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始于農村，農民不僅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首創者，還創辦了開辟中國工業化新路子的鄉鎮企業。浙江紹興的一對農民兄弟，以鄉鎮企業起步，最后建立中國汽配領域的翹楚企業索密克公司，創造了中國制造業的傳奇，他們身上的夢想與輝煌，凝聚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這部《中國工匠》，也許能成為這一歷史的一個小小注釋。

引 言

農民是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也是稱得起偉大的社會群體。

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始于農村，農民不僅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首創者，還創辦了開辟中國工業化新路子的鄉鎮企業，2.8億的農民工群體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沒有農民的創造與奉獻，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浙江的一對農民兄弟，在北緯30°創造了中國制造業的傳奇，書寫下中國農民的夢想與輝煌。

北緯30°是一神秘的緯度，也是盛產奇跡的緯度。它不僅貫穿四大文明古國，擁有金字塔、百慕大三角、馬里亞納海溝，以及喜馬拉雅山、雅魯藏布大峽谷、神農架、三星堆，還有紹興柯巖鬼斧神工的云骨石佛。

沈幼生與沈百慶以這一緯線為創業舞臺。他們是親兄弟，沈幼生為兄，沈百慶為弟，兩人相差16歲。沈氏兄弟的起點與“三通一達”創始人相似，他們生于距離云骨石佛不足5公里的海山村的一戶貧寒農家。貧困阻攔了求學路，沈幼生僅讀了幾天初中就回生產隊放牛了，沈百慶比大哥多讀三年書，初中一畢業就回生產隊務農了。

在世人眼里這群既沒有學歷優勢，也沒有資本優勢和人脈資源優勢的農民僅有兩路可走，一是留守在鄉村種幾畝薄田，混飽肚子；二是進城打工，賺點兒辛苦錢。可是，沈氏兄弟帶領鄉親走出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路——將一個修理農機具的鄉鎮企業打造成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中國汽車零部件制造百強企業、中國機械工業管理示范企業、國家汽車轉向系列產品技術標準起草與制定單位、國家最佳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他們這一由農民組成的團隊成為中國汽配領域的翹楚。

撥通索密克的電話會傳出一個聲音：“您最擔心的是我們最有把握的。”底氣十足，讓你的懸念與擔憂在這一承諾的跑道穩然著陸。

走進索密克，一幢堅實、恢弘、氣派的建筑昂然矗立，與柯巖的古佛云骨遙相呼應，“SOMIC”聳立于頂，下邊是“創造、挑戰、未來”六個大字。這是日本索密克株式會社石川公司社長石川晃三為日本索密克題寫的，原來是：“創造、未來、挑戰。”沈幼生說：“‘未來’是還沒有實現的，應該在最后。”排在最后的“未來”猶如一道謎，謎底時常出乎意料。

索密克成立之初是“日方控股，中方經營”，中方出任首屆董事長和副總經理，日方出任副董事長和總經理。如今，中方和日本索密克已扯平，各占48%股份，董事長與總經理已全部由中方擔任，公司已見不到日本人的身影。行政科研大樓的頂層第九層，一半為董事長辦公室區，一半為空中花園。沈幼生至今仍喜歡種地，喜歡植物，在村里還種有水稻和菜蔬。這位放過牛、種過地、修過壇、跑過供銷的農民現已成為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30位杰出企業家”和浙江省優秀企業家。

第八層為總經理辦公區。沈百慶任總經理后，實施“扁平化管理模式”，不設副總經理，他一人干幾人的事，每天都日理萬機地忙碌著。這位當年拒絕讀書，要回生產隊掙工分的孩子已成為行業技術權威、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的帶頭人，被日本同行譽為科技創新奇才。

沈氏兄弟為制造出世界頂尖級汽配產品篳路藍縷，殫精竭慮，帶領著鄉親探索出一條從無到有，從不專業到高科技，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創新創業之路，以自己的方式講述了中國故事，展現了中國農民所特有的工匠精神。

第一章 尋路

一

藍天,白云，花椒虎似的日本群島漂浮在洋面上。波音飛機像展翅滑翔的翼龍，在大阪上空盤旋，畫一道優美的弧線向下降落。輪胎接觸跑道時，像剛拉套的小毛驢，倔強地蹦跶幾下，發現掙脫不掉了，也就馴服了，老實了，埋頭拉車了。

飛機安穩地停在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機艙忙亂起來，旅客紛紛站起來，打開行李倉，拽出旅行包，似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總算過去了，多一分鐘也不想在機艙待了。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讓這一四平八穩的民族忙碌起來，似乎每個人都像外國首相，不知有多少要事亟待處理。“時間就是金錢”，哪個中國人不在意錢？不過時間不過是張兌換券，每人的匯率不同，有多有少，有正有負。

沈幼生和沈百慶、潘志強、陸金仁一行隨著像小溪似的涓涓人流下了飛機，進入機場。

沈幼生已近知天命之年，卻精神抖擻，目光閃爍著智慧。他個子不高，敦敦實實，像小山似的，似乎什么都能扛得起來。身后邊緊跟著他的胞弟沈百慶卻比他高出近一頭。冷眼看上去這兄弟倆有點兒不像，仔細端詳一下卻發現極其神似。在這四人中，最年輕的則是潘志強，個子高高的，像路邊白楊似的挺拔而富有骨感。不過，20世紀90年代，骨感還沒列入時尚，還沒被視為一種美。

這些農民已不再種地，家和戶口還在鄉下，還住在祖祖輩輩住過的村子里，還生活在那些看著他們長大的目光下。在鄉親們眼里，他們已不像地里的莊稼扎根在泥土里，不再是風里來風里去，晴天日頭曬，雨天兩腳泥的農民了，可是在城市人眼里，他們還是鄉下人。

他們是到日本考察的。日本株式會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石川晃三社長隔洋遞過橄欖枝，邀請紹興第二汽車配件廠廠長沈幼生率團赴日考察。索密克是世界三大轉向拉桿廠商之一、汽車零配件領域的巨人，對沈幼生這樣的鄉鎮企業來說，猶如三尺之童站在姚明旁邊，只能有一種姿態，那就是仰視。其實，沈幼生他們并不是什么考察，而是洽談，是談判，尋找機會。

紹興第二汽配廠已負債累累，近三千多萬元的債像三座山壓在背上，企業猶如一頭負重的黃牛氣喘吁吁，四肢顫抖，說不上什么時候落下一根稻草就轟然倒下。腦袋比轉向球頭銷還靈活的“聰明人”已陸續地離去，原來三百多人的廠子，僅剩一百二十余人。不走合資之路，或合資這條路走不通的話，就只有一條路——破產。破產意味著二十多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廠里那些鄉親將失去工作，許多人將回到原點，像父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種田，吃老天爺賞賜的那碗飯……

沈幼生他們走出機場，已恭候在出口的伊東英一等人就笑容可掬地迎過來。作為日方企業代表，伊東英一鞠躬，握手，寒暄，熱情而不失禮數。伊東英一先生任日本株式會社索密克石川公司海外事業部部長，他是一個中國通。4個月前，伊東英一部長曾率杉山英治課長到紹興第二汽車配件廠考察過。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在一個陌生的國度，見到這么一位僅謀過兩次面的“熟人”，竟然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商務車像一條游進礁叢的魚似的駛出機場，車窗猶如搖動的鏡頭，將大阪大街小巷上的建筑、牌匾、樹木、車輛、行人帶到眼前，讓沈幼生他們既感到陌生又有些熟悉。陌生的是從來沒來過日本這個島國，熟悉的是許多景色跟國內有些相似，花草樹木就不用說了，街道、建筑大同小異，尤其是那一塊塊牌匾，不時跳出幾個漢字，雖然是繁體的，那也是中國字啊。不過，日本的窗戶比中國窄小，有點古城堡的味道，似乎重點不是采光是防御，從中可以察覺到日本人的戒備心很強。

伊東英一像導游似的，把窗外的景色一一介紹給這些中國客人。

二

大阪是日本的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瀕臨大阪灣。日本是個島國，是汪洋中的一群島，胖胖瘦瘦，大大小小，星星點點，像不沉的秋葉漂泊在太平洋上。沈幼生的家鄉——浙江省紹興縣也是歷史文化名城，“從秦漢時代起，置會稽郡，唐代時稱越州，至宋代趙構升行在越州為都城紹興府”。

沈幼生的家鄉也在一座島上，那是一座形如短發女人頭像般的島嶼。她沒有一個諸如“縉云”、“玉環”、“慈溪”那樣陰柔之名，有的是陽剛十足的稱呼——海山。那里望得見山，看不到海，不過有歌唱道：“潮進潮退，滄海桑田。海山涌出，直面藍天。”據村里上年紀的老人說，海山那個地方過去是海，漲潮一片汪洋，退潮時露出小小的山頭，漁民將之稱為“海山”，即海里邊的山，他們在山上曬網，于是又將之稱為“晾網山”。也有人稱之“放狗墩”，不知是附近農家把它作為狗的流放地，把養不起又舍不得殺的狗送過來，讓它找不回家，還是這里荒涼得野狗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

海水有著流浪的秉性，從不知安分，像年輕人似的有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沖動，無風時它像伸舌頭舔棒棒糖的頑童襲擾著海岸，有風時就有了突圍的念頭，想沖破束縛無拘無束地滿世界游走。海山那片的海水或許在天長地久的博弈中被岸擊潰，臣服了，退卻了；或許那水性楊花的海水找到新的追逐目標，離去了。海水留下一片灘涂，部分漁民有的跟海走了，不愿走的留了下來，將灘涂改造成農田，成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農民。

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空，聲勢浩大的海水走了，鑒湖江乘虛而入，將海山圈成孤島，兩條彎彎曲曲的鑒湖支流又將島分割為兩塊，形成了兩個自然村。悠悠歲月把湖水打磨得失去了棱角，性情溫和得像個慈眉善目的老人，無限柔情地把這座小島像孩子似的攬于懷中。島就這樣成為離開陸地的全島。島上的村民的日子卻很艱難。島與陸地無橋相連，村里貧困，溫飽都難以解決，哪有實力筑橋？民國時期的縣政府，后來的紹興縣人民政府，以及柯橋人民公社，或許忽略了“放狗墩”的存在，覺得那里不過幾十戶人家，三五百人的小村，錢得用在刀刃上，“放狗墩”即使不是刀背，離“刀刃”也遠著呢；或許心有余而力不足，全縣12個鄉鎮，數百個村莊，哪能一一顧及得到？村民想出去，要走很遠的路，經過一條羊腸似的盈尺寬的石板路，路的兩邊是水田，一側有座叫不出名字的小山丘，再走過長長的石板路來到河邊，靠擺渡船過到對岸。

“要想富，先修路”，這對生長在馬路邊上的城里人來說不過是條宣傳標語，一個口號而已，但對成長在沒有公路的偏僻鄉村的農民來說則是一種切身的感受。漢語是一種智慧的語言，飽蘊深奧的哲理，所謂“偏僻落后”，偏僻與落后猶如一對遭人討厭的孿生兄弟那樣相生相伴。

沈幼生像枚種子撒落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溪邊的一間巴掌大小的干打壘土房，家里簡陋得不能再簡陋了，一個房間即是臥室又是廚房。沈姓是海山村第一大姓，祖上是從諸暨阮家埠遷過來的。

多年前，沈幼生的家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因為窮。里里外外猶如門前溪里的石頭，被河水沖得一干二凈，一貧如洗，除吃飯用的鍋碗瓢盆，幾床舊棉絮，就是那幾口人。父親沈德富不是海山村人，而是雙梅后梅村人。村史記載：“家境貧寒不堪，幼年8歲來海山放鵝糊口，后以撿破爛搖埠船圖溫飽。”可見，海山還不是最窮的村子，雙梅后梅村比它還不如。德富公從一個貧困村子到了另一個貧困村子，也許感覺海山村還不錯，也許失去讓生活更上一層樓的追求，也許不愿再從一個陌生地方到另一個陌生地方那樣流浪下去，他沒有走，留了下來，做了沈家的上門女婿，改姓為沈。在一年接一年的漫長歲月里，生了七個孩子，活下來五個，三男兩女。沈幼生是長子，他下邊有兩妹、兩弟。

海山村民除種田之外，大多有一兩門手藝，有的是木匠，有的是泥瓦匠，有的會釀酒。沈幼生的父親會釀酒，除在生產隊種田掙工分之外，時常去烏鎮等地的酒廠做釀酒師傅，賺點兒零花錢，補貼家用。酒釀好后要裝壇貯存或運輸。酒壇在搬運中易碎易裂易漏，過去的釀酒師傅大多數會修壇，這也許跟賣豬肉師傅會磨刀有點相似。沈幼生的父親在外時而以釀酒為主，修壇為輔；時而以修壇為主，釀酒為輔，總之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什么錢就賺什么錢，不大挑揀，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機會難覓，也沒得挑揀。

1960年，德富公的長子沈幼生高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重點中學——紹興縣第二初級中學。他成為海山村第一個去縣城讀書的孩子。那時，農村的孩子像山上的樹，父母很少去管，想管也管不過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哪家沒有五六個，六七個？父母要下田種地，要掙工分，要為一家人的吃穿操勞，哪有精力去管他們讀書。學校猶如一支松松散散的隊伍，沒走多遠就少去一半，再走不遠又少一半，就這么一半一半地少下去，小學畢業時也就沒多少了，初中畢業星星點點，高中畢業鳳毛麟角。

沈幼生要讀初中了，成了全村孩子的一面旗幟，一個樣板。盡管父母對兒女讀書很少管，可是許多農家還篤信900多年前宋真宗的名言：“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開學那天，沈幼生背著村里大人孩子羨慕的目光和老媽縫制的書包，穿著掛有一層層補丁，洗得露有本色的衣服順著石板小道走出了村子，坐著擺渡船去上學了。只要這樣一來一往地擺渡三年，他就初中畢業，憑他的聰明和勤奮，考高中或中專是沒問題的，接下來沈德富家就有了一個端著摔不破的鐵飯碗的城里人了。

活在想象中是幸福的，想象遠比現實更美好，對那些苦難深重的人來說，想象就是活下去的希望與勇氣。誰知一學期還沒有讀完，沈幼生就棄學了。希望像顆流星無情地在海山村的上空劃一道耀眼的弧線，隕落了，消失了。一家七張嘴，全靠父親一人掙工分來養活，哪里吃得消啊？他們家是村里是最窮的，每當家里揭不開鍋時，母親就背起小沈幼生三歲的妹妹外出討飯。那時討飯跟現今乞討不可同日而語，那是被逼無奈，不討就得餓死。為了活著就得放下尊嚴，拎著打狗的棍子，端著乞討的飯碗。

母親為什么背妹妹去，不領自己去，如果被狗咬了，或者遇到壞人怎么辦？沈幼生想不明白。

母親說：“你是男孩兒，妹妹是女孩，妹妹長大要嫁出去的，你要在村里娶妻生子，待一輩子。”

沈幼生還小，聽不大懂。長大后才體會到那滿滿的母愛。母親是怕他討過飯，將來被人恥笑，討不到老婆，怕他的子子孫孫為此抬不起頭來。只有父母才會為他想得這么長遠。

沈幼生想到生產隊掙工分，跟父親一起養家糊口。他只跟父母說了一句：“學校遠，過河后還要步行好幾公里，早晨上學要一個多小時，晚上放學回家還要一個多小時，我還是去生產隊吧。”

14歲的沈幼生看著還是個孩子，可是他是長子，要幫助父親分擔養家糊口的擔子，要讓母親、弟弟、妹妹的日子過得好一點。

沈幼生回村到生產隊去掙工分和口糧了。

生產隊長見沈幼生年紀小，個子還沒有鋤把高，干不了什么農活，就讓他去放牛。放牛娃，雨天頭戴斗笠，身披蓑衣，風里來雨里去；晴天太陽像燒紅的烤爐懸在頭頂，汗順著臉往下流，流過脖頸，流過脊背……

幾年后沈幼生從一個瘦得像綠豆芽似的小男孩，變成了膀大腰圓、壯壯實實的人民公社社員。他能吃苦，腦袋靈光，善于苦干、實干加巧干，在同齡的勞力中掙的工分也是最高的。

紹興是中國有名的水鄉、橋鄉和酒鄉，沈幼生跟父親和鄉親學會了釀酒和修壇，時常跟去上海等地的酒廠干活，漸漸成了公社里小有名氣、會攬活兒的修壇師傅。

三

觀賞過櫻花后，伊東英一先生領著沈幼生來到火車站，他們要乘坐新干線去濱松。日本株式會社索密克石川公司的總部在靜岡縣的濱松。

濱松位于日本的中心地帶，在大阪與東京的中間，交通便利，南臨太平洋，北依阿爾卑斯山，西有濱名湖，東有天龍河。它不僅是旅游勝地，也是“制造業之城”，擁有多家世界一流的企業。這里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是追求夢想的地方，推崇大膽嘗試和勇于挑戰的精神。

沈幼生也是一位“大膽嘗試”者，無論是輟學回村，還是汽車配件生產與經營，追夢到了濱松。十幾年來，他們從七八人的“機電修理攤”變成400多人的汽配企業，有過振奮，有過驚喜，有過煩惱，也有過困苦……

1968年2月，島外的彤山大隊成立了缸壇修理社，把幾公里外的沈幼生招了過去。

有酒就有壇，修缸補壇是伴隨釀造業而生的傳統手藝，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缸壇易損，有縫就要修，不修則漏。修缸補壇的工具簡陋，斧子、鑿子、鐵攀、榔頭。補前先敲，聽聲尋紋，然后在裂紋處鑿條細溝，鐵攀拉住，用樹脂填滿細溝，裂紋就堵住了，壇好如初。簡略說，鑿縫扣攀，鐵砂填縫，鹽鹵黏合。俗話說，看花容易，繡花難。補壇也是如此，說來簡單，補起來不易，有的缸壇漏酒漏水漏油，沒有經驗就說什么也找不到裂紋在哪兒。

沈幼生聰明過人，又勤奮好學，肯于投入，再加上善于交際，不計得失，群眾關系好，不到一年就在彤山缸壇修理社脫穎而出，當上了業務員。業務員不是官，作用卻非同小可，原材料采購，招攬生意，社里賺不賺錢，賺多賺少都跟業務員有直接關系。

當上業務員后，沈幼生走出了紹興縣，走出了浙江省，世界變大了，結交了各路朋友，業務也做得風生水起，業務源源不斷。第一年，彤山大隊缸壇修理社贏利3萬元。在那個年代，3萬元非同小可，城里的二級工的月收入才30多元，大學畢業生才賺46元，1斤大米0.195元，1斤玉米面0.095元。3萬元可以買15.38萬斤大米，31.58萬斤玉米面，可以解決多少人的溫飽問題？

彤山缸壇修理社成了附近十里八村效益最好的社隊企業。彤山大隊缸壇修理社出名了，沈幼生也出名了，成了柯巖公社上下公認的最能干的業務員。

沈幼生不僅攬修缸壇的生意，而且遇到什么活兒都攬。杭州市有一家生產勞動保護用品的針織廠，設備簡陋，技術落后，織不出無縫手套，只得織出兩個手套片，再找人縫上。這活兒缸壇修理社粗手大腳的漢子自然是干不了。漢子們干不了，婦女們可以干，沈幼生就把活兒攬下來，用手推車把手套片運到錢塘江邊碼頭，用擺渡船運到對面的蕭山，然后運回了村，分給鄉親。鄉親縫好后，染上色，按12副一打打成捆，再原路運回去。加工費很低，縫一副手套僅幾厘錢，在那個年代有錢賺就是不容易了，村里家家戶戶縫起了手套，靠這筆收入買油鹽醬醋，供孩子讀書。

金子不論在哪兒都發光，發光的金子早晚都會被發現，被發現的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有人惦記。城里的一家國企發現了沈幼生這個人才，讓他過去工作，不過是季節工，月薪60元。企業也想讓他做正式工，那樣就等于把千里馬拴在自己的槽子里，誰也挖不走。可是，在那個年代企業說了不算，國家正式職工要有勞動人事部門的調令，不知道要蓋多少個公章才能蓋下來。沈幼生是農民，沒有城市戶口，僅憑這一點哪個公章都蓋不下來。

在那個年代，60元的工資已算是高薪了，國企的五六級工才能賺這么多。沈幼生在缸壇修理社的收入還不到那一半——僅28元錢。國企給的錢是好的，可是他看了看家里，兩個兒子還小，父母年邁，老的和小的需要照顧，哪里走得脫啊。再說，季節工很辛苦，一個個像闖關東似的，背著行李卷和棉衣過去，然后住入工棚，條件比家里還差。季節工，季節工，“季節”過了就沒工可做了，還要背著行李卷回來。在廠里，人家國企工人是主人，端的是鐵飯碗，旱澇保收，住的是宿舍，季節工比人家不是低一等，而是好幾等，人家看你都是俯視的，為了面子和尊嚴也不能去，他最終還是放棄了。

1973年，柯巖公社把27歲的沈幼生調到公社機電修理站。一年前，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民用上了手扶拖拉機、抽水機和電耕犁等農機設備，人吃五谷雜糧沒有不生病的，喝油耗電的機械設備也一樣，總有出故障的時候。人病了得看醫生，機械壞了得有地方修，于是公社成立了機電修理站。

機電修理站社辦企業，不像缸壇修理社那樣的隊辦企業，不論賺多賺少都是大隊的，修理社社員像在生產隊出工那樣掙的是工分，年底分紅。修理站開的是月薪，維修的活卻不是月月都有，沒活兒干就得閑著，閑著也要開工資。一年下來，有活兒的日子還沒有沒活兒多，這樣就虧損，虧損就得公社擔著。公社是行政機構，又不是企業，哪里擔得起？修理站就成了公社領導的心病，想著就鬧心，不想又不行。修理站成立起來又不好下馬，紹興縣每個公社都有機電修理站，日子都不好過，誰都不肯先下馬，于是僵在那了。領導想到了沈幼生，把他從缸壇修理社調到修理站當采購員。

臨危受命，沈幼生走進位于堰東村的修理站。他在修理站轉幾圈兒，論級別和檔次這是社辦企業，比缸壇修理社高，可是論規模和效益還不如缸壇修理社。想當年，胡傳魁的隊伍剛開張時還有“十幾個人來，七八條槍”，修理站僅有七八個人，兩臺舊機床，沒活干，只得坐在陽光下喝喝茶，聊聊天，吸吸煙。

窮則思變，沈幼生沒事就琢磨，這個機電修理站怎么搞下去？想生存下去就得改一下路子，光靠有其他修理站沒有的原材料還不行，虧損的關鍵是維修活少，供大于求，公社下邊各生產隊的農機有限，每個生產隊也就一兩臺手扶拖拉機和幾臺電機。“內需”不足就得想法拉動“外需”，不過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機電維修站，想把別人家的活攬過來，一是不大現實，二會產生矛盾。看來要想解困只有打那兩臺機床的主意，去外邊攬些“外加工”的活兒，也就是給外邊的企業加工零配件。

沈幼生認為，做生意名不正，則言不順，“機電修理站”與外加工市場不對接，“機電”又過于寬泛，定位不準確；“站”是計劃經濟產物，大都是封閉的，不對外的。如果把外加工這塊做起來，就得把“機電修理站”改為“農機修理廠”。

沈幼生的建議得到修理站和柯巖人民公社領導的支持，1975年，他們更名為柯巖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在當時，“機電”改為“農機”還好說，把“站”改為“廠”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做了不少工作。

四

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物資匱乏，不僅買糧食要糧票，買布要布票，稱肉要肉票，購雞蛋要雞蛋票，買點兒花生、瓜子要憑證供應，買“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就更要憑票供應了。工業企業也這樣，按計劃生產，產品按計劃調撥，沈幼生做人做事實在，實在的人自有好人緣，人緣好有人幫，他與杭州市一家齒輪廠建立了關系，攬到產值高達一萬多元的齒輪加工業務。有活兒干了，喝茶，聊天，曬眵目糊的工人眼睛瞪圓了，廠里那兩臺舊機床起早貪黑地轉起來。

隨后，沈幼生又攬進一批批外加工業務，這個像雛燕似的張著嘴巴，嗷嗷待哺的社隊企業有飯吃了，待加工的原材料源源不斷地流進廠，加工好的產品流了出去，這一進一出，廠里就有了效益。那一年，農機修理廠轉虧為盈，令企業起死回生的沈幼生得到柯巖人民公社黨委的表彰。

沈幼生是一個胸有大志之人，他哪里會滿足于農機維修，滿足于農機修理廠的敲敲打打，拆拆卸卸，修修補補。沒過多久，沈幼生就把目光從浙江省城杭州瞄向中國經濟、交通、科技、工業、金融、貿易中心——上海。他相信在那個廣闊的天地里，柯巖農機修理廠這個社隊企業不僅可以有作為，而且可以大有作為。

沈幼生在上海沒事兒就去走訪那些有關系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吸支煙，喝杯茶，吃頓飯，飲壺酒。一回生，二回熟，曲徑通幽，熟了就有了關系，有了關系就可能成為客戶。一天，他轉到上海第十汽車修理廠業務科。浙江的小企業是靠“四千精神”做起來的，所說的“四千精神”是“吃盡千辛萬苦，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幾經努力，沈幼生終于攻下業務科長。科長把5000只球頭銷的訂單給了沈幼生，沈幼生掂量得出科長這份信任的分量，清楚在汽車選擇獨立懸架系統后，控制臂或推力桿要通過位于端部的球頭銷與其他部件相連。球頭銷的主要功能是實現車輪上下跳動和轉向運動。球頭銷不大，作用卻非同小可，是保證汽車安全、準確行駛的關鍵零部件。球頭銷既要靈活自如又不可松曠。松曠會導致汽車偏行、滑移、擺振，甚至操縱失靈。據統計，兩成以上的交通事故與球頭銷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球頭銷被稱之為“保命銷”。

球頭銷的生產工藝復雜，制作精良，球頭表面不僅要有足夠的光潔度，還要有足夠的硬度。一個十幾個人的社隊小廠，修修電機、拖拉機，加工加工齒輪還說得過去，承接這么重要的零部件能行嗎？廠里僅三間平房、四五臺舊車床和一臺磨床，技術水平很低，國企的車工、磨工要學徒三年，出徒后才是一級工。一級工也只能獨立加工簡單零件，不能加工高精零件。沈幼生他們廠的車工和磨工沒學過徒，沒經過正規培訓，僅有幾年摸索出來的實踐經驗，按理說還是“徒疙瘩”，連一級工的操作水平都達不到。這些人能加工球頭銷嗎？產品質量不過關，鬧出交通事故，誰承擔得起責任？

“沒有金剛鉆就別攬那瓷器活兒。”可是，對于他們這種社隊企業有“吃”的就不錯了，哪能挑挑揀揀？誰說社隊企業只能食草，不能食肉？適者生存，只有不斷進化才能生存下來，有些動物在遠古還是食草動物，現在已成為食肉動物了，也有些食肉動物進化為食草動物，拒絕進化只有死路一條。

食草的牙齒和胃腸改為食肉，承受得了嗎？能消化嗎？冷不丁的肯定不行，要有個適應過程。沈幼生建議成立了攻關小組，先買幾個球頭銷，分解開來，測繪、琢磨、嘗試、加工。在采訪時，回憶起往事，老職工章來定說，那時廠子還在堰東村，那里連公路都不通，鋼材要用船運到廠旁邊的碼頭。從碼頭到廠里有一條像田埂似的小路，那條小路騎自行車是可以的，三輪車就走不了了，鋼材只能靠人搬運。下料時，得用老虎鉗子把料卡緊，然后用鋼鋸一下下鋸斷。那時，計劃內的機床批不到，只得買計劃外的，也就是議價的。議價的一是價格高許多，二是沒關系的話，有錢也沒人跟你“議”。廠里沒辦法，只好懸賞，誰要是能聯系到機床就給誰一個進廠的指標。能搞到機床的都是能人，能人會在意社隊企業的進廠指標嗎？不過，能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也有三兩個鄉下親戚，廠里的機床大多數都是人托人這么搞到的。

說起球頭銷，章來定說，我們最初生產的球頭銷都是卡車上用的，有解放的、黃河的、躍進的，總共有6種。這些球頭銷的特點就是個頭大，分量重，價格便宜，不像轎車上用的，又小、又輕、又貴。產品加工出來后，還要運出去，靠的還是船，那種小型機動船，“邦邦邦邦”的，它把產品運到火車站附近的碼頭，然后發運往各地……

5000只球頭銷就這么發運到上海第十汽車修理廠，沈幼生取回5萬元的支票。這是農機修理廠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收入，這筆生意也改變了農機修理廠的命運。接著，沈幼生又從業務科長手里拿到與球頭銷配套的球座訂單。

一年后，沈幼生提出要上馬高頻淬火。他們生產的球頭銷缺少一道工藝——高頻淬火。高頻淬火是通過感應電流將球頭銷的表面加熱，然后迅速淬火的金屬熱處理方法。沒經過高頻淬火的球頭銷表面硬度低，耐磨性差，還易氧化脫碳，使用不長時間就出現磨損，于是松曠，車輛出現偏行、滑移、擺振，甚至操縱失靈現象。

產品質量不過關，銷售關系就難以維持，業務科長也不能砸自己的飯碗。沈幼生他們的農機修理廠要是沒了球頭銷的訂單，日子就沒法維持下去。要想保住彼此的飯碗，廠里就得投資6萬元，上馬高頻淬火。高頻淬火在當時還是高精尖技術，不要說紹興縣，整個紹興市也沒有一家企業有。但沈幼生不一樣，他敢想敢說敢干，思維也開闊。

上世紀70年代，5000只球頭銷才5萬元錢，平均每只才10元錢。那時的6萬元錢可不是筆小錢，相當2017年的七八百萬，這么大一筆錢投進去，多少年能賺回來？再說，廠領導和公社領導連“高頻淬火”這個詞都沒聽過，更不要說這東西是什么，有什么價值和作用了。柯巖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僅有一二十個泥腿子，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這些人能操縱得了高精尖技術嗎？

沈幼生的建議偏偏被采納了，與其說廠領導與公社領導開明，有膽識，有氣魄，還不如說他們對沈幼生充分信賴。高頻淬火上馬后，球頭銷和球頭座表面硬度提高了，耐磨性提高了，產品質量上了幾個臺階。一個社隊小廠居然擁有國營大廠都沒有的“先進武器”，柯橋公社農機修理廠讓人刮目相看，名聲大振，在紹興縣多如牛毛的社隊企業脫穎而出。有些廠家找上門來，將高頻淬火外加業務交給他們來做，這套設備不僅滿足廠里的需要，還成了聚寶盆，錢像一條條涓涓小溪流了進來。

農機維修猶如路邊的壕溝，水量有限，季節性也強。球頭銷加工業務則像環繞海山村的鑒湖水系四季流淌，隨著質量、銷量與產量的上升，產品也越來越像模像樣，越來越專業化，成為廠里的主打。不過，像上海第十汽車修理廠這樣一次訂5000只球頭銷的客戶畢竟很少，20世紀70年代，中國汽車工業相當落后，汽車制造廠屈指可數，生產卡車的廠家只有第一汽車制造廠、第二汽車制造廠、濟南汽車制造廠、南京汽車制造廠，生產小客車的廠家有北京汽車制造廠、天津汽車制造廠、上海汽車制造廠和第一汽車制造廠。

汽車制造廠少，產量低，到1980年，全國的汽車產量才22.2萬輛；汽車保有量也少，1978年全國民用車保有量才135.8萬輛，那時沒有私家車，中國的私家車在20世紀80年代后才出現。汽車產量少，保有量低，汽車零部件的需求自然上不去。

沈幼生是坐村里的擺渡船長大的，第一次坐汽車還是在進入缸壇修理社之后，可是他堅信汽車是中國工業發展的方向。為什么這么想，“中國人口那么多，國家那么大，汽車是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別看現在汽車很少，汽車工業總有一天會大發展，中國汽車保有量會超過許多發達國家……”柯巖公社農機修理廠要想生存和發展，就要搭上中國汽車工業這艘巨輪。

沈幼生有遠見卓識。1977年，他建議將農機修理廠改名為柯巖汽車配件廠。

這是一個重大舉措，意味著他們廠將從農機修理轉為汽車配件專業生產廠家。

沈幼生的建議得到廠領導和公社領導支持。廠子改名了，他們的球頭銷就不再是農機修理廠制造的，而是專業汽配廠出品的了，名正言順，銷路拓寬了。廠里成立了供銷科，沈幼生理所當然地被任命為科長。他們供銷科相當于上海第十汽車修理廠的業務科，可是人家那個科長好歹也有幾員干將，諸事不必親力親為，頂多布置一下就是了。沈幼生卻是“光桿司令”，他只能自己管自己，自己支配自己。這樣也好，沈幼生就是供銷科，供銷科也就是沈幼生。

轉年，柯巖汽車配件廠從不通公路的堰東村遷到丁巷村，沈幼生也由代銷科長提拔為副廠長，兼黨支部副書記，結束了一人一科的“光桿司令”的日子。有部下，這官才當得名副其實，有了那么一點兒意思。

1979年8月，沈百慶進廠了。他是沈幼生最小的弟弟，也是他最疼愛的弟弟。這時，廠里已有20多人，兩幢房子，一幢小平房，廠部和倉庫就在這幢小平房里；另一幢是廠房，5臺車床，其中3臺是小型車床，兩臺是大型車床，還有銑床、刨床和磨床。走進車間，轉動的轉動著，平動的平動著，它們車著、銑著、刨著和磨著，操作工在忙著。沈百慶進廠沒幾天就站在了銑床旁，學銑工。

沈百慶如愿以償了。他是一個很有主意的人，讀初中那會兒，就鬧騰著不讀了，要去生產隊掙工分，然后像大哥那樣進社隊企業。沈幼生卻不然，他一心一意地想讓最小的弟弟百慶多讀點兒書，能讀多高就讀多高，不要想賺錢的事兒。百慶的中學在離村5里地的公社，學校離沈幼生的廠里不遠，自從百慶厭學后，沈幼生每天都要像押俘虜兵似的押著弟弟去上學。

1976年，沈百慶終于初中畢業了，回生產隊去掙工分了，那年他年僅14歲。誰知第二年高考制度就恢復了，老師有了講課的熱情，柯巖中學的教學質量也上去了。看來還是大哥有遠見，要是聽大哥的話，念高中的話就有機會參加高考，有可能考上大學，沈百慶后悔了。他回生產隊后才知道當農民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什么叫靠天吃飯，才知道勤勞不見得致富，你起早貪黑地種半年地，一場冰雹下來就顆粒無收了。生產隊并非出工就有錢賺，趕上收成不好，工分賺得越多，虧得就越多，辛辛苦苦干一年，到頭來還要掛賬，還要欠生產隊的錢。這時，他才知道念書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多么體面的事，多么劃算的事。

沈幼生看不得最小的弟弟在生產隊受苦受累，說什么也要拉他一把。高中念不了了，大學考不成了，要改變百慶的命運僅有一條路，那就是進社隊企業了。汽配廠是柯巖公社最好的社隊企業。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都想進個效益好、有前途的企業。企業猶如一條搭載著命運的客船，命運的好壞不僅在于你在客船上的位置，而且還在于你搭的是哪條客船，搭錯了船，也許沒航行多遠就沉了，你得逃命，得找個救生圈套在脖子上跳進水里，能不能被救上去，被救到哪里去，那就得看運氣了。

柯巖汽車配件廠還稱不上是條船，充其量不過是個舢板，可是它卻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沉舟側畔，乘風破浪地前進著、發展著、壯大著，漸漸有了點兒模樣。沈百慶進廠的第二年，廠里已擁有固定資產60多萬元，機床15臺，熱處理加工設備4臺，沖壓設備5臺，年產值突破了100萬元，利潤10萬元。按1992年12月至2016年1月份中國貨幣供應量M2增長近100倍計量，這10萬元相當于2016年的1000萬元，這對一個員工僅幾十人的社隊企業來說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9年8月，17歲的沈百慶如愿以償地進了廠，這時廠子已不是農機修理廠，已改為汽車配件廠，沈幼生早在一年前已擔任副廠長兼副書記。為了百慶進廠，沈幼生跟公社申請了整整兩年。在這兩年里，百慶一直在生產隊風里雨里地勞作著。

沈幼生認為，作為汽車配件廠，不能僅生產笨重而利潤低下的卡車配件，也得想法生產附加值高、小巧玲瓏的小車配件，讓產品跨個臺階，上個檔次。可是，生產什么呢？沈幼生經過一番市場調研后，提出研制“BJ-212汽車轉向橫拉桿總成”的建議。從球頭銷到轉向橫拉桿總成僅一步之遙，轉向橫拉桿總成的關鍵零件就是球頭銷與球座，不同的是過去生產的球頭銷是卡車上用的，現在研制的轉向橫拉桿總成是北京吉普車上用的，此球頭銷非彼球頭銷，技術要求要高很多。

沈幼生抽調廠里的技術力量，成立了攻關小組。農機修理廠改為汽配廠，可是技術力量也還是那些在機床旁摸爬滾打幾年的農民，連一個科班出身的正兒八經的技術人員都沒有。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往往臭皮匠可以找他十個二十個，結果臭皮匠仍然是臭皮匠，“諸葛亮”卻影兒也見不著。

沈幼生卻不這樣想，他認為柯巖的農民是智慧的，他們能進汽配廠不容易，柯巖公社有二十多個生產大隊，每個大隊又有好幾個生產隊，有多少人想進這個廠子？他們為進廠，托了多少關系，找了多少門子，送了多少禮。雖然說廠里和生產隊掙的都是工分，卻有著天壤之別，在廠里風刮不著、雨淋不著，而且干的是技術活兒，比在生產隊插秧、割稻、鏟地不知要輕松多少。他們進廠了，每天上班離開村子時有多少羨慕的目光落在他們身上？小伙子成了汽配廠工人，找對象標準起碼提高一兩個檔次。可是，他們端的不是像國營企業那樣的鐵飯碗，也不是下田種地農民端的泥飯碗，他們端的是瓷飯碗。瓷飯碗比泥飯碗結實，比鐵飯碗脆弱，掉地上就變成碎片。這個飯碗一旦打碎了，那就得回生產隊種地。他們珍惜這個飯碗，愿意為它付出。

他們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結構力學、流體力學不懂，計算不出應力、拉力、撓度和彈性模量，連機械制圖都不會，可是他們有土辦法，肯下力，會琢磨，有韌性。沈幼生購進幾組北京吉普的轉向橫拉桿總成，這些技術骨干試著研制。他們把橫拉桿總成拆解了，測繪，仿制，一次不行兩次，三次不行就五次，摸著石頭過河，不過去不罷休。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攻關小組的人一個個變瘦了，眼圈都是黑的，橫拉桿總成制作出來了。

從農機維修到生產加工汽車底盤的關鍵零件——球頭銷，再到吉普車的轉向橫拉桿總成，這是一個個跨越，是多少社隊企業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沈幼生帶領大家實現了。

1981年，沈幼生升任廠長，兼黨支部書記，柯巖汽車配件廠正式進入了沈幼生時代。社隊企業生存是艱難的，機制卻是靈活的，對人才是珍惜的，為能者提供了應有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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