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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越是美國越南裔作家和評論家，1971年出生于越南邦美蜀。1975年，西貢陷落后隨父母移居美國，與家人在難民營熬過一段艱難時日后定居加州圣何塞。1997年，阮清越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文學博士。2016年，憑借其長篇小說處女作《同情者》一舉斬獲普利策小說獎和埃德加·愛倫·坡最佳處女作獎等多項美國文學大獎。他現為南加州大學英語系、美國研究與族裔研究系教授。

阮清越雖不像《同情者》中的主人公“是個間諜，是個臥底，是個內鬼，是個雙面人”，但他的的確確又像是小說里的“我”，是“能從兩邊看問題的人”。而越戰恰恰是個具有兩面性的問題，是美國和越南都難以回避的“悲劇”，只是問題與悲劇的闡釋者和敘述者看待問題的方式和悲劇的內容與結局不同罷了。

美國敘述、闡釋越戰的經典之作莫過于好萊塢電影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執導的《現代啟示錄》。在該影片中，科波拉從美國人的視角出發，透過電影鏡頭審視了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以及戰爭中暴露出來的人性黑暗面。盡管該電影在國際上獲得無數重量級的獎項，但對作為越南裔美國人的阮清越而言，科波拉以美國為中心的越戰敘事及越南人在“美國人的越戰”中的缺席是難以接受甚至是無法容忍的。在《我們的越戰永遠不會結束》一文中，阮清越如是寫道：“《現代啟示錄》讓我看到美國水兵如何屠殺滿滿一舢板的平民，看到一個叫馬丁·西恩的美國軍人如何殘忍槍殺一個受傷的婦女……電影里的場面雖然是虛構，但也讓我憤怒得全身發抖。”更令他氣憤的是，“無論活著的還是陣亡的南越老兵，在美國人眼里，不屬于‘越戰老兵’。美國人認為，他們保護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就是對美國感恩戴德”。由此可見，越戰在美國的敘事體系中，被扭曲為一場美國人的越戰，而那些飽受戰亂的越南人和參戰的越南士兵則被貶損為戰爭中的陪襯和被拯救的對象，死難的300萬越南人就如同是炮灰，仿佛從未在美國人的記憶中存在過。

今年11月15日，阮清越在《時代周刊》上發表了題為《我熱愛美國，所以我必須講真話》（I Love America. Thats Why I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It）的文章。在文章中，阮清越對越南人身份的評判頗具洞見。他認為，“成為越南人應該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就像成為法國人和美國人也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一樣。對我來說，只要我還有越南人的感知，只要有關越南的一切還能令我為之動容，那我就還是一個越南人。這就是我熱愛越南的方式……這就是我感知我的越南性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同情者》恰如其分地彰顯了阮清越對越南的熱愛以及他對自己身上越南性的感知和體認。他充分利用主人公的兩面身份顛覆了美國人的越戰敘事，講述了一個越南人的越戰。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混血兒，母親是北越人，父親是法國神父。自出生起，他就總是被別人污蔑為“雜種”。中學時，他結識了敏和邦，三人歃血為盟，成為出生入死的至交。后來，在敏的感化下，“我”篤信共產主義，加入越南共產黨。上世紀60年代，“我”被組織派往美國的西方學院接受間諜訓練。期間，“我”研習美國的文學和歷史，精通英語的文法，掌握了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通。學成回國后，“我”打入敵人內部，潛伏在將軍身邊做臥底。西貢陷落后，又經過千辛萬苦跟隨將軍經關島、圣地亞哥的難民營，最終流落到洛杉磯，繼續通過敏為北越提供情報，并最終在失去越共信任后淪落為顛沛流離的船民。從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小說中的“我”具有三種不同的雙重身份：雙重的血統身份、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身份。這些特殊的雙重身份不僅為“我”提供了得天獨厚的雙重視角，還使“我”在審視美、越兩國的過程中具有了某種世界主義情懷，“永遠同情最最被輕賤的人”。

得益于主人公的雙重視角，阮清越對越戰敘事的重構是從對美國越戰敘事的顛覆和批判入手的。在這部小說中，他徹底推翻了美國人在越戰中的英雄形象和美國越戰敘事中的拯救主題，將美國政府和美國人視為背信棄義的偽君子。

整部小說是以西貢陷落前南越人競相逃亡的混亂場面開場的。在北越軍隊的猛烈攻勢下，南越軍隊節節敗退。面對朝不保夕的西貢，美國人無情地放棄了對南越軍隊的軍事援助。當“我”打電話為將軍安排逃離越南的飛機時，克勞德一句不痛不癢的“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讓“我”對美國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徹底破滅。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對南越的援助，放棄了整個越南，而不是像“我”所想象中的那樣，“大批美國轟炸機該會很快飛臨南越上空，或者說，美國武裝直升機該會很快空投部隊，營救我們。”為此，將軍在撤離前夕對美國人大為不滿，抱怨美國人背信棄義，拋棄了越南：“美國人不是承諾了嗎？只要我們言聽計從，就幫我們清除禍亂？他們挑起了戰爭，現在厭戰了，就出賣了我們。”那么，美國國內的美國人又如何呢？面對越南人在戰爭中遭受的種種苦難，他們是否表現出了應有的同情和憐憫呢？遺憾的是，事實并非如此。譬如，在越戰中，有許多生活在鄉下的越南女孩在家鄉飽受戰火蹂躪后被迫來到城鎮做娼妓，為美國大兵提供各種性服務。殊不知，恰恰是這些無恥的美國大兵用槍炮毀滅了她們賴以為生的家園。“然而，在美國，妻子們、姊妹們、女友們、母親們、神職人員們、政客們……裝作不知情，視而不見，閉口不談，只管迎接他們的軍人”，根本不關心越南人的死活和他們所面臨的非人的生活境遇。后來，當越南人流亡到美國后，美國人也沒有真誠地向他們伸出援手。“我”隨將軍流落到美國后，為籌集復國計劃的經費找到當地的一位國會議員。但他并非真心地關心這些越南人以及他們未卜的前途，而是為了從這些人手中撈取政治資本——選票，為個人的仕途鋪路，這充分暴露出了他虛偽的丑惡嘴臉。憑借這些犀利的批判，阮清越毫不留情地撕下了美國人偽善的面具，砸毀了美國人在越戰中高大的英雄形象。

其實，在《同情者》中，阮清越所觀照的焦點歸根結底還是誰來代表、再現越戰以及越南人的問題。從阮清越對《現代啟示錄》的評判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好萊塢的虛構和再現方式是時刻保持戒備和排斥的。對他而言，好萊塢無異于是文化侵略的武器，是現代戰爭的同謀。他通過小說主人公之口指出，“美國拿電影當作軟化世界各地防線的手段，好萊塢是急先鋒，勁頭始終不減地用各種大片……甚至用票房當炸彈，轟炸世界各地觀眾的心理防線。觀眾看的影片講述什么故事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們觀看而且迷上的影片講的必須是美國故事。”因此，他在《同情者》這部小說中刻意安排了好萊塢導演拍攝越戰電影的情節，并借此有力抨擊了好萊塢式再現的侵略性和強權性及其對話語權的強占。

小說中，在菲律賓拍攝影片的過程就是一個制造美國故事的過程。盡管這是一部有關越戰的影片，可據“我”的觀察，整部影片連一個有像樣臺詞的越南角色都沒有，更令人光火的是，大名鼎鼎的電影導演連沒有臺詞的越南人的叫聲都沒有搞對。后來，在“我”的據理力爭下，導演終于同意增加了三個有臺詞的越南人角色，但可悲的是，沒有一個角色是由越南或者越南裔演員出演的，因為以瓦奧萊特為代表的美國人認為“越南人沒能力演越南人，我們必須被代表”。飾演這些角色的都是其他亞洲國家的人：飾演哥哥平的是美國韓裔詹姆斯·尹，飾演弟弟的演員是一位菲律賓人，飾演妹妹梅的則是中英混血亞細亞·秀。從劇情上看，小說中的這部越戰影片，像諸多好萊塢電影一樣，充斥著強烈的東方主義色彩。美國士兵不但拯救了整個越南，還贏得了越南少女梅的芳心，煞有介事地重復著西方拯救東方、西方英雄拯救東方美女的陳詞濫調。為此，作為影片顧問的“我”在面對好萊塢這個文化侵略的龐然大物時不禁無奈地感嘆道：“我以為，可以在越南人如何被代表一事上促使大導演做些實質性改變，到頭來發現這只是幻想……我充其量是個制衣工，保證一件衣服的一針一線不出差錯。至于衣服的設計、生產、消費，都由這個世界上富有的白種人掌控。他們掌握了生產資料，因而掌握了代表一切的資料，而我們（越南人）的最好結果永遠都是，沒名沒姓死去前在一旁說上哪怕一個字。”

由此，阮清越在這部小說里真正所要做的就是為在越戰中死難的300萬越南同胞、為流落他鄉的越南難民發聲，從越南人自己的視角真正代表、再現越南人，展現給世界一個越南人的越戰以及越戰帶給越南人的苦難和創傷。

在《同情者》中，逃亡路上的越南民眾慌不擇路，毫無任何體面可言，他們猶如動物和爬蟲一樣，人擠人，肉貼肉，龜縮在擁擠的機艙中。飄零到美國后，不計其數的越南難民或因生活所迫淪為奴隸和妓女，或因不堪生活的重負被凍死、餓死，或因難以承受精神壓力而選擇殺人或自殺。巴丹島上的越南“船民”更是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狀態極差，身上散發出的氣味更差：頭發雜亂，粘連成結；皮膚像干枯樹皮；嘴唇皸裂；身體上東腫一塊西腫一坨，散發出像條旱鴨子駕駛的拖網漁船散發出的氣味”，儼然是一群毫無尊嚴的野人。流亡到美國的前南越軍官的處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寄居在別人的國家，他們昔日的風光喪失殆盡，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其中的很多人一天到晚在美國無所事事，生活的全部內容就只有兩件事：一是等著領救濟的日子，二是渾渾噩噩地打發無聊的時光。由此可見，越戰之于越南人，絕不僅止于簡單的失敗。戰爭之殤帶給越南難民以及他們后代的將會是陪伴終生的創痛，這誠如阮清越的文章標題所示，“我們的越戰永遠不會結束”。

對阮清越而言，越戰從來都不是美國人的越戰，而是一場真真切切地發生在越南的國土上，給無數越南人帶來難以愈合的創傷的越南人的越戰，而且，這種難以言盡的傷痛還在所有越南難民及其后代的血脈中延續著。2017年，阮清越續寫著他的越戰故事，在其短篇小說集《難民》中繼續以越南人的視角描繪著越南難民的眾生相，言說著這場永遠都不會結束的越南人的越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