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面前，大地是一篇篇散文，它們來自《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的生態版圖。

我是背著行囊的旅者，行走在這一篇篇描繪中。大地的脈絡不僅充滿了山水田園、樹木花草和鳥獸蟲魚的印記，人文的脈絡在此翻越尋幽，留下的是富于寓意的點綴和心緒的蹤跡。

翻看珍藏在行囊里的“大地”文章，已難以計數四十多年來的林林總總。從1975年孩提時代學認字、在母親帶回家的《人民日報》上磕磕巴巴讀出其中認識的文字開始，“大地”便以其獨特的文采將廣闊的天地鋪展在成長的路途上了。

從多年來執著于手中的報紙，到近年來的電子版和微信公眾號，“大地”副刊的散文每每以它們鮮活靈動的姿態躍入眼簾，我隨著眾多作者的筆觸游走在其中，感受他們的行旅體會，常常自問：若是我置身于任一位筆下所述的“大地”，會有何樣的感觸？

記憶中梁衡先生的文章在我的“大地”行囊里是收藏最多的，不覺回想起刊登于2016年2月3日的散文《中華版圖柏》中所寫的：“大家驚奇地奔走相告，說山上有一棵極像中國地圖的柏樹。我上山后也為之震驚。只見這棵柏樹獨立在山巔，于藍天白云的背景之上映出一幅逼真的中國地圖，而它的腳下，千山萬壑里全部填滿了各種形狀的松柏，郁郁蔥蔥，綠滿天涯。我信造物有緣，凡自然之物形有所異者，必是上天情有所寄，理有所寓。”

這樣富有情景的文字讓讀者如身臨其境：一棵生長在高寒嶺上象征中國地圖的柏樹！——從此不再平凡的山嶺使我過目難忘，那是一處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

如果說大地賦予我行走的向往，那么來自文脈的“大地”則是一塊塊把內心的希望導向廣博世界的碑文；就像2016年5月21日馬涌先生在《高寒嶺上文成景》里所說的：“‘因文成景’比起‘因景成文’，境界似乎更高一籌，畢竟對一處精致而言，其身后‘因景成文’的將有千千萬，但其身后‘因文成景’的起源卻只有一篇。”

我想無論“因文成景”抑或“因景成文”，四十多年來的“大地”副刊在我的文字旅途中引領出的是長長一幅人文史地的畫卷。

2016年6月末，我隨友人探訪陜西三原縣的張家窯——一處由廢棄的地窯村落改造成的民俗文化村。我以一名土生土長嶺南人的視角，去審視和比對西北高原上的古老民居。

在嶺南，置身于一座拔地而起的房舍里生活，看日出而作，隨日落而息，可以說是人們最質樸的夢想。為此人們辛勤勞作，在一手搭建的“茅寮”上添磚加瓦，從不曾想過會在山間一隅鑿洞加固，讓一家老小生活于此；而面對眼前古老奇特的“地下四合院”，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迷惑，雖然很清楚這方地域蘊含著不同凡響的人居文化基因。

大自然是令人敬畏的，因地制宜是人們為生存而設定的方法。作為旅者的我，走在一片蒼茫的塬上，我需要行走多久才會遇到想往的一縷炊煙，夜幕降臨時的一點燈光，殊不知這一切生息都潛藏在地下。

帶著疑惑的行旅在腦海里回旋著，直到2016年9月3日讀到王劍冰先生的《陜州地坑院》，才恍然明白，我希望觸碰到的是他鄉生活的安祥，而不僅僅是生存的一種造設。

“頭一次住進地坑院，感到有一種四合的凝聚與向下的沉淀力，卻離天尤近，繁星框了一院子。院子像塬上開的天窗，所以人們敢大聲地說，暢快地笑。這里娶媳婦才真的是入洞房，熱炕上任怎么打滾，也不怕偷聽了去。三道塬，相互交織和延續的，也許就是這種簡單的安逸感。”

“再次來到地坑院時，梨花正旺，柔風掀落片片花瓣，花瓣把一個個院子鋪滿了，有些花兒高出坑院飛，與桃花杏花匯在一起，直把整個山塬絢成繽紛的世界。通向外面的村路在塬上起伏，漸漸升出一個人，又升出一個人，近了才看清是年輕的姑娘小伙兒，他們身后是年邁的老人，千叮萬囑地相送。年輕人漸漸沒入塬下，只剩紛舞的梨花與擺手的老人。我突然有些傷感，當年坑院里種梨，是圖吉利的意思，現在倒有一種離別之情。再多少年過去，坑院里還會有人廝守嗎？ ”

面對這樣的情景，我讀到的是一種來自塬上人家的幸福，還有說不完道不盡的鄉愁。這正是最期待看到的現實，然而旅行時的我卻沒能由衷地感受到，而是由之后出現的《陜州地坑院》讓心靈得以滿足。我明白，曾經的自己不過是一名匆匆的過客。

來自“大地”的一篇好文讓我感悟：生活的流韻未必能被每位旅者抓住，即便親臨現場，也曾駐足良久；而一旦被一位筆力深厚的作家訴諸文字，就像夯實于行旅途中的標識，便成為“因景成文”甚至“因文成景”的傳承了。

2017年12月27日，一篇題為《開發區》的散文出現在眼前。跟隨許鋒先生的走筆，我看到現實中的自己在開發區的大道上行走著：“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冬日，三千多名不同膚色、民族、信仰、語言的賓客是沿著土路來到鄉下的。……人們來共同見證一個‘元’——一元復始的元；一個點——起點，挖掘點，探索點，開拓點，創新點，匯聚點。這是開發區的奠基儀式。”

我便是緊隨著這個“元”和“點”前往開發區的建設者之一。從此，生活的篇章也像眾多開創者一樣，被深深地鑿上“建設”的烙印。

多年后的我也曾像許鋒先生那樣，在志誠大道上緩步行走，數著“在風中獵獵舞動”的旗，那是進駐開發區投資創匯的一百多家跨國公司的旗幟，而“最中央的一面旗，是五星紅旗。”

“三十年彈指一揮，廣州開發區由兩萬元籌備經費起步，到GDP、工業總產值、財政收入分別突破兩千二、五千二、六百大關……”，位于廣州東部的生態科學衛星城就這樣建成了。

我讀著來自身邊的熟悉而親切的篇章，文字正從腳下的土地發射出強大而獨具韻味的力量，讓遠方廣闊的大地和不同地域的人們讀到并領悟：當世界以原始的泥濘和荊棘放置在眼前時，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們除了應對種種艱難之外，建設、創造和優化是對大自然最好的報答，也是對生存世界擔負起拳拳責任的最好表達。

感謝多年來的“大地”副刊讓我讀到大地的深情，悟到大地的精髓；無論遠在他方，抑或近在眼前，大地在坎坷中蘊含著對生存的厚愛，即便有洪荒和災禍的時刻，彈指間對生活的鋪設終歸是美好的，這是人們與大地相生共存中至簡至樸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