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初的某個下午，英國人葛駱和他的同伴乘舢板從上海公濟醫院出發，于次日晚抵達蘇州。他們在蘇州的郊區溜達了兩天，親見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在牛王廟，葛駱看到200多條野狗，一打聽，居然來自上海。原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出臺規定：凡無主野狗，抓獲即處死。此舉引發本地人不滿，經妥協，這些野狗被送往蘇州，算是大難不死。途中，葛駱隱約聽到“外國女子”的歌聲，細瞧，居然是幾個年輕男子發出的，他們正在打磨眼鏡片。想來，模仿洋人歌唱是為了解悶。時值清明，按習俗，清明第一天只能吃糕點，不能做飯。但葛駱注意到，很多人并沒有遵守這個規矩。他據此判斷，傳統習俗“正在慢慢地消亡”。周一早晨，葛駱一行人返程，這次坐火輪，只需半天就回到了上海。

以上場景，出自威廉·R·葛駱的《環滬漫記》。葛駱，英國人，1859年來滬，在海關工作，兼任公共租界的領班救火員。這位葛駱先生顯然喜歡旅行，且偏愛坐船，每逢休息日，他便以上海為起點，沿蘇州河做環滬游。初版于1905年的《環滬漫記》，相當于他的旅行筆記。但這不是一本走馬觀花式的旅行筆記。葛駱觀察之細膩、記錄之用心，使此書在百年之后，成了一部“風俗志”。

這部風俗志，為后人提供了大量鮮活的信息。據此，我們幾乎能繪制出一幅晚清江南生活的風俗畫。

當時，人們從上海市區去往周邊，通常像葛駱那樣，選擇水路。這種出行方式，首先是便捷。從今天的北蘇州河路蜿蜒至外白渡橋，再到董家渡，蘇州河-黃浦江沿岸碼頭林立、舢板眾多，基本是客滿即發船。其次是經濟實惠，工薪階層承受得起。當然，舢板速度慢，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到蘇州都要30個小時。不過，此時蘇滬間的火輪已經開通，如果手頭寬?；蛘呲s時間，不妨考慮這種交通工具，那就只要半天工夫。

葛駱還記錄了另一種方式：雇用汽輪拖著小船走，費用為四枚銀元。這個價錢，差不多是普通人好幾個月的收入，一般人很難承受。況且，汽輪未必能提高效率。照規定，一艘汽輪最多拖四艘小船，可為了掙錢，經營者來者不拒。某次，葛駱雇的汽輪竟拖了九艘船，嚴重影響船速。

好在，一旦到達目的地，葛駱的情緒就復活了。他打開全身的感官，敏銳地捕捉著當地的風土人情。葛駱的足跡，包括今天上海的市郊及周邊地區，如川沙、奉賢、金山、蘇州、杭州等。

他首先描繪出的，是一組組“鄉鎮生活圖景”——田地/農民，河網/漁夫，作坊/匠人，集市/商販，寺廟/信眾……空間是傳統空間，在空間里活動的人，從事著傳統職業。而稀奇古怪的傳說，就通過這些人在空間里傳播。葛駱耳聞的就有火燒靈眼樹、出巡神船、漁夫和水鬼、烏鴉的報復等等。

這表明，直至20世紀初，上海周邊地區仍然屬于農耕文明，人們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仍然由耕種、漁獵、趕集、鬼神等構成。這與正處于都市化進程中的上海市區，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不過那時候的“市區”，面積比現在小得多。葛駱逛過一個集市，商販以售賣木制品、竹制品等傳統貨物為主；小吃保持著本地風貌，有油條、煎餅、粢飯團等。倒是算命先生與時俱進，用西洋鏡和留聲機招徠顧客。而這個集市，就在靜安寺，當時那里還算“上海西郊”，在葛駱眼中，它同其他鄉鎮無甚區別。

看來，“都市性”并非上海的唯一面相。作為“魔都”，上海是多種空間和文化并存的——既有傳統空間，也有現代空間；既有西方文明，也有東方文明。你很難簡單地分割。

實際上，在表面的不變之下，鄉鎮的細部正悄然改變著。本文開頭引的那段見聞中，有年輕男子學外國女聲，葛駱由此推斷，他們應該聽過“洋人唱歌”。這說明西方人早就來過此地，并留下印記。旅途中，葛駱還時不時遇到會講兩句“洋涇浜英語”的人。他們有的在上海打過工，顯然是那時學的；有的，可能就是回滬老鄉教的。這是語言的變化。人們在清明節開火做飯，則反映了習俗的變化。此種變化因何而起，值得探究。

接受新事物也是顯著的變化。自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坊間就流傳著“照相勾魂”的說法，不少材料顯示，這種“勾魂術”令中國人恐懼，甚至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葛駱則提供了新視角。他筆下的鄉民，對這個西洋玩意并不像今人臆想的那般排斥。面對鏡頭，起初他們也恐慌，不過等葛駱按下快門就放松了，多照幾次，很快習以為常。在黃渡鎮（今屬嘉定區），葛駱參觀了一座兵營，給正在打靶的士兵拍照。操練結束后士兵圍攏過來，搶著要印有自己形象的照片。他們對攝影充滿了好奇，既不害怕，也不扭捏。

這兩個例子似乎說明，經過數十年傳播，攝影術已逐漸“去魅”，正在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聯想到晚清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皆有影像傳世，此話應不算夸張。

以上，我只是就閱讀過程中印象深刻的若干段落，做了點擴展閱讀。書中還充盈著大量細節，涉及民俗、器物、地理、傳說等等，有心人如果結合其他文獻進行文本細讀，必能將清末江南的生活圖景描繪得栩栩如生，讓我們得以“故地新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