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改革開放以來的這四十年，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極為重要一個階段。四十年是一個不長也不短的時間，如何認識、評價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國作家如何表達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處境，如何書寫自我的經驗、他者的經驗，是一個既復雜又現實的問題。但在今天的文學研究的譜系里，最迫近、最當下的經驗往往最復雜、最難書寫，也最不值錢。小說、影視界重歷史題材過于重現實題材；學術界也重古典過于重當代。厚古薄今的學術傳統一直都在。也不奇怪，當下的經驗蕪雜、龐大，未經時間淘洗，對它的書寫，多數是不會留下痕跡的。

我想強調的是，沒有人有權利蔑視“現在”。真正有價值的寫作，無論是取何種題材，它都必須有當代意識，必須思考“現在”。持守這個立場，就是一個作家的擔當。波德萊爾曾經把能夠描繪現代生活的畫家稱之為英雄，因為在他看來，美是瞬間和永恒的雙重構成，永恒性的部分是藝術的靈魂，可變的、瞬間的部分是它的軀體——假若你無法書寫當下、瞬間、此時，你所說的那個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都是直面和思考“現在”的，當然也包括好的批評家、學者，同樣有一個如何思考“現在”的問題。當年胡適說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響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則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我想，正是這“顧到當前”的現實感，使胡適成了那個時期中國思想界一個敏銳的觸角。錢穆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的衰敗，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紙上的文化，而春秋戰國時期，能迎來思想的黃金時代，得益于那時的思想有巨大的“現實感”，而不僅流于回憶和空談。切近現實問題，切近當下，永遠是新思想和新藝術的源泉。

作家急需重塑現實感，甚至建立起一種“現在”本體論，以通過思考“現在”來出示自己的寫作態度。

一個對“現在”沒有態度的作家，很難贏得世人的尊重；而身處“現在”，如何才能處理好如此迫近、蕪雜的當下經驗，最為考驗一個作家的寫作能力。盡管人的主體性可能得用一生來建構，人是什么，只有他所經歷的事、走過的路才能說清楚。但文學作為時間的藝術，正是因為意識到了“現在”的綿延之于一個人的重要意義，人類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歷史的某個特定時刻自己是什么。福柯說：“或許，一切哲學問題中最確定無疑的是現時代的問題，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什么的問題。”文學也是如此。不少人都已經意識到，今日的文學略顯蒼老，尤其是新起的很多網絡文學，雖然是在新的介質上寫作，但骨子里的觀念卻是陳舊的，甚至是暮氣重重的，說白了，其實就是少了一點少年意識、青年意識，少了一點反抗精神和創造精神。“五四”前后的先賢之所以精神勃發，就在于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郭沫若等人，內心都充滿著對青春中國的召喚，他們當年反復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們是什么、中國是什么的問題。

這種青年精神改寫了中國的現狀，也重塑了中國文學的面貌。

二

作家何以能思考普遍的人的狀況，首先在于他面對和思考“現在”；一切有意義的歷史關懷，都是“現在”的投射。許多時候，逃避這個世界，逃避自我審視，最好的方法就是擱置“現在”。

這令我想起，我每次路過中山大學里的陳寅恪故居，看著立在他故居門前的塑像，就會思考一個問題: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何以晚年要花那么多的時間、心血寫巨著《柳如是別傳》？他通過柳如是——錢謙益的側室——的人生，固然表達了生活中需要堅守的一些價值是比功名、利祿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但更潛在的意圖中，也許飽含了陳寅恪對“現在”的看法——當時他的那些朋友、同行，都在接受批判，多數人喪失了自我，言不由衷或諛詞滔滔，這固然是時勢使然，有時不得不為，但作為一個對歷史有通透看法的大學者，陳寅恪也必定知道今后的歷史將會如何評價“現在”。陳寅恪似乎想說，一個小妾，當年尚且知道氣節，知道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們現在多少學富五車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反而完全沒有自己的話語和堅持，不汗顏么？陳寅恪在詩中會說“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勝頌紅妝”，這未嘗不是一個內在因由。

可見，即使是個研究古典的學者，也應該有一種思考“現在”的能力。無借古喻今、以史證心這一“現在”的情懷所驅動，陳寅恪不會突然寫《柳如是別傳》。一個學者，不一定要研究當代，但至少要有一種當代意識，要有處理和面對“現在”的能力；作家要處理好這么復雜、豐富的當下經驗（對于歷史的長河而言，四十年也不過就是當下、就是現在），更要有一種當代意識，有一種直面“現在”的勇氣。

寫作既是對經驗的清理和省思，也是對時間的重新理解。

從時間的意義上說，這四十年的中國經驗作為一個重要的寫作主題，不僅是歷時性的——不是一種經驗死去，另外一種經驗生長出來，而有可能是幾種完全不同的經驗疊加在一起、并置在一起。認識到這些經驗的復雜構成，生活才會有縱深感，才不會被描寫成淺薄的現象組合。這就是本雅明的觀點，他認為時間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時間不完全是線性的，而可能是空間的并置關系。如果只理解線性時間，而忘記了時間的空間性，可能很難理解今天這個多維度的中國。只有一種平面的視角，就會錯以為生活只有一種樣子、一種變化的邏輯；多種視角下的生活，才會顯露出生活在多種力量的糾纏和斗爭中的真實狀態。

并非每個人都生活在構成自己的經驗里，也并非每個人都生活在同一個“現在”之中，哪怕在同一個空間里面，不同的人也可能在經歷不同的時間。并置反而是生活的常態。比如，我們經常講的深圳速度，是一種時間；但在一些偏遠的農村，農民經歷的是另外一種時間，更緩慢的、甚至一成不變的時間。在同一個空間里面，其實是有人在經歷不同的時間，這種時間的空間性，使得作家的感受經常是斷裂的、錯位的。

作家不是通過一致性來理解時代的，恰恰是在疏離、斷裂和錯位中感知時代，不斷為新的經驗找尋新的表達方式。

海德格爾說，新的表達往往意味著新的空間的開創，而這個新空間的開創，既有敞開，也有遮蔽。當你意識到某種時間的空間性的時候，你的表達是在敞開，但是，這種表達背后也可能是在遮蔽。海德格爾在一篇題為《藝術與空間》的文章中說，空間既是容納、安置，也是聚集和庇護，所以空間本身的開拓，是持續在發生的事。它一方面是敞開，就是讓我們認識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許多未曾辨識和命名的經驗。在敞開和遮蔽之間，可能才是真實的生活景象。而這種“空間化”，如果指證為一個具體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義也是不同的。有人視城市生活為“回歸家園”，有人則覺得“無家可歸”，更有人對它持“冷漠”的態度。確實，一些人把城市當作家園；一些人即使在城市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漂泊感；也有一些人，他在一個城市，既談不上有家園感，也談不上流浪和漂泊的感覺，他只是處于一種“冷漠”之中。認識并書寫出一座城市或一種生活的復雜和多面，這就是文學空間的開創。

三

任何新的文學空間的開創，都具有這種“敞開”和“遮蔽”的雙重特征。

以前些年的青春寫作為例。當時出現的很多代表性作品，往往都有時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過著一種看起來很奢華的生活。如果這一代作家只寫這種單一的時尚生活，勢必造成對另外一種生活的遮蔽，這些帶有時尚都市元素的小說，如果被普遍指認為就是當下年輕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以這些文學素材來研究中國社會的人，就會誤以為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游歷世界，都在住高級賓館。可事實是，在同一時期的中國，還有很多也叫八〇后和九〇后的人，從來沒有喝過咖啡，沒有住過高級賓館，更沒有出過國，他們有可能一直在流水線上、在鐵皮屋里，過著他們那種無聲的生活。這種生活如果沒有人書寫和認領，就會被忽略和遮蔽。

我把這種寫作狀況概括為“生活殖民”，一種表面上繁華、時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種無聲、卑微的生活。有的時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這也是我為什么肯定一些打工題材作品意義的原因，它們的存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反抗生活殖民的作用。

寫出了時間的空間性，才真正寫出了文學的復雜和多義。僅僅把時間、空間理解成是一個物理學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存在，寫作就還沒有觸及本質。文學的時間與空間，它除了是物理學、社會學的，也還是審美、想象、藝術的，當然也是精神性的。正是這樣一種多維度、更復雜的對時間、空間的重新思考，會使我們對中國文學這四十年的發展有新的理解，而不會簡單地以為我們只是在經歷一種進程，一種節奏，還會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為我們所知的、被遮蔽的東西。

從這個層面上講，作家既是書寫時間的人，也是改變時間的人。當他意識到時間的某種空間性，當他試圖書寫時間當中某一種被遮蔽的或者不為我們所知的部分的時候，他其實是改變了時間，這意味著，他把現在的這個時間和另外一種時間形態，或者和我們經常說的永恒的事物聯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歷史聯系在了一起。

而這一切的努力，其實都是為了建構一個有意義的“現在”。

只有一種“現在”，這個“現在”就是日常性的、物理的、平面的；發現很多種“現在”交織、疊加在一起，并進行多聲部的對話，“現在”就會獲得一種內在的精神品質。這個坐標的建立，對于確證我們是誰、中國是什么，意義重大。當代文學中何以充滿陳舊的寫作，甚至很好寫作者可以多年在帝王將相的故事中流連忘返，就因為沒有“現在”的視角，更沒有來自“現在”的負重——我們是什么，我們面臨著怎樣的精神難題，我們如何被一種并非構成自身的經驗所劫持，我們如何在一種無意義的碎片中迷失自己，這些問題在寫作中都得不到有效的回答。多數作家也拒絕面對和回答。現實如此喧囂，精神卻是靜默的；作家常常為歷史而哀慟，惟獨對“現在”是不動心的。“時間總是不間斷地分岔為無數個未來”，這種景象在當代文學中并不常見，時間似乎喪失了未來的維度，只是用來回望的；作家正在喪失面對“現在”的勇氣和激情，此時的經驗也正在被蔑視。

我想，當代文學的一切蒼老和暮氣，多半由此而來。而我更愿意看到思考“現在”、書寫“今天”的寫作，渴望從“現在”的瞬間中看到自己的過去和未來。也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時間里的寫作，也是超越了時間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