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蘭·羅伯格里耶在《為了一種新小說》中說,現實主義是“每個人都揮舞著對付左臨右舍的意識形態旗幟,是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才具有的品質。無論對誰都是一樣的:每一個新的文學流派都是對于現實主義的關注,才想批駁一下它之前的流派的”,“一次次的文學革命總是以現實主義的名義得以完成的”。梳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每一次的文學變革, 現實主義幾乎都或隱或顯的身在其中,成為理論的武器或者反叛的對象。譬如新時期之初的 “現代派”論爭,就和現實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 也是我們今天談論現實主義時無法回避的一個背景,很多問題可以在那里找到源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關于“現代派”的論爭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傾向,就是把文學問題歸結為兩種道路的問題。袁可嘉曾寫文稱,在論爭過程中焦點從“中國現代化是否需要中國現代派”變成為“中國現代化是否需要西方現代派或西方式的中國現代派”。這顯然是兩個互有聯系、但又有不同實質的問題,混在一起勢難扯清。袁可嘉的文章指出了“現代派”論爭中存在的批評的錯位問題,文學問題與意識形態問題糾纏一起,并沒有形成有效的對話,很多問題并沒有搞清楚。

其中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把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截然對立起來,現代主義的倡導往往是建立在對現實主義的不滿上。戴厚英在《人啊, 人》后記里講到,現實主義的方法絕對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她認為有些作家感到現實主義的傳統方法不足以表現自己的思想情感,因而也不足以表現我們的時代了, 于是開始了藝術上的探索和革新。“會不會形成一個中國的、現代的文學新流派呢?我看如果不遇到意外的風暴,是很有可能的。我熱切的呼喚這個新流派快點形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 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是有高下等級的,如同現實主義曾經被定于一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概念和方法上都有明確的界限,有著異常“純潔”的面孔,那一時期的作家很多不同的理解、主張和嘗試雖然偶爾出現, 但終歸不能實現。這是我們今天重新審視現實主義必須要警惕的,單一化、排他性的規范顯然不利于文學的發展。

和現實主義一樣,現代主義很長時間內作為“高級”的文學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作家甚至認為時至今日它已經成為“陰影”,阻礙了當下文學的發展,“九十年代以來,不少新作家崛起,他們起點都很高,都有才華,也有很高的抱負,可是為什么一直沒有‘大作品’出現?這已經成為一個很多人都關心的話題。追究起來,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個比較隱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覺得是今天的很多寫作,仍然都和現代主義寫作有著很親密的血緣關系,打斷了骨頭連著筋,可是往往不自覺”。這是當年現代派的提倡者李陀在長篇小說《無名指》進行“反向實驗”、重回現實主義的一個原因。他對現代主義的反思顯然是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代派論爭遺留問題的回應,也是李陀當年很多觀點的延續。

“現代派”論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問題。李陀等人談形式變革的問題, 但批評者“不太贊成洶涌澎湃的文藝變革潮流, 總是不斷地從內容上來根本否定文藝的這場變革。”但事實上李陀等人并非只關注形式,并不忽略內容的重要性,他說,“就技術探索而言,尋找發現、創造適合表明我們這個獨特而偉大的特定內容的文學形式,是我們作家注意力的一個焦點”,但這一前提基本上被批評者忽略了。糾結于形式和內容誰更重要的論爭,在無形中使二者對立起來。而且梳理論爭的文獻,可以發現爭論者所言的“形式”并無歧義,但他們所討論的“內容”并非同一層面,并沒有形成對話,因此形式和李陀所言的“特定內容”此后并沒有得到有效結合和同步發展。就如李陀所說, 二十世紀以來,象征、意象、隱喻、反諷等美學元素被人從詩歌大量搬進了小說,成為小說表達的最普遍的性狀,甚至成為小說連接“現實” 的主要手段。因此他嘗試降低這些因素,重回“寫實”的方法,寫出生活可見、可聞、可以撫摸的質感,同時重視“人物”和“對話”,這些嘗試不管是否成功,在今天顯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現代主義是否成為李陀所說的阻礙暫且不論(李陀并不認為現代主義已經過時),但至少提醒我們現實主義的方法仍然是有空間的,其中蘊藏著產生史詩性“大作品”的可能性。事實上,在現代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現實主義仍具活力,如陳忠實所說,現代派文學并不適合所有作家,在《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中,他寫到 1985 年的一次創作研討會,“現代派和先鋒派的新穎創作理論,有如白鷺掠空,成為會上和會下熱議的一個話題”,“記得是在大會安排的發言中,我聽到路遙以沉穩的聲調闡述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結束語是以一個形象比喻表述的 :‘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 當時,澳大利亞羊在中國大面積推廣,路遙的家鄉陜北是推廣的重點地區。路遙借此隱喻現代派和先鋒派的熱潮,他崇尚的仍是現實主義, 屬于陜北農村一貫養育的山羊。

今天我們回顧新時期之初的現代派論爭, 可以發現核心的問題仍然是文學如何更好地表達現實,是一種具有探索精神的實踐和嘗試,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內容和形式不應是對立的, 這是我們今天重新討論現實主義所要注意的問題。現實主義顯然已與以往不同,它已經吸納了很多現代主義的元素,我們對于現實主義的理解顯然應該更為開放。今天我們再次談論現實主義,與其談論一種方法和規范,不如說是談論一種“實踐”和“精神”,即我們的文學應該如何建立與時代的關聯,如何創作出反映時代精神狀況的作品。我們不必糾纏于現實主義的方法究竟應該怎么樣,更重要的是從時代、從現實出發,如何發現和表達新時代現實的變化和不同面向,找到自己和時代、現實之間的關聯,每位作家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中的很多觀點仍然值得我們思考,比如他說“:現實生活有多么廣闊,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豐富,人們認識現實的能力和藝術描寫的能力能夠達到什么樣的程度,現實主義文學的視野,道路,內容,風格, 就可能達到多么廣闊,多么豐富。它給了作家們以多么廣闊的發揮創造性的天地啊!如果說現實主義文學有什么局限性的話,如果說它對作家們有什么限制的話,那就是現實本身,藝術本身和作家們的才能所允許達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