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開放是改革的重大舉措，正是這一歷史性的策略，才有40年改革的不斷進行。我們甚至可以說，若沒有當初的開放和后來的不斷開放，“改革開放40年的輝煌歷程”便不可能成為今日之國人的榮耀話題。正是開放，使我們看到了世界，也使我們看到了自己；正是“他者”的赫然逼近，使我們在沉重的對比中產生了強烈的改革愿望。開放帶來了更大的開放，而更大的開放使改革不斷地推向全面和縱深。

中國文學當下格局的構建，與中國文學不斷置身于宏闊而深邃的國際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由于歷史、地理位置、民族心理、社會性質以及語言諸方面的原因，差不多到19世紀末，中國文學還獨家經(jīng)營地處于單元的文化背景之下。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文學才真正打破文化背景的單元性質，才漸漸被世界注意，也開始注意世界，外國文化才真正開始對中國文學發(fā)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廣博的外國文化一旦與悠久深厚的中國文化結合，產生了豐富的藝術營養(yǎng)，使中國文壇充滿了生命氣息。應當說，沒有單元文化背景的打破，就沒有一部洋洋大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然而，因為各種各樣內在和外在的原因，后來我們卻又逐漸關閉了對外開放的大門，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文學在一片可怕的孤獨中徘徊。這種形勢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創(chuàng)造，使我們再一次丟失了在世界文壇的話語權。

改革的關鍵性一步就是毅然決然地將國門對外打開。國際文化的輸入一夜之間開始了。首先，作為溝通東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的書籍，得到了大量翻譯出版。中外交流碰撞的機會增多，加之信息傳遞手段的日益現(xiàn)代化，這一切，使國外各種流派的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文學等等，來勢兇猛，爭先恐后，源源不斷地輸入。當今世界的各種大思潮，幾乎無不波及中國。

國際文化影響了中國原有的生活秩序和節(jié)奏。時空意識的改變、新的行動準則的出現(xiàn)、倫理規(guī)范的再書寫、若干新的生活觀念的實際運用，這一切，都與外來文化的沖擊有關。薩特的“存在主義”、亞當·斯密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學說……大量的人類先進思想在這40年間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國際文化甚至對我們的思維方式也發(fā)生了影響。兩千多年封建主義的精神桎梏，造成了可怕的思維定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民族都面臨著痛苦地打破思維定勢的歷史重任。進入80年代以后，國外各學科的研究方法給了我們很大啟發(fā)。這些出人意料的研究方法，使人產生了一種思維活躍的莫大快感。結構主義、系統(tǒng)論、信息論等，一反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而用一種全新的方法對對象進行分析，使人們看到了許多過去不曾發(fā)現(xiàn)的事物間的奧秘。國外思維科學理論的進入，對我們的思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我們對思維有了若干前所未有的認識：思維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素質和一個國家的發(fā)達程度；世界的競爭實際上是一場思維質量的競爭；只有提高思維質量，才能不被競爭所淘汰。為了生存和發(fā)展，人類在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人類的思維被一整套概念、觀念拘束著，它戴著深重的鐐銬。若要前進，若要有新的發(fā)現(xiàn)，必須打碎心智的枷鎖。一個人只有在他的思維永保彈性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創(chuàng)造力。因改革開放，在古老的中國土地上，正悄悄地進行著一場深刻的思維變革。

國際文化對中國文學本身的影響當然是十分深刻的。而其中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所發(fā)生的直接作用尤為深刻。夏多布里昂的高貴情調，茨威格、勞倫斯的心理描繪本領，海明威特有的簡潔文體，喬伊斯的意識流，詹姆士的氛圍制造，塞林格的敘述口氣，艾特瑪托夫作品中的優(yōu)美旋律，拉美的夢幻現(xiàn)實主義，更是對中國文學影響巨大。

改革開放使中國文學開始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崛起。40年，中國文學在這樣一個由我們自己主動接受而不是別人強加于我們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開始了它的黃金時代。

40年的實踐經(jīng)驗和取得的豐碩成果，使我們上上下下形成一個共識：中國文學倘若要發(fā)展，就必須處于宏闊而深邃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我們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發(fā)展到現(xiàn)在這個“知識爆炸”的年代，世界各民族已經(jīng)不再適宜像若干年前那樣僅僅憑借自己本身的經(jīng)驗生存下去。各民族需要憑借世界性的、人類共同創(chuàng)造的龐大而豐富的思想庫、知識庫。當今世界，有的國家之所以發(fā)達的一個奧秘就在于迅捷地利用全人類在苦難和奮斗中獲得的全部經(jīng)驗，創(chuàng)造令人矚目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我們沒有理由不利用全人類的知識強壯自己。中國當代文學同樣沒有理由不把自己放在一個宏闊而深邃的國際文化背景之下。我們需要經(jīng)濟、軍事的強大，也需要文學的繁榮。而今天文學的繁榮是不可能在孤獨中實現(xiàn)的。

隨著改革開放，我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鄭重地思考“世界文學”這一觀念。世界上不存在一個只是被他國本民族所能理解而世界無法理解的偉大作家。作為具有幾千年文學傳統(tǒng)的中國當代作家，有責任與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給人類創(chuàng)造最優(yōu)秀的精神財富，并且應當通過自己文學的優(yōu)質，對國際文化發(fā)生影響。他們應當站在世界文學之巔。大度、智慧而有原則的吸納，加之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國家經(jīng)濟實力的空前增強，我們在國際文化浪潮的反復沖擊之下，同時很出色地做到了保持文學的民族的特殊精神。

在我們足夠吸納了世界之后，現(xiàn)在到了我們談論給予世界的時候了。一個因改革開放而日益強大的中國，使我們現(xiàn)在可以有信心有力量說出：中國文學要義不容辭地參加世界競爭；中國當代文學應當走向世界；既吸納又給予，也許才是更完美的格局。我們做到了，是40年改革開放讓我們做到的。我們這個民族因多災多難而積累起來的特有的生存經(jīng)驗和生命經(jīng)驗無比豐厚，中國作家正以中國文學特有的美學態(tài)度和方式，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送著任何想象力都難以達到的無與倫比的中國故事，而這些故事的底部蘊藏著的卻又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tài)和共同精神。

如果我們堅持更加開放的態(tài)度，相信世界總有一天會克服偏見、語言等障礙，用公正的、欣賞的目光，更加心悅誠服地看到東方世界的中國有一塊嶄新的、并越來越充滿生機的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