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2017年起，《花城》雜志推出“花城關注”欄目，邀請著名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擔任主持人，以一期一個專題的形式，就某一主題組織發表特色作品，同時發表與作家的對談，以及對整個專題意圖的闡釋性總評，期望窺一斑而知全豹，尋找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新生力量。經過對近些年來文學現場的貼近觀察，何平力圖揭示出當代文學蕪雜表象下的新觀念、新現象、新元素——

分層、分眾、多樣化的當下文學

羊城晚報：當時為什么會想起設立這個欄目？

何平：當時辦這個欄目，是為了發現一些新作家和新的可能性。基于兩個向度：新世紀前后文學期刊環境和批評家身份發生了變化。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刊物會自覺組織文學生產，每一個思潮，甚至每一個經典作家的成長都有期刊的參與，但當下文學刊物很少去生產和發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的文學概念，也很少自覺地去推動文學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學刊物逐漸退化為作家作品集。與此同時，批評家自覺參與文學現場的能力也在退化，豐富的文學批評實踐幾乎等同于論文寫作。

所以，我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評家向藝術策展人學習，更自覺地介入文學現場，發現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生長點。“花城關注”很多專題是針對文學史研究缺失展開的，還有重申和再思過話劇、少數民族文學和年輕的海外華語寫作者的寫作，等等。就這個欄目近兩年做的12期來看，跟傳統文學期刊相比，中國文學的很多部分都被打開了。

羊城晚報：上個世紀80年代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文學寫作潮流，包括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到90年代又出現私人寫作、女性寫作等概念，那么當下有沒有可以作整體概括的新的文學寫作流派或者思潮？

何平：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潮化的時代，9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去思潮化”傾向。我在2010年寫過一篇《個文學時代的再個人化問題》，就是談新世紀前后文學個體時代的來臨，今天不可能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按照不同的思潮進行整合碎片化的寫作現場，我的目的是去發現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去發現這些個體寫作和同時代寫作者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的歷史邏輯，進而考量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什么樣新的可能。我不刻意制造文學話題、生產文學概念，這樣短時間可能會博人眼球，但也會滋生文學泡沫，而是強調批評家應該深入文學現場去發現問題。一定意義上，我繼承的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精神，把還處在萌芽狀態的隱微可能性和文學新質挖掘。

羊城晚報：能否用幾個關鍵詞來概括當下文學創作現狀？

何平：隨著社會環境和媒介環境的變化，當下文學創作呈現出分層、分眾、多樣化的特征。分層，就是指不同層次的閱讀者通過不同的渠道都能夠消費文學；分眾則指文學寫作主體和對象包括各種群體，尤其是寫作主體，呈現“多主語重疊”的特征；多樣化，就是一個多元的時代。最后就是當前的文學創作還存在很多幽暗地帶尚未打開，而這一部分就是需要我們去關注、去發現的。

鄉土·網絡·科幻·民族

羊城晚報：具體到文學題材的選擇，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鄉土文學，到趙樹理等人的農村題材創作，八十年代也有很多農村題材文學寫作，但隨著全球化、都市化的浪潮洶涌，在當下，農村、農民題材的寫作好像減少了？

何平：我們今天并不缺少有鄉村經驗的作家，但是有鄉村經驗的青年作家沒有擔負起他們的文學責任，他們也在寫農村，但是他們沒有寫出跟他們發生關系的農村。

小鎮青年如何敘述故鄉？可以分為兩塊，有鄉村經驗的人和沒有鄉村經驗的人如何處理。比如周愷、小昌等，曾經生活在巨變的農村，這個農村跟上世紀80年代賈平凹生活的農村具有巨大的變化，是一個翻轉和劇變的時代，但是很多青年沒有呈現出今天的鄉村劇變，所以說我為什么對這部分青年作家失望，說起來他們的寫作是被動的充滿惰性，沒有一種自覺地對審美慣例的偏離。我們今天有幾個青年作家像高曉聲、賈平凹、張煒、路遙等一樣敏銳地感受到農村的變化并用他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形式把這種文學經驗呈現出來嗎？換句話，許多青年作家在復制著“舊文學”。

羊城晚報：那么這種小鎮青年的寫作有沒有時代的影子，體現出比較集中或者普遍的特質？

何平：小鎮青年的寫作普遍都是“喪”的，從一定意義上看，文學作品中的失敗者和我們時代的失敗體驗存在共構，比如曾經有一個階段我們都在批評郭敬明小說和電影的物質主義，但是我們思考過沒有，郭敬明們為什么這樣去寫？為什么有這樣的價值和趣味？某種程度上一方面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上肯定和放任物質主義，另一方面我們又在批評郭敬明們文學和藝術的物質主義。批評家當然不是道德家，但批評家不能缺少自我批評和反思。

羊城晚報：相對于主流純文學來說，您是如何看待、評價網絡文學的？

何平：網絡文學在不斷變化，但我們提到的網絡文學現在通常指通俗的、類型化的網絡文學，IP時代來臨后，網絡文學逐漸被資本綁架和重新定義，最初的豐富性被單一化了，比如說博客時代韓寒的雜文，這種寫作的精神氣質和思維方式只可能在網絡博客中產生，在當下已經固化的紙媒上很難兌現。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么多年來網絡文學變得特別狹隘，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可以說是退步了。

羊城晚報：隨著AI技術的發展，劉慈欣斬獲全球最高科幻文學榮譽，科幻文學也從邊緣漸漸向主流靠近，對科幻文學的討論也開始從外殼走向復雜的人性內核，您覺得當下中國科幻文學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平？

何平：如果要在“文學”上確證“科幻小說”，其實不能過于強調科幻小說的特殊性，至少要在觀照人性、歷史和現實、拓殖小說的形式和語言等維度應該確立科幻小說的文學性。科幻應該成為開啟漢語文學幻想的動力，希望今天的“科幻熱”不只是一個小說類型的復蘇，今天，“科幻”是不是一種面向未來把握我們世界的世界觀和方式呢？

羊城晚報：您在專欄中對于少數民族文學也有關注，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狀況如何？

何平：多民族文學的共同體，需要每一個民族都提供了本民族的獨特文學經驗，因為每一個民族文學有它的民族文學的“小傳統”，更何況許多民族有著自己的語言，比如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多樣的民族經驗匯流起來會豐富我們的漢語寫作的。當下少數民族文學成績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但是目前文學研究特別缺少對這一塊的研究。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審美經驗、不同的文學傳統，會形成每一個豐富的文學共同體，如果豐富的個體之間能夠彼此交流、彼此打開，肯定會豐富漢語寫作，比如維吾爾族的阿斯木，他處理語言的方式有一種根植民族性的幽默，跟一般的漢語完全不一樣啊，相信這種文學表達和語言方式肯定會豐富漢語寫作。

寫出變革性和挑戰性越來越難

羊城晚報：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域特色也在不斷弱化。本土性與全球性是一個長期的話題，現在年輕一代的寫作是不是表現出更強的都市化、時尚化、全球化的特色？

何平：今天很多年輕作家是沒有鄉土情結和鄉土意識的，他的成長全部是在城市里，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沒有鄉村背景，那么像這樣的作家的寫作沒有鄉土意義的地域性，像以往的作家寫作他們之間的區分和辨識可能靠地域背景的不同，比如山西作家寫出了山西味，江蘇作家寫出江南味，東北作家寫出東北味，但是這代作家他們在城市里面生活，接受的信息是一樣的，同質化的時代里面就會產生同質化的寫作嗎？事實不是這樣的，個體的寫作要看一個人對時代的洞悉能力、反思能力和文學表達能力，同質化的時代會產生同質化的寫作完全是把寫作主體的自覺性取消了，他們生活在城市空間里面，怎么實現個人化的表達這就是我們現在思考的問題。

羊城晚報：同質化的環境中他們如何寫出不同的東西？

何平：說到全球性那就不僅僅是講中國故事了,全世界都在共享同樣的新聞，孩子們都在吃肯德基、麥當勞，穿著差不多的衣服，在這個時代個體化的表達、寫作難度變大，以往地方性的標志出來了，我的風格就出來了，所以說在今天這個時代里面對于作家來說，他和世界的相處能力，他對現實的敏銳度，都能體現不同的寫作個性。人不可能離開他的時代去表達，封閉的地域性越來越虛無，很多作家的寫作和生活是完全脫節的，他只是把想象的地域性變成一種裝飾性的東西，去迎合這個時代的審美慣例，

對于真正的寫作者而言的話，他不是迎合審美慣例，而是真正沉下心來寫自己的內容，寫他在時代里感受到的內容，所以我們這個時代表面上看是一個同質化的時代，其實再同質化的時代都有個人的差異性。因為只要有任何一個變量都會產生差異性的。

羊城晚報：文學在今天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文學的可能性、挑戰性、難度在哪里？

何平：關鍵問題是要尊重自己在這個時代里的感受和經驗，進而去把自己在時代中的獨特性發現出來，然后還要用語言表達出來。

文學的變革是靠少數有探索精神的人帶來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襲文學慣例，上世紀80年代文學之所以能夠繼續向前推進，正是有一批人不滿足于既有的文學慣例，挑戰并冒犯文學慣例，不斷把自己打開，使自己變得敏銳。

在全球化的時代，地域性的弱化和消失，肯定是一個趨勢，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文學在今天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文學的可能性、挑戰性、難度在哪里？這些問題會愈發凸顯出來。你要寫出一般性的文學很容易，但是你要寫出帶有變革性和挑戰性的文學越來越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