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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者說】

近年來，宋代文學研究的突破與創新多集中于詩、文、筆記等以往關注較少的文體領域，而傳統的詞學研究則相對較為沉寂。在此背景下，新近出版的《內美的鑲邊——宋詞的文本形態與歷史考證》一書，可謂為宋詞研究的拓展與深化提供了珍貴的嘗試。作者馬里揚畢業于北京大學，師從袁行霈先生，是詞學界鋒芒初具的新銳學者。是書為其多年來潛心宋詞研究的成果匯集。書中所收文章，涉及與宋詞相關的文獻、歷史、音律方面之考論，多曾發表于《文學遺產》《北京大學學報》《詞學》等刊物。然而此書又非簡單的論文集，作者貫穿全書的自覺理論追求與明確問題意識，將全書統一為具有一貫性的整體，為宋詞研究應當具有的品格及可能的研究范式作出了值得尊敬的探索。

內美，詞的文體特性

作者對其研究有著非常自覺的反省，以“內美的鑲邊”這一巧妙譬喻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謂“內美”，蓋指詞“意內言外”“要眇宜修”的內在特質，即詞之為詞的文體特性。深入闡明這一點固為詞學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謂本書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內美”，而將先從“鑲邊”的工作做起。所謂“鑲邊”，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一書中的“外緣研究”概念加以闡發，謂其為對與宋詞文體特質相關的外緣因素之考察，但又與以文獻、歷史考證本身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圍或外部研究，側重于文獻的整理與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緣的研究則是在文學本體研究之內的，也可以說是文學的歷史與文化的批評，不是單純的文獻與歷史的研究”，其意圖在于“借助文獻學或歷史學的方法，要來進入對文本的文學特性的研究”。書名副標題中的“文本形態”與“歷史考證”兩個概念，正是作者進行“外緣研究”所采用的兩條路徑，全書也因之分成上、下兩編：上編“文本形態”，以《白石道人歌曲》、王安石集句詞、大曲《水調歌頭》、張子野詞及柳詞分片問題等具體個案為例，討論樂譜、手書、詞集等不同文本形態對文本意義生成的影響，并將集句詞、校律等詞學問題置于文本形態的動態變化過程中予以考量，進而得出新的結論。下編“歷史考證”，亦以具體詞人為個案，通過對相關歷史環境、個人境遇、交游關系、文化傳統等外部元素的考查，呈現如歐陽修《采桑子》《朝中措》等詞中的政治心態、蘇軾杭州時期歌詞中的“眉山記憶”等宋詞文本之深層寄寓，勾勒晏幾道《樂府補亡》、黃庭堅《小山集序》等宋詞批評文獻的思想史背景，還原理解李清照南渡事跡、秦少游獄事始末、柳永詞中地名意涵的歷史、文化語境。

雖以對宋詞“內美”的關懷為底色，然而占據本書主體并最能體現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實、細膩、甚至趨于煩瑣的實證性考據工作。書中所呈現的判斷與觀點，皆建立在對諸如“犯曲”結構與文辭格式、王安石文集編撰、蘇軾與楊繪之交往、晏幾道歌詞“投贈”事件、李清照“南渡”之時間、地點、原因等具體問題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實面目不清的情況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間勾陳爬梳，如農民耕種般對一手文獻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間的隱晦聯系逐漸顯影，模糊的歷史事件有了較為清晰的輪廓。而對宋詞校律等艱深晦澀的專門之學，作者亦以不懼其難的探索精神，勉力給出了自己的闡釋。

尤令人敬佩的是，雖以深厚的考證功力見長，作者呈現于書中的學術探索卻不止于此。在作者看來，實證性的考據工作，應當通向對文學本質問題的揭示與闡明：“我們認為，古典文學研究當中的‘考證’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種態度、方式與基礎，或者應該本就是一種批評”。正如作者反復所言的：“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質所具有的內在境界——這應該是極其闊大深廣的”“文學作品的內在境界，則是具備有無限的可能，歷史的考證不過是通向它的一種進路”。這樣一種以歷史文化考證作為文學批評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記中所言的“詞外求詞”予以概括：“研究宋詞，恐怕至少應該關注也算是‘詞外’的兩個傳統：一個是士大夫的文學傳統，一個是詩樂的文化傳統。脫離了前者，‘宋’就沒有著落；脫離了后者，‘詞’就等同于‘辭藻’之‘辭’?！北緯鶎嵺`的外緣研究，正是通過將詞外的文化傳統盡可能充分地納入對詞體本身的觀照中，展示宋詞之“內美”所具有的深邃曠遠的內涵。

鑲邊，保存文學的復雜性

要讓事實性的考證真正生發出對具體問題的認識作用與批評效力，并非易事，需靠研究者有效勾連內外的“鑲”的功力。正是作者閃現于書中的藝術感悟力與思辨力，賦予其考證工作以闡釋的深度。書中涉及文學審美的議論不多，然多有灼見。如論姜白石詞編集時的“補序”問題，提及這一現象或可作為理解白石詞“興寄深微”特征的另一路徑：正是詞序與正文之間或補充或“排除”的互文關系，使文本意義顯示出多元的可能。又如考察王安石集句詞的“異文”現象，將之與王安石詞“雍容獨特”之藝術面目相聯系：“作者能夠‘滅盡針線之跡’的最終決定因素，是王安石在解脫詩句原本限制的基礎上，先行將其泛化，并用來和半山園相吻合……在王安石筆下，卻能略去現實生活的苦境，借助前人成句注入個體情感，形成王灼所謂的‘雍容獨特’之面目。”無論是評歐陽修：“歐陽修的坦蕩胸懷，的確無勞寓言委曲出之；但在具體創作中，他內蘊的思想與發抒的情感會在文字間形成一種‘彼此變換’的效應。僅僅以平易視之，有失歐陽修創作的勝處所在”，抑或是論晏小山：“以‘山谷詩’與‘小山詞’在時間、地點與人事的重合性推斷，《臨江仙》詞表象雖為與‘蓮紅云蘋’諸位歌妓的離情別緒，但此種哀傷與無奈的情緒并非是單一的，其中不免夾雜有熙寧、元豐之際士大夫間相同的感慨，而這種情感也是整個時代氛圍所造成的，無論黃庭堅抑或晏幾道，都無可逃避”，作者向我們展示了，對更為廣闊的思想文化背景的觀察，如何得以返回到對具體文本藝術思想的理解中，進而拓展詞學批評的深度。

也許稍顯遺憾的是，上述這般對考證之批評效力的運用與發揮，在本書中并不十分多見，作者之用力深處仍在“考證”，而非“批評”。本書描述式而非論證分析式的寫作語言也強化了這一點。誠然作者的研究旨趣并不在理論闡釋，然而一旦“外緣”要向“內美”靠近，則從陳述事實邁向分析評述的“超越”工作便必不可缺。作者似乎預設了“內美”之不可言說，以此為自己的工作劃明邊界：“從常州詞派與王國維都在借助‘楚辭’對它作描述來看，這個屬于‘內美’的特質，相當程度上是不落言筌的。如何從‘形式’與‘情境’的角度對它進行闡釋，仍舊是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尤其是要有更多的針對不同的詞人、具體的詞作以及各異的詞調展開批評的實踐”；“因此，這里并不急于去‘解釋’——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沒有足夠可用的研究條件，則還是停留在‘外緣研究’本身為妥當。”縱觀全書，“外緣”之翔實清晰，與作者所論“內美”的恍惚莫測形成鮮明之對比。作者一再強調“內美”問題對于宋詞研究的重要性，卻又一再懸置對其進行正面探討。雖然外緣研究本身有其獨立的價值，但若作者的學術抱負并不止此，則往“內”走的努力應當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

本書描繪式的研究方法所顯示的另一特點是：作者沒有將任何既成的理論概念或研究范式簡單套在研究對象之上——雖然本書的研究不乏對諸如“文本形態”“手抄文化”等流行概念的呼應。誠如“鑲邊”一詞所示，作者所做的工作是沿著具體問題的邊緣，呈現其具有獨一性的圖案，“針對不同的詞人、具體的詞作以及各異的詞調展開批評的實踐”。拒絕概念先行、尋找具體文本的啟示，而非用已知的答案嵌套并簡化未知的現象——這樣的“鑲邊式”研究，宛如以匠人精神而為的手工制作，雖趕不上流水線生產的標準化與高效率，卻可能保存了文學本應擁有的復雜性，并提供真正的原創可能。但反過來看，本書的每一例個案考察都具有啟示性，但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如何生發出更為普遍化的意義，對學術界產生啟示與對話，或許是作者可以進一步用力之處。馬里揚用整個秋天來解釋一片葉子的紋理，而如何從描繪一片葉子，走向呈現一棵樹，進而重塑世人對秋天的感知，大約是筆者對作者今后研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