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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與語言哲學”跨學科青年工作坊（2018年7月1日）上的林云柯

當我們討論一個思想家對“語言學轉向”理解和批評時，我們首先要分辨的是他到底指向的是哪一種語言哲學傳統？實際上，當我們提到“語言學轉向”這個概念的時候，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語言分析哲學”或者“日常語言哲學”，而是索緒爾傳統下的結構主義語義學。因此，在面對關于語言學轉向的批評時，需要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辨析兩種語言學轉向之間的關系。

事實上，這兩個傳統的混淆在相關批評和解讀中是常見的，這主要是由于日常語言哲學和結構主義語義學似乎都在凸顯自己的“任意性”?！叭我庑浴边@個概念對于批判理論來說有著巨大的誘惑，它動搖了一切固有話語的天然合法性。在理論自身的辨析層面，論證“任意性”自身的合法性被樹立為首要任務，似乎達到了“任意性”我們的理論任務就完成了。但這里往往被忽略的是，這種“任意性”并非是一個需要論證的東西，它僅僅是一個語言學的發現，但是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任意性”自身進行研究和剖析。從這個層面上來說，無論哪一種語言學轉向的傳統，在理論層面上說，對于語言的研究也就是對于這種“任意性”的研究，即要去研究“任意性”和有其規則的“語法”是如何相反相成，以至于形成了我們能夠確定表意的語言。

因此，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任意性”對于語言來說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它進一步意味了什么？它主要引出了語言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屬性。首先，與批判理論直接相關的是，“任意性”說明了語言本身的表意是非中介性的，而這種“非中介性”使得語言學很自然的發展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詩學”。在《結構主義詩學》中，喬納森·卡勒認為所謂詩學，就是不依賴于“賦意”，而是確立其產生條件，詞典不能幫助我們獲得更深刻的關于詩的解說。此外，卡勒也提到了“語法”和“規則”，他認為對于兩者的檢驗所需要的是一種“心照不宣的知識參照”，即一種語言能力。這一層面的看法與后期維特根斯坦可以說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關系在于第二個方面，即“任意性”同時也就意味著表達和認識的“直接性”，而正是在這一層面，兩種語言學轉向顯露出了重要的差異。

我想從大家都知道的基礎的層面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在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層面，一個是我們提到的“任意性”，這種任意性是指發生在“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任意聯系；另一個則是“差異性”原則，這一原則簡單的說就是我們在一個對象的“其所不是”之中把握這個對象。怎么理解這兩個層面的關系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認為“任意性”前在于“差異性”，就會走向一種建構主義，即我們似乎是通過指稱任意性來實現某種差異性系統；但如果認為“差異性”前在于“任意性”，那么“差異性”就是我們能夠直觀到的，而“任意性”則是我們依據差異直觀所做的事情，我們的語言所表征的就是差異性本身。因此，無論在法國結構主義還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中，我們都能夠看到一種無限細化的趨向，從語言走向音位甚至指號，因為差異性在理論上是無窮無盡。但是這種無窮盡性又必須被限制在人類的識別與表達能力之內，比如說我們能夠接收和發出的聲音頻率是有限度的，我們聽不到蝙蝠能聽到的聲音，也發不出次聲波。于是這就形成了一種辨證關系，我們在語言上所能做的與我們所能直觀到的是互相鉗制的。

因此，阿多諾這樣的哲學家所批評的“語言哲學”應該更多的是指索緒爾傳統下的哲學，而且其理由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這種直觀差異性實際上將語言塑造為一種辯證法的本體論范疇，這與黑格爾的邏輯學基礎非常相近。在《邏輯學》中黑格爾談到一個問題，即自笛卡爾以來的傳統哲學認為理想的哲學系統必須具有無預設的開端，有預設就意味著需要不斷地以此為中介，因此必須找到某種“直接知識”以擺脫中介。黑格爾則指出，如果我們使用“知識”這個詞，那么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在知識中“直接性”和“中介性”總是共存的。正如我們在卡勒的表述中看到的，雖然我們可以不依賴于賦意，但是我們仍然需要意義呈現的條件，這仍然是某種“中介性”。這種辨證關系本身作為本體論的視角也就暗示了所有的直接性背后都有一個概念系統。從這個角度說，索緒爾式的語言學轉向會引導研究者最終發現語言背后的某種前在的系統，比如索緒爾本人就強調語言的民族性特征，而語言本身是否具有自發性和創造性，在這一傳統中其實是無法真正觸及的問題。而語言分析哲學傳統下的語言學轉向則需要直面這個問題。

想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跳出主流的“后期維特根斯坦特異論”的看法，即認為我們能夠脫離開語言分析哲學自身的發展史來理解日常語言哲學。英國著名分析哲學家達米特在其弗雷格研究著作中下過這樣一個論斷，即弗雷格的哲學史意義在于對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徹底推翻。但是，另一位弗雷格研究者斯格魯則指出，達米特誤解了19世紀末德國思想界的具體情況。斯魯格指出實際上在十九世紀30年代，觀念論的影響就已經落潮，而也正是在30年代到世紀末這一時期，一種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科學建構開始大行其道。這一歷史事實往往被忽略了，即語言分析哲學實際上最初是在批判“心理主義”的論爭中發展起來的。簡單地說，所謂“心理主義”是指一種以“心理學”為基礎，但以邏輯思維為方法的思想流派，其本質上是希望通過黑格爾式的辨證本體論，逆向發展出一套具有自發性和創造性的學說，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邁農的“金山悖論”。“金山悖論”的提出本身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如果我們的語言具有自發性和創造性，那就意味著我們的語言能夠呈現某些具體的對象，而非僅僅停留在對于某種抽象關系的直觀上。邁農認為我們可以通過邏輯構想而呈現出具體對象，這種對象在邁農的定義里，用較為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一種“準存在”（pseudo-existence）。并且邁農還給出了關于這一“準存在”的一套正面說明，即這些“準存在”是在一系列關系中被構成的，并且在這種構成中有著邏輯上的先后關系：“低階”（inferiora）在邏輯上先于“高階”(superior)并為其奠基。比如說“金山”就被視為一種“金—山”這樣的在“低階存在”的關系性奠基中呈現出的“高階存在”，邁農認為這樣的高階存在本身是“可能存在”的，并且能夠通過命題“呈現”（presentation）出來。

實際上邁農的問題在于他顛倒了前面所說的“任意性”與“直觀性”之間的奠基關系。比如在羅素看來，如果一個對象無法在命題中被表述，那么它自身的邏輯優先性也就無法被理解，一個對象之所以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是命題，或者是我們能夠直接說出的話語所具有的，而不是對象自身內部的某種邏輯構造。正因為如此，語言不是邏輯虛擬物向現實物的躍遷中介，我們的知識直接性總是出現在我們能夠直接說出的語言之中。這是語言分析哲學傳統中“語言轉向”的開端，即所謂直接性知識不是關于某物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問題，而是關于已知和未知的問題，是已然和可然的問題。羅素指出實際上直接的知識表述，比如說主謂形式或者說直言陳述少之又少，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人們的日常語言多充滿推論、假設和猜測，無論什么樣的主謂形式都可以被轉化入一種推論的形式當中。從這個角度講，描述或者“摹狀詞”就是一種直言的假言轉化，這種轉化將知識秩序融入到了一種存在秩序當中，即有物存在的世界應當或者可能如何，而非僅僅是物存在的合理性所依憑的那個前在的世界實際是怎樣的。實際上語言分析哲學的轉向是更貼近文論的語言學轉向，符合我們對于文學，尤其是文學虛構問題的通常理解。

因此，語言分析哲學傳統下的“轉向”并不是從后期維特根斯坦才開始的，這個轉向從語言分析哲學最初的問題意識中就已經開始了。而它要解決的，實際上恰恰是索緒爾式轉向中的觀念論陰影所帶來的問題，它帶來了前面我們說到這些內在矛盾。而我相信阿多諾對于語言哲學家的批評更多的是指向索緒爾傳統的，因為他在其中看到了黑格爾哲學影子。從這個角度說，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么維特根斯坦認為他的后期作品是在糾正其前期作品中的某種錯誤，是因為他的前期作品中仍然保有這種觀念論傾向。雖然他在前期試圖徹底超越黑格爾式的“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內在矛盾，比如說他強烈反對羅素和弗雷格仍然在形式邏輯表達式中保留邏輯常項，而是追求語言與事實的直接同構關系。但他也僅僅是提出了這個超越的意識，沒有擺脫觀念論最終的指向，也沒有發掘出語言自身的創造性。而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轉變了解決這一內在矛盾的思路，即不再試圖擺脫“中介性”，而是指出“語法”作為“中介性”是在我們直接的語言行為中變動不居，克服這一內在矛盾的方法不是我們否認它的事實存在，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可創造和改變的認同性規則接受下來，它在我們的語言學習中，在每一次語言交流中都受到事實上的挑戰。由此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說后期維特根斯坦徹底擺脫了傳統“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