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侯旭東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58.00元

侯旭東教授早就認識到，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以“專制政體”與“專制君主”說作為批判皇權的武器無可厚非，但如果不做辨別地將這種因想象而生的觀點作為定論引入學術界，會嚴重束縛中國學者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忽略并遮蔽許多歷史現象，妨礙對帝國體制的把握，也暗中應和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為此，他耗費了不少心力，嘗試對以“專制”說為代表的西方中國觀進行清理，相關研究一直源源不斷。新著《寵：信－任型君臣關系與西漢歷史的展開》，是他十多年對于漢帝國日常統治史的深入思考，給我們打開了進入西漢歷史乃至古代中國的新路徑。

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帝國持續存在的君臣關系可細分為禮儀型與信－任型兩類，后者亦是歷史中“結構性的存在”，圍繞它反復出現的言行構成歷史中最為活躍與能動的力量。本書具體到西漢每個皇帝統治期間此關系建立、維持、廢止與重構的過程，解釋了此關系長存的背景與動因、來源與根基，以及此關系所激發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領西漢歷史。書中力圖圍繞日常互動中呈現的君臣關系，重返歷史現場，捕捉當時人的感覺，以重新審視西漢政治。

2.《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羅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45.00元

十幾年前，歷史學者羅新讀到“元宮詞”中提及“輦路”的詩句而對這條元朝皇家往來兩都的專屬通道產生興趣，進而萌生沿著路線行走、考察之念，不成想直到十多載后年過半百才成行。他從北京健德門出發，徒步走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這兩個如今看似不相干的地名在元代分別叫大都、上都，正是連接起皇帝輦路的兩端。羅新沿著元代輦路的線路向北穿越北京、河北進入內蒙古，十五天里走了四百五十公里到達目的地。他將一路上的見聞、感悟與由此延伸出的歷史、文化思索訴諸文字，成為這本書。書中既有生動、詳盡的行走細節、沿途風情，也有不時由古及今引發的思考。作為從事中國中古史和中國古代邊疆民族史研究的學者，羅新的寫作帶有歷史視角，流暢、感性的文筆與隨興而至的歷史、考古、文學等方面的信息——多處相關典籍的引述、輦路遺跡的解讀等等，令這本書呈現出學術隨筆與行走文學兼有的獨特氣質。

對于作者來說，這場行走并非“為走而走”，亦無關學術、科研的收獲，如他在書末所寫的那樣，這更像是對長期在圖書館和資料文獻中做學問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我警醒。從囿于書齋到放眼田野，從沉浸現實到回溯歷史，這樣的行走和寫作充滿誠意和啟發意義，提供了另一種“做學問”的方式和可能。

3.《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美]王國斌、羅森塔爾著，周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58.00元

本書接續了國內外學界十幾年來對于“大分流”問題的關切和比較史學的研究路徑，深潛入“大分流”發生前的幾個世紀，探討促成“大分流”的深層邏輯。在很多重要方面，本書對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論作了反思和修正。《大分流》把英格蘭和中國的長江三角洲作為比較對象，本書則把歐洲和中國作為比較對象，英格蘭只作為這個比較的一個特例。作者認為：政治制度和政權的空間規模是促成“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在“大分流”真正顯現之前的幾個世紀，差異的種子就已經深埋在中國和歐洲的政治架構之中了。

中國經濟曾長期領先于歐洲，近代以來卻發生了逆轉，以往的學者已經提出了各種理論以解釋這一現象：有人認為，中國的“大家庭”與歐洲的“小家庭”的不同導致了中西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有人認為，缺乏良好的契約制度導致了中國的失敗；還有人認為，18世紀以后中國經濟發展不成功是因為未能建立起信用市場……對這種種理論的檢視和反駁構成了本書主體，相關分析細致嚴謹，極富啟發性。“中國和歐洲的經濟大分流，的確是源于這兩個地區在政治上差異。”但要在這種差異與經濟大分流之間構建起某種因果關系仍是一個艱巨任務，相信這部視野開闊、立論審慎的專著必能激發學界更多的優秀研究。

4.《觀滄海：大航海時代諸文明的沖突與交流》，林梅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一版，90.00元

本書將考古學引入中外交通史研究，通過對一些考古發現和具體文物的研究，輔以實地踏訪，勾勒出鄭和下西洋之后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段歷史，展現了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盛衰變遷的情況，以及大航海時代西方天主教、中東穆斯林和明王朝的沖突和交流。葡萄牙人首航中國的登陸地——屯門島于今何處？16世紀全球貿易的中心——雙嶼究竟在什么地方？景德鎮外銷瓷通過什么途徑運往歐洲？對這些問題，本書都給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此外，諸如正德年間景德鎮民窯燒造的伊斯蘭風格的瓷器、巴黎尚蒂伊宮“中國花園”等，都傳達出了那個年代中外密切交流和互相影響的豐富信息；諸如考證《雪爾登中國地圖》實為《鄭芝龍航海圖》，《野墅平林圖》所繪為什剎海銀錠橋一帶等，都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學術新見。考古學研究偏重于零散實物，容易給人碎片化的印象，但好處是所有論述信實可考，加之本書個案研究之外也有貫通性敘述，使整本書既可信又可讀——就像一堆碎瓷片，拼接在一起之后，堪堪可見一件精美瓷器的大致原貌。從宋元時代遠至印度洋的自由貿易，到明朝立國之后官方壟斷的朝貢貿易，從“隆慶開關”之后的開放局面，再到有清一代中國錯失海洋時代帶來的機遇，這段歷史值得后人深長思之。

5.《會飲記》，李敬澤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39.00元

十二篇文字，十二種文學生活場景，隱藏著作家關于文學、哲學和信仰的總體思考。李敬澤用文字一邊記錄，一邊梳理著他的精神世界，試圖越過文字的桎梏，越過廣闊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敞開私人世界，在浩瀚的星空下自由行走。書里有個狡猾的敘述者，他從不親臨現場，你不知哪個“他”是親歷者，哪個“他”是旁觀者；“他”時而是文學會場上神游的嘉賓，時而是消失于曠野的匈奴人……他置身在不可靠的位置完成了對自己的轉述，在真實之外籠罩一層虛構的迷霧。而文學的魅力，不恰恰就在于能夠架設一條通道，讓作者在真實的世界里汲取養分，讓讀者在虛擬的世界里體悟真實。

《會飲記》源自柏拉圖的“會飲”，新酒神精神的復蘇，當代智力生活和精神社交秘密地圖。《會飲記》的思維鏈條雖然并不完整，但它在文本中自由延伸，汪洋恣肆，文字亦莊亦諧，既高度重視古代文學遺產和傳統，又有源自西方的文化資源的浸潤。在自媒體的時代，李敬澤在無意中引領著中國之文的創新。他主張回到先秦——“回到先秦并非是像先秦那樣寫文章，而是像先秦那樣以書寫直接面對世界，回歸到那樣的精神中去。”

6.《久曠大儀:漢代儒學政制研究》，李若暉著，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第一版，65.00元

中華政制的核心是漢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改造和掌控了國家機器，從而使自身成為王朝時期的意識形態。李若暉教授《久曠大儀》一書，從思想與制度的相關性入手，對漢代儒學政制問題展開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是書探尋了漢代儒家思想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復雜面相，展示了思想和制度之間相互建構的內在脈絡和機制。該書以人際關系的道德化來理解儒家。儒家之所謂道德化，即構成關系的雙方相互承擔責任，形成雙向性倫理，其具體表現為“五倫”。由此熏陶而成的漢代純德之儒“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無法駕馭國家機器，試圖以儒學重建國家典制時也捉襟見肘，最終異化為王莽式的先攫取權力再變革制度。王莽之敗標志著儒學未能以道德超越權力，而只能依附權力推行理想。古文經學便在儒學內構造絕對皇權，即將雙向性倫理改造為單向性倫理，最終在漢末形成鄭玄禮法雙修和何休君天同尊兩個經學體系。至此，西漢今文諸儒復古更化的理想被徹底拋棄，被尊為意識形態的只是儒學的空殼，其內部已經以單向性倫理進行了重構。全書基于政制與倫理相融的視角，視野宏闊，論證精密，顛覆了學界以往對于中華政制之認知，揭示了中華政制的真實內核。（任劍濤）

7.《考工記》，王安憶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小說的名字是對古代典籍《考工記》的直接借用。《考工記》是《周禮》的構成部分，是春秋戰國時期手工藝技術的匯編。所以，當王安憶反反復復地在小說中描述老宅的設計、圖案、材質、工藝，以及圍繞著老宅流傳的故事時，她其實在追溯消逝的歷史、制度、傳統、倫理，以及能夠記錄、呈現這些事物的審美。當這一切在一個疾風驟雨的新歷史時空里緩緩顯形時，一種奇妙景觀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歷史、文化和記憶在同一時空中的狹路相逢，竟不是虎視眈眈地仇視和對抗，反倒多了幾分小心翼翼的凝視和試探。正如小說中的一處重要細節所提醒的那樣，社會主義的工廠嵌入了前朝達官貴人的老宅，結果居然是兩者的相安無事、和諧并置。在這樣的場景中，奇妙、多義的意蘊竟消解了可能的違和和不安。或許我們早就習慣了大歷史氣勢洶洶地碾壓一切的那種簡單、粗暴的身影，卻從未仔細地體察過歷史在細節處繁復、多變、豐富的面相。歷史的技藝與技藝的歷史在故事中相互交織、彼此矯正，大部分時候，歷史是在城與人的相互改造和接納、時代與個人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中緩慢生長，如同老宅中那些奇異的圖案，有時未必與特定時代的工藝相關，它的呈現是過去時代的諸種歷史和審美層層積累、相互包容的結果。 （方巖）

8.《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國現代史》，［美］凱瑟琳·格雷厄姆著，蕭達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88.00元

就一本自傳而言，這本書的書名有些“托大”，可是就內容來看，恰如其分。凱瑟琳·格雷厄姆，《華盛頓郵報》前董事會主席，美聯儲創建主席之女。她的類似身份還可羅列下去，這當然不是美國上流社會名媛用以自我點綴的背景，事實上，本書作者因其身份的特殊，一生與美國的百年歷史緊緊聯系在一起，甚至在某些時候，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進而對此產生影響。

書中從其父母的身世寫起，一直寫到她年屆耄耋，時間上跨越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作為《華盛頓郵報》這樣的美國主流大報掌舵者，本書作者是時代的親歷者，也是美國二十世紀后半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事件的記錄者。一方面，她是在情感、家庭與事業間尋求平衡的職業女性；另一方面，她帶領著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媒體帝國記錄時代并創造屬于自己的時代。書中細致幽微的個人回憶和宏觀博大的美國大半世紀歷史述說相互交織，個人化的情感和溫度為這一段歷史增添了難得的補充細節，某種意義上，這本書中的美國歷史更接近歷史真相。1997年，凱瑟琳·格雷厄姆將《華盛頓郵報》交給接班人，并出版這部自傳，次年，該書榮獲普利策獎。

9.《主角》，陳彥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85.00元

《主角》是一部動人心魄的命運之書。作者以扎實細膩的筆觸，盡態極妍地敘述了秦腔名伶憶秦娥近半個世紀人生的興衰際遇、起廢沉浮，及其與秦腔及大歷史的起起落落之間的復雜關聯。其間各色人等于轉型時代的命運遭際無不窮形盡相、躍然紙上，既發人深省，亦教人嘆惋。豐富復雜的故事情節，鮮活生動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語的巧妙運用，體現出作者對生活的熟稔和敘事的精準與老到。在詩與戲、虛與實、事與情、喧擾與寂寞、歡樂與痛苦、尖銳與幽默、世俗與崇高的參差錯落中，熔鑄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說”。作者上承中國古典文學及思想流脈，于人世的大熱鬧之中，寫出了千秋萬歲的大靜。而經由對一個人的遭遇的悉心書寫，讓更多人的命運涌現在他的筆下。

憶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經歷及其心靈史，也成為古典思想應世之道的現代可能的重要參照：即便內憂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塵之思，但對人世的責任擔當仍使她不曾選擇佛禪的意趣或道門的逍遙，而是在儒家式的奮進中覓得精神的終極依托。作者筆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蒼涼及悲苦之音，卻在其間升騰出永在的希望和精進的力量。小說遂成浩浩乎生命氣象的人間大音。

10.《壯議軒日記》，張舜徽著，周國林點校，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68.00元

這是張舜徽先生在顛沛流離中丟失、30多年后才由湖南省圖書館意外發現的一部日記。記事始于張先生1942年秋登上國立師范學院（錢鍾書先生小說《圍城》中的三閭大學）講堂之時，止于1947年初任教于蘭州的寒假。日記雖已有殘缺，但大體反映了張先生五年中教學、科研和家庭生活的全貌。其中包括他同余嘉錫、楊樹達、錢基博等前輩學者的交往，與若干同事對學問的探討及對時局的分析，還有躲避日本軍隊搜捕的驚險場面。關于當時知識分子在艱辛中奮進的歷史，日記保留了寶貴的資料。

這部日記最主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學術性。張先生取《大戴禮記》之語，名所居曰“壯議軒”，激勵自己專意治學，昕夕省惕，以免“無業”之譏。日記中他愛日以學，以“療饑”的態度閱讀大部頭典籍，日有定程，尤其善于抓住重點，提綱挈領。他每天及時地進行總結和提煉，日記便成為首尾完具的讀書心得，不少篇章發前人所未發，成為他后來著作中的組成部分。他繼承湘學傳統，注重經史根源之書，提倡做有體有用之學，立意“撰集《經子粹語》《史傳簡編》，以為振民育德之助”，為他晚年編撰《中華人民通史》《經傳諸子語選》打下根基。總之，這部日記展現了一位國學大師成長的足跡，對后世學人不乏治學路徑和方法上的啟迪作用。

這里是由本報編輯部評選的年度十佳圖書。選書的范圍：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在內地首次公開出版發行的圖書。評選著重考量如下因素：人文性，思想性，獨創性，品質，趣味。學界和讀者口碑亦曾參考。點評文字除有署名者為特別約請的專家撰寫外，其余均由本報編輯部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