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說：恒常題材的不同處置之方（廖子馨）

《2017澳門文學作品選》共選入15篇小說，作品從題材到文風各有特色，基本上沒有相同的題材，除了愛情之外。不過，對于恒常的愛情題材，每位作者的筆端都開列出不同的情愛處置之方，讀來還是有新鮮感；有的擺明車馬就是寫愛情，整個小宇宙繞著愛情轉；有的卻兜兜轉轉，最后一筆才落在實實在在的愛上，比如水月的《六根》。

《六根》是一篇耐看的愛情小說。它的耐看，在于作者別出心裁的布局?！读匪闶呛喍贪娴碾p城故事。有一條明線，寫上世紀80年代至今港澳兩城的社會發展，今昔對比：18歲的六根義無反顧地往香港奔前程，但終歸沒闖出名堂；二十幾年后回家，小城已經天翻地覆，社會福利好，要過溫飽日子一點也不難。另一條暗線，是六根的情愛：當年不顧愛他的女孩，與父親鬧翻執意出走，貌似為了志向，實質是追逐真愛。3000多字的小說，內涵豐盛，引發種種思緒，你或許會想：如果不是一場“非典”奪走愛人的命，六根不見得會回歸澳門；小城雖經濟發達，但思想道德上仍是守舊的……梯亞的《一輛失蹤的士》，對澳門“的士事件”極盡嘲笑、辛辣諷刺，是批判澳門社會現實較為有力的一篇。有的作者寫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時，不知道為什么總是寫成社會事件的敘述文，雖然也有人物、也有情節，卻讓人有讀綜合新聞報道的枯燥感，完全看不到“創作空間”在哪里。我認為，缺乏想象力的人，最好不要寫小說。

新詩：書寫城市生活的哲思（盧杰樺）

近年來，澳門涌現出眾多詩人和詩歌作品，各具特色。

書寫愛情，詩歌是一個很好的載體。譚俊瑩將愛情寫成《新娘的耳針》，將斑馬線的兩端聯想成耳珠，途人則被想象成點綴的耳針，以黑白隱喻未來生活的明暗不定，寫得很別致。常人說，愛情是盲目的，袁紹珊寫的《帶一個盲人游拙政園》，干脆比喻愛情“全盛時代”的戀人為盲人，而盲目的原因只有一個——“在愛的世界里無一例外我們都瞎了”，而愛的程度達到“萬有引力失去作用”，這里還有愛的宣言“愛是永夜永晝的月球漫步”。讀紹珊的詩，總會遇到繁花般的意象和詩句，令人為之驚艷。關少曦的《牛熊戀曲》，將金融術語引入愛情詩，喻意戀情的變化不定，“云睡了/你醒來便是一道風景”，別具新意。

除卻愛情，居住在城市里而具獨特觀察力的詩人，總會書寫城市生活里的眾生，包括自己對生活的感受。邢悅與譚健鍬在相近的街區里，詩意發生踫撞，邢悅寫的《醫院》將四個男病人的交談與下課后小孩子的歌聲相交并置，以秋千蕩漾出“歲月”的無奈感；譚健鍬走過醫院附近的新勝街，則聽到了“街頭醫院 街尾墳場/走過這段路/也走過了一輩子”的嚶嚶之鳴。穆欣欣《短歌》里的《一座以灰為底的城市》書寫曾居住過的城市，詩歌里以天空之灰色與美好生活事物、聲音做對比，色澤鮮明，聲音鏘然，閑適的生活令作者無限依戀，為城市霧霾之疚作出平反，另外的《芒種》《小雪》，讀來感人至深。城市生活狹隘而呆板，令人難以喘息，雪堇將浪漫的“旋轉木馬”書寫成游客對澳門無日無之的攻占，華麗的經濟數字背后是“我們早就奉上時鐘的指針/任其擺弄”的犧牲，旋轉木馬的美好想象在這城市里已蕩然無存。對于掙脫捆綁“誰都不敢逮住你”，詩人前輩淘空了有如此氣度，他的詩句如驚雷：“喜在天幕寫草書 像閃電”（《我酷愛自由》），當然這種能力也需要生活的多番錘煉。海蕓和喬捷斷定了城市亂象的因由，“我們都病了”（海蕓《八月的天鴿》），一連四句打破了蓮花寶地神靈護佑的迷思，智慧城市抵受不了天災的沖擊，越來越虛擬化的時代（大數據）面對自然界的具體和直接顯得不堪一擊。喬捷把城市人的性格和人際關系比喻成電子媒體中的亂碼，“我喜歡大城市/只是怕無聊/我喜歡小城市/討厭長途跋涉/我想親親大自然/其實只是怕死”，透視了城市生活中人性本質的異化。

九葉派詩人鄭敏曾提出“詩歌與哲學是近鄰”，詩人在想象和思考時儼然是一名哲學家，他們只是以詩意的文字去除哲學的苦澀味，哲性的思維則賦予詩歌以雋永。詩人的思考能達至生命的內核，從而抒發感悟。“菩提是一種/往內成長的種子”（凌谷《一夢一菩提》）。菩提就是智慧、頓悟、覺悟，“愛/才是最古老的/核戰爭”，有一種摒棄情欲才可得到大智慧的思考。人的一生從起始到終結，就是一種感悟生死的歷程，隨著年歲漸漸增長，看一花一草皆心有所感。梯亞的《沒有尊稱的桂花樹》借桂花樹慨嘆“花期如此短暫/留下無為的面容/在瞻仰中任人冥想”，人生花期的匆匆，借物以抒情。呂志鵬的《而今之時》從人物體格的變化，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活變化里，感慨“而今之時/只是/一個過去的我/從此失蹤，再也喚不來”。

散文：不約而同 擁抱我城（吳淑鈿）

要在眾多作品中選出年度散文作品，盡管仍由食材決定餐單，但各款美食加起來，儼然能撐起一間飯店的門面與格局，且自成餐飲系統，不會出現中式酒樓供應西班牙海鮮飯，或西餐廳賣霸王鴨的不和諧現象，總是可觀。近年來，澳門散文作品風格不同，抒寫層次有別，文心不約而同地擁抱“我城”，在年選中自成面目。

書寫城市其實是困難的。文學這回事，不是你想寫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要看寫出來的東西表現了什么。文學是表現的，在作者、作品、讀者和世界的互涉關系中，構成文學本質的各元素都絕不單純。一花一世界。“神思方運，萬涂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文心雕龍·神思》）由虛到實，由無到有，運作過程中，體現著作者的閱讀修養、語言駕馭能力、對生命和世界的感受、秉持的人生價值觀等等。因此，一篇散文的亮點，往往不是直露文字表面的材料，而是經創作提煉的結晶。杜甫說：“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痹戎幌胧惆l一下鄉愁罷了，不意創作卻讓眼前的孤寂冷落現形，好的文學作品必能輻射多義。創作有安頓生命的功能。城市是人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如何書寫城市？袁紹珊說，要有開闊的眼界，然后以獨特的眼光回望“我城”。她呼喚創作的培養（《哈瓦那：文學是永不過時的城市文宣》）。城市創作的培養，也是人文素養的基地，關乎民眾的視野與胸襟，終將本利歸還，一定不會讓一場臺風“打回自卑的原型”（譚健鍬《“天鴿”下的澳門》），的確值得投資。

理論硬邦邦。2017年，臺風“天鴿”無疑是最矚目的社會課題，不少作者積極流露由文學社會功能出發的創作動機。書寫方式則別具個性。有人現場報道（喬捷《澳門關機》）；有人傷感于“虛張聲勢的浮華”被掃落得支離破碎，質疑城市的脆弱，呼喚危機的覺醒（譚健鍬《“天鴿”下的澳門》）；有人從環保作反思，主張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尊重自然規律（劉居上《For Save》）；有人自災后松山的斷木新枝看見重生的希望（雅耶《“維納斯”的秋天》）。作者們自風災中汲取創作的養分，不平而鳴，蚌吐明珠。

如果“天鴿”是凝重的主菜，則回憶與親情的寫作主題是濃濃的熱湯，頭盤的素材一般較清新爽脆：寫日常、寫飲食、寫旅游、寫人物；林中英《軟軟硬硬的一堆筆名》活氣充盈，在副刊寫作的自我訓練和提升中，個體的生命史與職場的專業史以至本城的報業史互相滲透，讀罷可以帶著一種理解的心情，寬心品嘗為城市把脈的主菜，反正吃的終曲總有精巧的甜品撫慰味蕾，如詠嘆人生聚散、歲月今昔或浪漫愛情等。最后捧著壓軸的咖啡，還可以殷殷共話，細說這腳下濠鏡，雖無京城的大氣，也是個無可替代的小城：有歷史可發現、有書店可流連、有好戲可觀賞，有才有趣的朋友可常對談（穆欣欣《寫給霧霾北京的最后一封情書》），我們不是早擁抱著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