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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講演《文學考證與批評》，刊載于1948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報》

朱自清（1898—1948），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人物，但凡接受過學校語文教育的人，對其都不會陌生。當然，朱自清的散文成就，并不是其學者生涯的全部。

作為清華大學國文系教授，在文學研究、中文教學等方面，都卓有創見，曾撰寫、發表過大量相關著述。《朱自清全集》中就輯有大量此類著述，為全面認識與評判朱氏學術成就，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素材。不過，全集不“全”的狀況，在《朱自清全集》中依然無法避免，或因年代久遠，或因文獻散佚，總是難免有遺珠之憾。

北平《世界日報》于1948年2月16日，曾刊載過一篇朱自清的講演稿，題為《文學考證與批評》，就尚未輯入其全集，是為“集外文”。翻檢朱氏年譜及相關研究著述，也沒有任何記載，國內尚未有研究者提及，當屬“佚文”之列。因其獨具研究價值，在此酌加整理，部分內容如下：

學習文學舊的傳統和新的方法不一樣。從前人學習文學有兩個辦法：（一）念——就是誦讀。舊文學主要是詩，有一句俗話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事實上，熟讀幾十首也就夠了。其次是文。古文也是要讀得爛熟。五四時代，革文言的命，認為念古文時搖頭擺尾，樣子很難看。白話文念起來不能搖頭擺尾，要搖也搖不上，擺也擺不起來。誦讀于是蛻變為朗誦。（二）解釋——舊文學屬于四庫全書里的“集”部，集部很少考證，因為認為價值不如經、史、子。現代的人不喜歡舊文學，一方面是因為生活的距離太遠，一方面是語言問題。舊文學的解釋也是用文言，所以一般人沒法看懂。但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翻譯成白話，看的人倒很多，可見語言問題很重要，不完全是由于生活的隔離。要想改變，就要用白話來解釋古文學，或是索性翻譯出來。

學習文學的新的辦法：這就說到了考證。五四運動以后，整理國故，考證的應用很廣泛，尤其小說方面，例如《水滸》、《紅樓夢》、《西游記》、《儒林外史》等都有人考證，胡適曾經以考證經學的辦法來考證小說，用歷史學的方法分析一篇小說的背景、版本和語言，這辦法是受西洋的影響。文學的地位大大地被提高了，不但古文學要考證，例如魯迅的一篇文章也要發生考證文題，這表示把文學作為一種學問來研究。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應該注意考證，進一步要加以解釋。就文學以外的范圍舉例，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研究先秦思想的發展，提出新的方法，這是批評性的解釋。文學也應該如此。許多人研究杜甫，因為杜甫的時代雖然遠，但是情景和現在相近，他的精神仍然是現代所需要的，所以解釋以外應該有批評，只有考據是干燥無味的。

……

1948年2月15日，朱自清登上講臺，為青年學子們講演《文學考證與批評》。應當說，這樣的講演在當時的國文教育體系中，尤其是在大學生文學創作方面，是頗具獨特眼光的。

朱自清將“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特性，深入淺出地概括為考證與批評兩大新特點，并將這兩大新特點的來龍去脈、功用效能闡示得一清二楚。為在座的以文學為志業的大學生們，指明了從事文學創作應具備的三種基本素質——研究、解釋、批評。

講演中提到胡適、魯迅、郭沫若，都是那個時代重要的文學領軍人物，他們在文學研究、解釋、批評方面既是開拓者、佼佼者，更為后來者提供了廣闊的新文學領域。在朱自清看來，新文學領域大有可為，國文教育的領域也隨之拓延，而國文系的學生理應在這一新領域里做出新成績來。其“通才”教育理念，更是對文學專業提了嚴格標準與終極目標，這一理念即使放到如今的大學中文教育中來看，也并未失效與落后。恰恰相反，我們還差得很遠。這當然是朱自清的卓越洞見，更是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應當多加反省與反思的。

1948年是朱自清生命歷程的最后一年。就在這次講演之后不到半年時間，這一年8月12日，他因胃潰瘍惡化病逝。在這生命的最后時光里，他仍有一些零星文稿撰成發表，甚至還有文章選集出版，如《標準與尺度》《語文零拾》《論雅俗共賞》 三種，但始終未能將此次講演的內容整理出版。究其原因，恐怕一方面是因為身體不適，根本無法靜下心來整理過往文字，難免會有一些遺漏；另一方面則是因參加各類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政治抗議活動，而耽誤了相當多的治學相關工作，更無暇來著手這次講演的整理工作。

據現有的《朱自清年譜》來考察，這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在國文教育、文學創作的“純學術”層面的公開講演。我想，當年聆聽過這次講演的大學生們，無論最終是否走上“通才”式的文學道路，都會對這“最后一講”或“最后一課”深有感觸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