識”“學問”魯迅以為首先是醫學，魯迅說“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106 。彼時日本的西洋醫學，是讓漢方醫普遍感到絕望、充滿乾坤鼎革的末世氣息的新醫學，淺井國干眼中的一片晦暗，在魯迅眼中卻是一派昌明，質言之，新醫學選擇與傳統漢方醫學一刀兩斷。日本醫學的這種特點，正是魯迅中醫觀念中不可忽視的日本因素，日本西洋醫學的這種屬性，無疑對魯迅的中醫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藥用植物》作為一部藥學著作，情形與醫學卻有很大的不同。事實上日本現代藥學與傳統本草學之關系，遠不如西洋醫學與漢方醫學之緊張。幕府后期，蘭學傳入日本，漢方醫并沒有排斥利用西洋藥學知識，且漢方醫學有著悠久的侍醫傳統，醫學傳承也重家學與師承，幕府末期一些醫學世家子弟，接受西洋醫學時，漢藥不僅沒有湮沒于明治維新的西醫風潮中，甚至轉化成現代生藥學延續下來。日本早期的生藥學家大井玄洞，就認為西藥與漢藥本意相同，都是采自“草木或礦石之精”。著名生藥學家下山順一郎，將中國本草學同現代生物學相結合，因而成為藥學研究的權威。漢方醫被廢除的同時，漢藥卻被收入《日本藥局方》。107 《藥用植物》也說：“在現下，漢方衰弱了，而賣藥之內，漢方藥還有很多，那消費量也很大。在日本，賣藥的年產額為二億圓內外，其中的五成是用漢方藥的。”108 此時漢方醫被廢除已經五十年，而漢藥仍盛行于日本，醫藥之別，顯而易見。

刈米達夫是下山順一郎的學生，《藥用植物》繼承了老師將化學應用到本草學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視傳統經驗。《藥用植物·總說》寫道：“以植物為藥，早始于人智未開的時代，是專由經驗，知其藥效，因而流傳的，至于近世，加以實驗和學理，遂有今日的發達。”109 《藥用植物》所納入三類生藥，A.醫藥，B.漢方藥，C.民間藥，除了“醫藥”是“應用于現代的醫術的藥”，另外兩種都是傳統經驗對象，書中甚至還說：“凡所謂藥，幾乎全是靠了民間的經驗，這才知道藥效的，所以C和A以及和B之間，也難于加以劃然的區別。”110 刈米達夫尤其重視漢方藥之研究111 ，書中說：“近年由藥學及醫學兩方面，漢方藥之研究非常盛行，從漢方藥中陸續發現有價值的醫藥，為現代醫術所采用者，也已經不少。”112 事實上，現代科學萃取植物有效成分時，參考傳統經驗，藥學研究會事半功倍，如《藥用植物》記載麻黃：

……在漢方，麻黃的莖葉是用為發汗，鎮咳的藥，但同時，那地下莖，則作為制汗藥，而用于結核患者的盜汗等。就是，地上部和地下部的作用，是發汗和制汗，恰好反對，《本草綱目》亦云，“麻黃發汗之氣，駛不能御，而根節止汗，效如應響，物理之妙，不可測度”。近年醫學博士藤井美知男氏于麻黃地上部和地下部的生理作用的相反，已由動物試驗給以證明了。113

《藥用植物》參考本草學的例子比比皆是，傳統經驗為現代藥學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向，現代藥學研究無法拋棄既有的醫藥學知識。這是否意味著魯迅向傳統“回歸”呢？

日本現代醫學體系在對傳統經驗的清理中，遵從廢醫存藥的邏輯，傳統醫學體系中，中藥對中醫理論具有依附性，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代醫學正是通過廢醫存藥的方式，來否定傳統醫學。視此為魯迅向中醫的回歸，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六 從“文學革命”到“醫學革命”

1929年“廢止舊醫案”要求全面廢除中醫，但西醫界對中藥卻另眼相看，西醫認為不當把中藥與傳統中醫的其他組成要素混為一談，西醫界特意提出“國產藥物的科學研究計劃”，事實上以“國產藥物”取代“中藥”的說法，以“科學”取代傳統中醫理論，意味著中醫不僅沒有機會參與中藥科學化，成果也與中醫理論毫無關系。114 魯迅翻譯《藥用植物》，一方面是介紹日本“做西洋醫學的”，另一方面，也不失時機地匯入了醫學革命的大潮。

早在1920年，余云岫就發表了《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文中余云岫說：“它（中醫）的理論差了，我就不去聽它；它的事實是了，我就專從事實上研究它。我想一定是有道理可以尋出來的。所以我的心還沒有絕望，我的希望一轉身就轉移到藥物的方面去了”，“我就把我國舊有的本草讀起來，實在有很可佩服的地方。”115 在具體操作上，由于缺乏設備，余云岫主要依靠的，仍是本草考證的方式，通過梳理古籍，進而確定藥物作用。

民國時期廢醫存藥的觀點最典型的還在藥界，代表性人物是生藥和本草考證學家趙燏黃（1883—1960），他與魯迅有相似經歷，也曾東渡日本，追求新知，但專業卻是藥學。將趙燏黃與魯迅做一對比，是很有意義的。材料顯示，趙燏黃同魯迅有過交往，“一九一三年他（趙燏黃）到北京政府內務部任僉事，當時內務部也管衛生工作……時魯迅亦在北京政府工作，與他時相過從。魯迅譯述植物學方面的資料，有時常和他研究”。116 趙燏黃與刈米達夫一樣，同是生藥學家下山順一郎的學生，曾在其門下學習“和漢生藥”，趙燏黃有著與《藥用植物》相同的學術承襲。

趙燏黃對于本草學古籍有著極大的熱愛，這與其藥學訓練密不可分。如研究甘草，趙燏黃先引《本草綱目》：“諸藥中，甘草為君，治七十二種乳石毒，解一千二百種草木毒”，這種夸張之詞，極易引起對中藥之不信任，趙燏黃卻在按語中說：“不知者以為經方家浮夸之談，迨證以最近化學上之學理，始恍然古人已于三千年前經驗而得之。惜自古迄今，依舊沿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爾。”117 即便如此盛贊古代的中藥經驗，趙燏黃對中醫理論卻絕無好感。與魯迅譯《藥用植物》幾乎同時，趙燏黃發表《說中藥》，認為中藥發明極早，但藥之研究落后于西洋，“只怪后世的人不肖”，“憑著陰陽五行虛無縹緲的邪說，來講藥理”。118 在這篇文章中，趙燏黃還特別指出研究中藥對于否定中醫之作用：“等到中藥，能用科學的方法，一一研究出道理來，就是中藥，也可以制成西藥，中西藥，只有國產原料上的區別，講到學理上，就沒有中西醫的界限了。藥的進步，到了這一日，非科學的用藥醫生，自然會淘汰。”119 西醫認為，以科學方法研究中藥與廢止中醫是一回事，魯迅選擇翻譯刈米達夫的《藥用植物》，贊成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藥”，在反中醫的立場上，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并無兩樣，但前者無疑很好地解決了經驗有效與理論闕如間的矛盾，從而也擺脫了現“身”說法的策略困境。

開始于1917年的文學革命，文學家們有著自覺的醫者認同，以治病救人為己任，魯迅尤其如此，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120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醫學革命，也始于1917年，這年余云岫發表《靈素商兌》，對傳統醫學的理論體系展開激烈批判。在新文學界，魯迅對傳統醫學也進行著持久的批判，但與周作人、江紹原等直接介入中西醫論戰的人不同，魯迅雖然密切關注中西醫之間的論戰，卻始終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中西醫論戰也常以文學方式呈現在文本中121 ，只客觀上產生對醫學革命的策應作用。但這種情形到了魯迅創作《“皇漢醫學”》和翻譯《藥用植物》的時候，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不僅表現在批判策略的調整，這兩個文本更表明魯迅對醫學革命的直接介入。

1929年11月10日，自封為醫學革命中的“非軍事學專家的觀戰記者”江紹原發表了《沖破舊醫藥閥的第二道防線》。文章中，江紹原以大革命打倒軍閥的邏輯，視西醫之廢中醫為醫學革命，而中醫中藥是反革命的兩個陣地，中醫是“玄妙陣”，中藥是“飯碗陣”，“玄妙陣”已經招架不住，“舊醫藥閥現在已較前更常常擺飯碗陣了，藥革軍必須用武之時因之也較前更頻繁了”，“務使社會上一般人都曉得漢藥并不是脫離了漢醫的抱持就非死不可的可憐嬰兒”。 122 在醫學革命中，魯迅允許江紹原轉載的《“皇漢醫學”》，充當了“醫革軍”的角色，翻譯的藥學著作《藥用植物》，充當的是“藥革軍”的角色，正當“觀戰記者”江紹原認為應出動“藥革軍”，并喊出“殺啊，殺啊，革啊，革啊！”123 的時候。

終其一生，無論是前期，以現“身”說法的批判策略，全盤否定傳統醫學，還是晚年釜底抽薪，主張廢醫存藥，在批判傳統醫學時，魯迅都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揭示革命者的困境和出路，將為傳統知識的近代境遇提供有價值的個案。 

注釋：

1 72 周海嬰口述，柴玉、巨鋒記述：《魯迅并不反對中醫》，《知識就是力量》2008年第5期。

2 景宋：《追憶蕭紅》，《文藝復興》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

3 4 12 13 19 93 許廣平：《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新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特大號刊”，1956年10月。

5 8 9 10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中醫司：《中醫工作文件匯編：1949—1983年》，1985年以“內部發行”方式出版。拙論引至第35頁。

6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頁。

7 《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七月初對中醫工作的指示》，載《云南紅衛兵資料（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藏，第23頁，本文轉引自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頁。

14 參考郜元寶《從舍身到身受——略談魯迅著作的身體語言》，《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15 筆者認同金觀濤、劉青峰二人對新文化運動思維模式的分析：“新文化運動雖然在思想內容上全盤反傳統，進行啟蒙，但其思維模式卻是恢復了傳統道德價值的一元論。”（參考《觀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1頁及《上編：理論探索》）

16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頁。

17 27 32 34 36 38 52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24、24、408、408、408、408頁。

18 30 120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353、75頁。

20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22頁。

21 22 66 74 （清）鮑相敖編《驗方新編》，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5、113、93頁。

23 （清）鮑相璈編《驗方新編》，人民軍醫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頁。

24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9卷。

25 26 31 33 35 68 71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校點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609、527、529、1753、1146、1779頁。

28 李經緯：《中醫大辭典》，醫學研究雜志1999年版，第38頁。

29 （明）朱橚、普濟方：《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十，牙門。

37 （清）葉天士：《葉天士醫學全書》，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頁。

39 40 41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魯迅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8、163、183、256、257、358、387，394、394、515、687、687頁。

42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頁。

53 參考柳和城《魯迅到過長崎》，《紀念與研究》1986年版，第43～45頁。

54 參考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63025876249959&wfr=spider&for=pc。

5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頁。

56 69 70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84、184頁。

57 《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頁。

58 《孫中山先生昨日病況》，《京報》1925年2月5日，第2版。

59 《中山先生病況》，《京報》1925年2月17日，第2版。同樣的內容也見于別的刊物，如同日《順天時報》刊載的《孫中山之病決用鐳錠治療》，文下小標題為“本人堅決信西醫”。

60 黃宗漢：《孫中山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頁。

61 62 陳錫祺：《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119、2120頁。

63 參考王仰清《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122頁。

64 1926年的《馬上日記》（六月二十五）談到梁啟超的“腰子”，雖然涉及梁啟超“失腎案”引發的中醫學論戰，但魯迅沒有將注意力集中在醫學論爭上，故不納入分析。

65 如1929年給章廷謙的信中，談到鄭介石病，魯迅猶不忘諷刺中醫：石君之炎，問郎中先生以“為什么發炎？”是當然不能答復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處在發炎，發炎有時須開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夠明白。（《魯迅注譯編年全集》第10卷，第131頁）

67 75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7頁。

73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頁。

76 77 85 86 94 103 104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291、50、50、51、50、50頁。

78 參考筆者論文《中醫、西醫與病人——中西醫論戰下的疫病書寫》，未刊稿。

79 以上參考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學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7頁；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頁。

80 89 余巖：《余云岫中醫研究與批判》，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9、238頁。

81 92 96 98 參考潘桂娟、樊正倫《日本漢方醫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明治時代的漢醫救亡斗爭》，以及第285、260、160頁。

82 91 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656頁。

83 關于是否收到蔣介石的接見，趙洪均在《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中認為“蔣介石并未接見代表”，但作為請愿代表之一的陳存仁在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當中，詳細談到了蔣介石接見請愿代表的情況，筆者此處采用了陳存仁的說法。

84 參考張效霞《無知與偏見》，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52頁。

86 譯者分別是周子敘和劉泗橋，魯迅所見的書訊是周子敘譯本。

88 《皇漢醫學》廣告，《衛生報》第1卷第88期，1929年11月2日。

90 余云岫：《皇漢醫學批評》，《醫藥學》第7卷第3期，1930年4月。

95 ［日］岡千仞：《觀光紀游》，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3頁。

97 ［日］湯本求真：《皇漢醫學》，周子敘譯，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99 100 周建人：《回憶大哥魯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7頁。

101 李寄：《魯迅與〈藥用植物〉的翻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1年第1期。

102 熊鷹：《從〈小約翰〉到〈藥用植物〉，魯迅反帝國主義植物學的一次翻譯實踐》，《魯迅研究月刊》 2015年第6期。

105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頁。

106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0頁。

107 參考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69～74頁。

108 109 110 112 113 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63、361、363、363、405頁。

111 《藥用植物》中簡述了中國藥學發展情況，說到“梁武帝（西紀五〇二至五四九年）之世，陶弘景著《神農本草經》，始詳述了漢藥”，這里有誤，魯迅亦未正之。《神農本草經》成書于東漢，亦非一人之手，但現存《神農本草經》確經陶弘景整理過。

114 參考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40～341頁。

115 祖述憲編著《余云岫中醫研究與批判》，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頁。

116 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選編《文史資料選編》第8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頁。

117 趙燏黃著、趙愛華點校《中國新本草圖志》，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118 119 趙燏黃：《說中藥》，《社會醫報》第124期，1930年8月16日。

121 參考筆者論文《中醫、西醫與病人——中西醫論戰下的疫病書寫》第五節，未刊稿。

122 123 江紹原：《 民俗與迷信》，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