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問題的提出

2018年8月下旬的上海書展上，許子東、李陀這兩位“前知名批評家”做了一個對談，聊了很多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話題，后來以《許子東＆李陀：文壇要有爭論，當代文學批評非常軟弱》為題，發表于“鳳凰網文化”（2018年8月22日），并得到廣泛轉載。“八十年代”至今，文學批評及周邊的發展一日千里，理念、人員幾度更迭。許、李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時代已經過去，新的批評家不斷崛起，今非昔比。對此，程光煒在《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中認為，1980年代前后半期，分別存在“北京批評圈”和“上海批評圈”，后被“學院派批評圈”取代。如何看待這個變遷？許、李雖然身在國外，但仍心系當代文學發展，經常回國縱論古今。此次在總體為“今不如昔”的論調中，許、李提出了很多值得發揮、辨析的問題，但是由于“對談”情境所限，都沒有得到充分展開。

在對談中，許子東對上個世紀的批評史及當前批評現狀做了如下表述：“20年代自由論爭，罵來罵去沒有關系。到了50、60年代，雖然有一部分成為政治工具，但是還是對當代文學有很大的影響。80年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契機，那個時候民間的力量進入作協，直接影響當代文學”，而當下，文學批評的“政治批評功能沒了，而且作家都有一個批評圈，作品我們還沒讀到，已經有一批跟他好的評論家給下定論了。你現在能讀到純粹的作品嗎？沒有的，就算名家也是。而且沒有批評的”。

文學批評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潮汐起落，也到了可以回顧和總結的時刻。四十年來文學批評該如何評價？也許每個人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會有自己的判斷。按照許子東的說法，相比于“八十年代”，今天的文學批評退步了。許子東曾置身于“八十年代”，留下了青春美好、難以磨滅的記憶，如今已不在國內“批評圈”，所以,對當下文學批評的批評毫不客氣。“以前曾經”和“目前不在”的狀態，使他（包括對話者李陀）的身份較為特殊，話語的真實性和復雜性都大于國內同行，同時兼具了歷史問題。那么，情況真是這樣的嗎？更進一步，應該如何分析許子東這個觀點的生成語境呢？厘清這些問題，對梳理、反思“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及評判當下的批評現場，會產生怎樣的啟發？

2 “黃金時代”的錯覺

許子東這個看法不是突然提出。他在《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中華讀書報》2015年1月21日）中已經說過，此次借對談機會,又重申一次。在該文中，許子東談了對1980年代文學語境的看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又出現了一個文學評論的黃金時期，這個黃金時代一方面現代文學、古代文學研究打破了很多的禁區，另一方面，那個時候的作家作品跟評論家的聯系非常密切”，“這種互動關系在今天是非常讓人值得留戀的”。以此為依據，許子東對當前“軟弱”的批評提出了批評。許子東的批評是義正辭嚴的，追慕曾經的“八十年代”正是理由之一。把這篇題目有濃厚“八十年代”意味的文章放回到發表語境，更能理解許子東為何對“八十年代”情有獨鐘。198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以“新人文論”叢書之名，出版了許子東、黃子平、趙園、吳亮、季紅真、陳平原、王富仁、蔡翔等人的個人研究文集；20年后的2014年，這批作品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了紀念版，并在2015年初召開了座談會；《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正是許子東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因此，他做出“八十年代”和今天的對比，而且揚前抑后，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知何時起，“八十年代”及其文學在敘述者口中成為“黃金時代”。許子東不過是延續和強調了這一說法，或者說，是這一說法的代表者之一。如果讀過查建英2006年在《八十年代》對李陀等人的采訪，就能非常明確地感受到一代人（包括陳丹青、北島、阿城、甘陽、陳平原、栗憲庭等擁有話語權的一批“八十年代之子”）在事后對自己時代的“想象”。李陀說：“八十年代一個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人人都有這么一個抱負。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起來可能不可思議。”（《八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在同一本書中，北島說：“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二十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國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出現這樣的高潮。”按照“新歷史主義”觀點，“1980年代是文化黃金時代”的說法也是一種“敘述”。劉瑜為徐曉《半生為人》所做的序言中，指出了另外一種“八十年代”：“作為一個出生于中國偏遠縣城的七零后，每當看到一些知識分子把八十年代當作黃金時代來追憶時，我總覺得很隔閡，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國幾億人，有幾個是在文學沙龍中高談闊論？”（《半生為人》序言，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把“一群人”的“八十年代”指認為整體文化語境的“黃金時代”，有以偏概全的問題。許、李對談是漫談性質，而且帶有中外、古今（“八十年代”和當下）對比的意味，更有現身說法的個人經歷，所以，他們表述出的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是否屬于“自我感覺良好”？

在“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并肩作戰，收復失地、開疆擴土，成就了文學語境的輝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么表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把文學領域換成音樂、美術、舞蹈、歷史學、社會學等，一樣成立。“八十年代”的“偉大”是由整個人文學界共同鑄就的。“八十年代”開端于一片廢墟，為建立“八十年代”新文化而努力和做出貢獻的陣營，必須擴大到整個人文學科領域——每一次思潮都是合力的結果，體現在文學、史學、哲學等社會科學和電影、美術、音樂、舞蹈等藝術門類中。許子東、李陀津津樂道的“杭州會議”和“尋根思潮”就是一例。在文學史敘述中，杭州會議引發了尋根文學，是必提內容。但是，就文化范圍內的“尋根”來看，就不是文學和文學評論的作用所能涵蓋的了。音樂領域刮起了強烈的“西北風”，《我熱戀的故鄉》《黃土高坡》《走西口》《山溝溝》等召喚土地、故鄉魂魄的流行歌曲響徹大江南北。電影中出現了以華夏文化發祥地黃土高原為背景，嘗試敘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黃土地》《老井》。“尋根”趨向于挖掘傳統，蓋因受到拉美“文學爆炸”（《百年孤獨》等）的影響，理念卻是“現代”的。美術領域內的“85新潮”走得更遠，要求全面更新藝術評價理念，從現代主義吸取營養，從而引發了尖銳的論爭，影響到整個人文語境。如果認為“尋根”僅僅是文學場域內發生的事情，就會產生對“文學批評黃金時代”的誤判；非要這樣表述不可的話，也應該說成“文化黃金時代”才勉強可以。所以，“八十年代”是整個人文社科的“黃金時代”，文學和文學批評沒有必要每次都把這事說的好像只是發生在自己的領域。認識到這一點，可以為愈演愈烈、自我美化的“八十年代熱”稍微降一下溫。現在得承認，“八十年代”文化領域內風起云涌，實際是長久束縛后的“松綁”，很多藝術門類都在“復蘇”和“補課”，很難稱得上“創造”。

“八十年代”崛起于百廢待興，當然應當肯定，但“草創”時期的急就，能否也作為功勛呢？當許、李緬懷“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有力，并痛心疾首當下的“軟弱”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中間不是發生了裂變，而是具有不容忽視的聯系，并且，當前文學批評中的一些被他們認為是不良現象的根子，恰恰始于1980年代。

3“獨立”比“團結”更重要

對比一下不難發現，許子東在上海書展的觀點和《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未像今天軟弱》一文有自相矛盾之處：前者說作家與一批評論者形成了“批評圈”，從而沒有了“純粹的作品”，但后者說對“八十年代”作家、評論家的“互動”關系仍然難以忘懷。那么，同樣是作家和評論家過從甚密這件事，為什么在八十年代就是體現出“團結”的好事，而在今天就是表明著“勾結”的壞事了呢？這是雙重標準，還是語境確實發生了變化？

許子東說得沒錯，“八十年代”文學批評語境中，作家和評論家關系非常密切，且一直延續到當下。他們形成了“兄弟般”的關系，相互支持。對談剛開始，許、李就迫不及待地回顧了他們從“八十年代”就建立起來的友誼，既是暖場客套，也強調了他們的“共同體”意識，雖然很快又說已經多年不讀對方的作品。許、李饒有興致地回憶了“杭州會議”，李陀不失時機地講了阿城醉酒的段子，從爆料的角度說，應該為現場氣氛增色不少。不過，他也無意間透出一個信息：當時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太好了。從歷史看，《棋王》的發表就是李陀、阿城友誼的結果。在一次聚會上，李陀聽到阿城講這個故事，于是催促他寫出來，導致了當代文學史上一部名作的誕生。當時李陀的身份是《北京文學》編輯，同時是評論家，所以也可以理解為文學活動家。對談中，李陀還講了他去西安找賈平凹約稿子的故事。李陀并非偶然談及友誼與文學，而是對這個問題有很長時間的思考，在2006年的訪談中就認為“友情，以及和友情伴隨著的熱烈批評和討論，曾經在八十年代幫助作家們創造了一個文學燦爛的時代，而且，即便今天，我以為它還是讓我們的文學和藝術不斷獲得新的活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它正在我們眼前消失，我們還是這消失的歷史見證人”（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也許應該承認，“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評家、編輯家的密切關系是空前的。以前從來沒有過作家、評論家同仇敵愾，共襄盛舉的場景，直到“八十年代”。問題是，這種作家、評論家關系密切的情況是否正常？它在當時有哪些特殊性？是否可以作為一種常態被認可？如果延續下去，將對批評界造成怎樣的影響？

“八十年代”作家和評論家一起奮戰，乃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借助文學匡正、重建價值觀的目標，是一個戰壕中相互鼓勵的戰友。作家和評論家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這只是歷史特殊階段造成的特殊狀況：渴望通過文學在廢墟上建立常識，對從業者幾乎沒有門坎要求，僅需要激情和干勁。“八十年代”過去，一旦基本的思想構架建立起來，“啟蒙還是不啟蒙”的問題換成了“如何啟蒙”，共識就破滅了。作家的任務是努力寫出“好”的作品，而評論家作為讀者，任務是對作品做出鑒賞和評判，這才是常規的狀態。對于批評家和作家來說，獨立就是力量。此刻，“獨立”比“團結”更重要。至于他們間的關系，則是私人問題，用不著在“八十年代”遺產的框架內鼓勵或反對。

“八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批評家、作家“共同體”，到了九十年代后逐漸解體、分化。經過“八十年代”，他們碩果累累，每個人都得到了多少不一的“象征資本”。與此同時，新的一代作家、批評家進入到了“文學空間”中。新的批評家們虎虎有生氣，但是很多資源已經被上一代占領。由于大學教育體制的原因，新一代批評家盡管多數擁有文學博士學位，但他們失去了“八十年代”那代批評家跟作家同甘共苦、摸爬滾打的機會，孤零零進入話語場。怎么辦？本來正好有利于建構獨立視角，但非常遺憾，一個由眾多獨異文學觀組成的批評家群體并未形成。既然前輩們與自己同代的作家互相成就，并且建立了延續至今的關系，新一代也有樣學樣，開始關注自己的同齡人。他們無師自通地開始集結，并打出了旗號。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們不是從文學流派、理念出發，捍衛或批判異見，而是變成了一群異口同聲的作家、作品闡釋者和廣告家。為了使資源相對集中，這代“新青年”更加強調“代際差異”，自覺把自己放在“70后”“80后”或“90后”的陣營中，還冠之以“同代人的批評”。一種從未有過的現象出現了：一批作家、批評家集結在一起，原因并不是是共同的文學追求與理想，而僅僅是共同屬于“某個代際”。如此描述雖然片面，但并非全無根據。與“八十年代”那批作家、批評家都身處“新啟蒙”大潮之中，形成事業上的“共謀”不同，新一代批評家與同代人也許有“共同語言”，但并未有共同的責任和訴求，更沒有此過程中的論爭與辯難，這是“同代人批評”理論的癥結。

4 余論

“八十年代”是價值觀重建時期，無疑做出了需要肯定的貢獻，但也遺留下很多需要“重返”的問題。解構“八十年代黃金時代”神話，是當前重要工作之一。本文聚焦的許子東、李陀在新世紀仍然撰文《現代文學批評的不同類型》（《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1期）、《文學批評要有自己的理論依據》（《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等，堅持不懈地對文學批評進行討論，值得點贊。這說明，對他們來說，“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建設仍然“在路上”。既然如此，對談中為什么要拿“八十年代”作為標桿，沾沾自喜呢？

具體而言，很多“傳統”似是而非，需要清理。“重返八十年代”時，事實得到辨正是比較容易的，而一些延續到現在的方法、規范，就在習焉不察中被遮蔽了。筆者以為，“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生逢歷史“草創”階段，當時的一些權宜之計應該被重新認識，而不是拿來作為“傳統”而光大。許子東對當前批評的“軟弱”可以批評，但拿“八十年代”來反襯，不算恰當。而不恰當強調“八十年代”的“傳統”及他們“名人”的示范影響，可能會帶來自己也反對的批評“軟弱”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