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文學在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性沖擊下，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20世紀留給我們的兩大文學遺產可以歸納為“人民學”和“自我學”，現今這兩大遺產出現了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人民”從魯迅、契科夫所倡導的“人民路線”變成了抗日神劇中“僵硬空洞，虛假可笑”的對象；“自我”也逐漸遠離個性，離復制和流行更近，展露出一種自戀、自閉、自戀的面目。“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系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為何會發生如此轉變？從總體來看，文學是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點以及號召力？或者說，脫胎于20世紀的兩大遺產之后，作家們還能寫什么，又該如何寫？針對這些問題，2018年11月30日，百余位政商學界人士齊聚“價值重建論壇暨《文化縱橫》雜志創刊十周年”活動，共同探討“全球變局與價值重建”和“當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危機”兩大議題。本文為韓少功先生在論壇上的致辭。

來到今天的會場，發現受邀與會的作家太少，似乎印證了當前文學在總體上低落和邊緣的地位，但我仍愿意頑強地為文學發聲。

從全球范圍來看，文學正遭受以市場化為主的制度性沖擊，還有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性沖擊，正在進入重組和再生的艱難過程。與此同時，思想動力不足，也明顯成為當下文學發展的一大制約。

回望歷史，19世紀的文學曾鮮活、豐富、廣博地表現人間百態，實現了某種百科全書式的認知井噴，富有煙火氣和重口味，富有巴爾扎克所稱“我將粉碎一切障礙”的豪邁激情，將文學從《荷馬史詩》時代那種神學、準神學的狀態，推向了“文學即人學”的廣闊大地和火熱高潮。不過，當時流行的人道主義和善惡模式，作為文學的聚焦區，作為啟蒙思潮的重要部分，進入20世紀后卻出現了分化。

情況之一，“人學”成為“人民學”，或者說文學中出現了人民路線。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學成就時，提到了“人民性”這個新詞的三大內涵，即表現“人小物”的民眾生活，汲收民眾語言，代表民眾利益。后來，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作家，大多成為這種憂國和親民的接棒手，一直影響到中國以及東亞“為工農大眾”的“普羅文藝”、乃至波及全球的“紅色三十年代”。毫無疑問，深重的人間苦難，非同尋常的階級撕裂和民族危亡，構成了后發展國家這種文學潮流的深刻背景和強大推力。魯迅懷疑抽象的人性，說流汗也得分“香汗”與“臭汗”，已有階級論的思想內核呼之欲出。托爾斯泰不贊成“西歐主義”，斥責莎士比亞不道德的“肉欲誘惑”，也與早期人道主義拉開了足夠距離，其激烈態度甚至被列寧懷疑為過了頭。

情況之二，“人學”成為“自我學”，或者說文學中出現了自我路線。這種現象多發生在發達國家，發生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危機中。尼采的“酒神”說、弗洛伊德的“本我”論和“潛意識”論等，提供了另類的思想資源。從世紀之交開始，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芙等這些歐美作家，差不多不約而同地“向內轉”，把文學這一社會的廣角鏡，變成了自我的內窺鏡，直到后來捷克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爾赫斯，連這些身處西方外圍地帶的作家，也投入了反理性、反社會的一哄而散和各自獨行，其作品彌漫出孤絕、迷惘、冷漠、焦慮的風格。“他人即地獄”，薩特的這一句名言，打掉了人道主義的樂觀與溫情，鼓舞了多少所謂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作家，進入一種憤世幽閉，或一種玩世放浪。他們的自言自語甚至狂言囈語，不易引來大眾閱讀市場的歡呼，卻一直成為院校精英的標配談資，成為某種不安的都市文化幽靈。

這種“人民學”和“自我學”，構成了20世紀兩大文學遺產，從不同角度拓展了對“人”的認知，豐富了人類的審美經驗。

但不論是哪一種遺產，都一直充滿爭議并且魚龍混雜。也許是能量耗竭和透支的原因，它們還雙雙面臨日后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文革”中諸多“造神”的工農兵文藝，還有當下廣受非議的“抗日神劇”以及其它各種準神劇、半神劇的泛濫，讓文學中的“人民”一再變得僵硬、空洞、虛假、荒唐可笑，讓受眾們一再避之不及。在另一方面，原子化的獨行者們也并非靈感大神。“文青”及高齡“文青”那種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無論是幽閉式的、狗血式的、還是雜耍炫技式的，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曼﹒羅蘭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文學中的“自我”越來越面目雷同，離個性更遠，離復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款神話，另一種心理傳染病，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中文系的”這些詞，眼下早已在互聯網上聲名狼藉，總是成為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對象。

事情為什么會這樣？從總體來看，文學是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點以及號召力？或者說，脫抬于20世紀的兩大遺產之后，作家們還能寫什么，又該如何寫？

文學來源于生活的應有之義，就是文學來源于人們所認知的生活，因此總是受制于人們認知的意愿、方法以及成果積累。事情很明顯，世界不再是原來的世界。隨著市場化、消費化、全球化、知識/信息化的大潮撲來，新的剝削方式和剝削機制迭出，舊時的階級圖景正日漸模糊，甚至所有者不一定富，受雇者不一定窮，那么誰是人民，誰又不是人民？在社會結構劇烈重組的情況下，階級尺度與道德尺度、文化尺度等，又該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統一？不久前本人在《文化縱橫》發表的《階級長成了啥模樣》一文，就是試圖進入這一話題。

再說自我：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實都是可以格式化、數據化、復制化、甚至能精確預測和管理的——哪有作家們以前想象的那么獨立和特別？當人的體力和智能都一步步被機器替代和接管，很多有關專家發現，人類最后的差異性，恰恰表現于人的情感、精神、價值觀、創造力——而這一切，恰好是生存環境和群體關系千變萬化的產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邊界，不再那么“自我”。前不久《文化縱橫》組織有關人工智能和“后人類”的討論，也有助于打破很多“自我”人士的鏡前舊夢，放大他們的心智關切半徑。

文學可能仍是“人學”，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大可能回歸神學或半神學，也不大可能淪為物學或半物學。

那么，在認知“人”的漫漫長途上，借助人文社會各個學科的互相激發和互相推動，文學家應該比上一個世紀的同行們做得更多。不過，這一次，放在全球的視野里，是理性走在前面，靠思想鉆頭掘出文學新的富礦；還是感性走在前面，靠文學沃土育出思想新的壯苗，我們且等著看，還需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