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浩，男，1971年01月生于河北海興，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曾先后在各級報刊發表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等文字。有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名作欣賞》《中華文學選刊》《中篇小說月報》《青年文摘》等各類選刊選載。有小說、詩歌入選多種各類選集，或被譯成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韓文。現為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父親、鏡子和樹》《告密者札記》《變形魔術師》《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里的父親》，評論集《閱讀頌 虛構頌》，詩集《果殼里的國王》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第一屆孫犁文學獎等。

一

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李濟，金岳霖，董作賓，童第周，唐哲，石璋如，陶孟和，梁思永，吳定良，李方桂，莫宗江，國立中央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辦事處，國立同濟大學，私立中國營造學社……

在某一個時刻，他們，和宜賓的“中國李莊”意外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同有了共同的根須，有了共同的呼吸，也有了共同的葉脈。他們的到來使得李莊這個小城變得擁擠，也變得厚重——甚至是過于厚重。當我們重新走入這座小城的時候，還能聽聞到舊日里因為腳步過多而沉積在時間之中的吱呀和踢踏之聲：我們聽到的是還未散去的回音。至少是仿佛如此，微微的雨后，當我們走向那些專門用來陳列記憶的舊址，埋在腳下的那些回音就會清晰地傳來，暗暗地混入到我們的腳步聲中。

雨后。另一場雨還在積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委梅貽琦前往李莊的時候大約也曾遇雨，雖然只是我的猜測——之所以有這樣的猜測，是因為在他1941年的日記中反復感嘆江流的湍急和上升：“天夕與鄭（天挺）、羅（常培）至江邊散步，看江水滾滾奔流，不禁驚嘆”，“江水繼長增高。昨晚所見江邊沙灘一片，今已沒入水中矣。江邊有種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內即有湮沒之虞，水勢之浩大，殊堪驚嘆。”長江水位的上漲與湍急，自是與連綿的雨水有關，而更讓我想當然地將梅貽琦先生置于陰雨中的，是當時的時局，是和他兩天兩次的“驚嘆”相匹配的“心境”。1941年，整個中國都在戰火中風雨飄搖，大半個華夏浸泡于硝煙的味道之中，國軍節節敗退，雖不時有英勇之表現但劣勢明顯，東北、華北和大半個中原，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徐州、武漢、廣州……已先后淪陷。日軍的飛機不時會轟炸重慶、昆明，所謂“偌大個中國竟然放不下一張書桌”，似乎并無夸張之嫌，從1937年起梅貽琦、梁思成、傅斯年、李濟等諸公，以及中國的諸多大學就開始了顛沛而艱難的“西遷”，1940年日軍開始對昆明的轟炸致使西南聯大這一年的招生工作有了四個月的推遲……我猜度面對水流翻滾的長江梅貽琦的心情中必定有雨，有陰郁而厚重的云，有沉郁灰暗的天色。

李莊，因為遼遠偏僻而尚有平靜的李莊成為了選擇。那些知識者們，包括當時的中央政府，希望將“書桌”隱藏在一個有天塹感的隱秘處，四川宜賓的李莊成為了選擇。必須承認，這是一種不得不的被動，好在李莊和李莊的鄉紳們有一個大胸懷。

二

2018年的李莊安靜古典，它擁有中國古村落之古也有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便捷舒適，二者并行不悖、層階分明，讓我們這些初來者一遍遍贊嘆它的美，它的秀，它所貯含的古樸與典雅……走在古鎮的老街上，我們仿若走回到有距離的舊時光里，更有意味的是，它沒有其他古鎮的游客如織，讓人所見的只有熙攘和前面的帽子——在李莊，那個雨后下午，向內的古街完整地沉浸于有著淡淡水汽的舊時光里，它只屬于我們這一群人，只有我們的言語與回聲。

門開著，門閉著。一條明顯見多識廣的狗，舒適而愜意地蜷在門內，對我們的窺探不過是抬了一下眼皮，然后又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去。

我們當日也曾到過栗峰山莊，講解員向我們介紹，栗峰山莊為清代四合院式的經典民居，是國立中央史語所舊址。抗戰期間，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等人隨史語所遷來至此，在此生活及工作了六年……六年。六年，該是一種怎樣的光陰？在李莊這個小鎮上，在炮火的轟鳴聲此起彼伏的中國，這六年的光陰他們又是如何度過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諸多大學多有南遷歷史，中國的諸多研究院、博物院及諸多大師、名士、各界精英也多隨之顛沛，它是另一層次的艱難“長征”，恰是這一“長征”，中華文化血脈的某些可貴基因得以保存，屬于中華文明的某些可貴積淀得以留有種子——我覺得我們對它的書寫實在是太少了，對它的意義認知實在是太淺了，這段歷史，本來是怎么書寫都不過分，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他們的保留，中國將無以為中國——我的感慨留在后面再說，此時，我更愿意將我的目光凝注于國立中央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辦事處、國立同濟大學、私立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搬至李莊的那一刻。

那時，非同此時。無論在物資的充沛上，食宿條件上，交通條件上，醫療條件上，信息條件上，都不可與今日相提比較。

真的是不可比較。在《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一書中，石璋如回憶從昆明到李莊一路的艱難險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汽車司機在夜晚“打開車燈嚇老虎”；而梁從誡則回憶道：“到威寧縣城，天已全黑，而車子在離城門幾里處突然拋錨。人們既不能卸下行李掮進城，又怕行李留在車里被人搶劫，最后只好全車人留在卡車里過夜。而我又偏偏發起了高燒，媽媽只好自己拖著一家人進城為我找醫生。次晨聽說，夜里狼群竟轉著車廂嗥了半宿”……

有豺狼虎豹的路當然是艱辛而荒涼的路。何況，還時時要提防搶劫。

搬遷至李莊的同濟大學和諸多研究院、博物院，以及隨之到來的災民、難民——被統稱為“下江人”的外來人員竟有萬人之多，當時的開明鄉紳為同濟大學和國立中央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等機構騰清宅院、祠堂、廟宇供“下江人”使用，而李莊羅南陔一紙“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電文也足以讓羅南陔這個名字彪炳史冊，但是，房屋的匱乏、物資的匱乏、醫藥的匱乏以及一切匱乏不是熱忱和善意能夠全然解決的。

“四川氣候潮濕，冬季常陰雨綿綿，夏季酷熱，對父親和母親的身體都很不利。我們的生活條件比在昆明時更差了。兩間陋室低矮、陰暗、潮濕，竹篾抹泥為墻，頂上席棚是蛇鼠經常出沒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煤油也須節約使用，夜間只能靠一兩盞油燈照明。

“我們入川后不到一個月，母親肺結核癥復發，病勢來得極猛，一開始就連續幾周高燒至四十度不退。李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不可能進行肺部透視檢查，當時也沒有肺病特效藥，病人只能憑體力慢慢煎熬。從此母親就臥床不起了。盡管她稍好時還奮力持家和協助父親做研究工作，但身體日益衰弱……”

梁從誡，《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他記下的是在李莊時的艱辛生活，是母親的病，是“更使父親傷腦筋的——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經費來源”，是他父親梁思成到宜賓委托商行當賣衣物和帕克鋼筆、手表的情景……而學者李濟的兩個女兒，李鶴徵、李鳳徵也先后在李莊去世，大女兒李鳳徵去世時17歲，而二女兒李鶴徵去世時14歲。據李濟的兒子、人民大學教授李光謨介紹，原本陳寅恪由香港返回內地也是準備前往李莊的，但在得知李濟兩個愛女不幸夭折的消息后也改變了行程。

來至李莊，是戰亂中不得不的選擇，他們的到來是為了書桌的安放，而為此，個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對李濟一家人如此，對梁先生、林先生一家人也是如此，對于傅斯年、董作賓、童第周、石璋如、陶孟和、梁思永那些先生們，也是如此。1941年6月梅貽琦先生來至李莊，病榻上的林徽因在得知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即將回遷昆明時，不禁悲從中來，說自己不適應李莊的氣候與水土，想隨分校師生一起重返昆明……我仿佛聽得見林先生氣力微弱的話語中的真切，和暗暗的肯求。讀到這段記憶的時候我承認自己也不禁“悲從中來”。我相信聽著林徽因先生訴說的梅貽琦也一定會悲從中來。但他，并未答應林徽因的請求。

那些先生們，那些在中國歷史中褒有微光的人物，那些文明的種子，來至李莊并生活六年，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是主動而是被迫，是戰亂的中國、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的中國將他們“逼迫”至此的。當然，雖是逼迫至此也絲毫不會影響李莊收留“下江人”的榮光，不會淹沒羅南陔16字電文應有的重量——西南聯大的存在，浙大的西遷、同濟的西遷，及至當時首都的西遷，哪一個不是被迫的選擇？

哪一個不是？

在一個動亂的、匱乏和破碎的、自顧都已經變得艱難與奢侈的年代，宜賓的李莊卻在士紳的努力下張開懷抱，他們努力完成自己的承諾：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米，糧，水，鹽，住房……在中國，這一個傳統中敬祖先如敬生命的文化浸淫下的中國李莊，他們竟然為了滿足“下江人”的需要“請”走了自己祖先另尋安置；在這個敬神靈敬仙佛，生怕某種不敬會將厄運帶至自己和家人身邊的國度，在中國李莊，他們竟然也為了滿足“下江人”的需要而將寺廟里的神像一一“請”了出去。在那個危亡的年代，李莊人是否意識到，他們所做的意義所在？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的此舉，是為這個國度的文化留置血脈？

三

私立中國營造學社，由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所主導的私立中國營造學社，與國立中央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等等“國立”機構不同，它原本可以留在昆明，或者是選擇別的什么地方，作為私立機構它有這樣的自主權，甚至可以在困境中解散而不用擔負什么。但是，這一私立機構竟然跟隨著諸多的國立機構一并遷至了“中國李莊”。

在對資料的閱讀中，我們發現，私立中國營造學社跟隨的是國立中央研究所的史語所，而之所以如此跟隨，是因為圖書。

在岳南所著的《那時的先生》一書中，對此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以研究為主業的學者，要開展工作就需要有輔助這一工作可供查閱的圖書資料，否則所謂工作無從談起。時西南聯大圖書極端匱乏，唯清華在盧溝橋事跡前后搶運出部分圖書及設備儀器，北大和南開幾近于零。自長沙撤退后，清華通過本校畢業生、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聯系，將圖書大部分運往重慶，存放于顧教授之弟顧毓瑔為負責人的經濟部下屬某所。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顧毓瑔從重慶急電昆明主持聯大工作的梅貽琦，告之曰：昨日敵機狂炸北碚，燒炸之慘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毀，搶救無效。貴校存書全成灰燼，函詳。此前南開大學圖書館在津門幾乎被日機炸為灰燼，北大圖書也沒有搶出，如今，搶運出來的清華圖書又被炸為灰燼，整個西南聯大幾乎無圖書可資參考。只有中研院史語所來昆明后，為方便研究所工作，傅斯年設法將先期疏散到重慶的13萬冊中外善本寄運昆明靛花巷三號駐地，隨即又將靛花巷對面竹安巷內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為圖書館，算是為西南聯大和其他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借讀緩解了燃眉之急。孤立無援的梁思成與史語所協商，借用其從長沙和重慶運來的圖書資料及部分技術工具，以便開展業務工作。——自此之后，史語所與中國營造學社這兩個本不搭界的學術團體，就形成了老大與老二、國有與民營、依附與被依附的‘捆綁式’格局。”

《那時的先生》也談到兩個機構之間相濡以沫的相互之用，岳南稱之為“悲壯情誼”。真的是悲壯情誼，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幾次遷移私立中國營造學社也都相繼跟隨，在鄰近之處租賃房屋，辟作工作室與起居室，無論這一跟隨是多么地艱辛困苦，是多么地悲涼而曲折。

在這里我不準備對兩個機構的悲壯情誼更多描述，它不是我關注的重點，我愿將我的重點放在梁、林二位先生的身上，我愿意發出詢問：梁、林及他們的中國營造學社不會不知道搬遷至李莊的艱辛，不會不知道從昆明這一省會城市搬遷至一個小鎮會造成多大的生活不便，對于走了大半個中國進行考察的他們來說不會不知道氣候、環境和物資對于他們的影響——他們為什么還要跟隨？是因為沒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圖書、工具，他們的營造學社就無法展開工作，就會喪失經濟來源么？以梁、林二人的聲望和積蓄，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無法在昆明或者別的什么城市過上好生活么？他們是為何堅持？

進而，我也將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略略地分開：他們在搬遷至李莊的想法和過程有沒有不同意見，有沒有爭執？從各種各樣的資料中，梁先生對林先生都是極為尊重的，他愿意為她做出付出，諸多的付出，然而當林先生向梅貽琦先生提出肯求想重返昆明的時候，我認為梁先生也應是在場的，她的這一表達也不會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那，梁先生對此又是如何想的？史料記載，梁先生親到李莊碼頭送行，并堅持獨自一個人踏過“地漂”把梅貽琦等人送至船上，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他有無，請梅貽琦先將愛妻林先生帶往昆明的想法，有無將營造學社遷回昆明的動與搖？

而又，為什么沒有？

不止一本書上提及過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中國營造學社古建考察的艱與辛，這份艱與辛早在1937年，早于戰火紛飛之日，只是那份艱辛中沒有兵匪和炸彈的恐懼，沒有特別的時間上的危機，醫藥和物資也不像后來那樣匱乏難得。一般的艱辛困苦不會阻擋住他們，他們是大少爺、大小姐，但更是有事業心的知識分子，在求知的路上，他們有他們的不懼。可是，李莊，讓林徽因有了恐懼、詛咒甚至逃離愿望。

在“下江人”生活于李莊的六年里，不只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我相信有諸多的人有過離開此地的念頭，也的確有一些人離開了李莊，包括童第周。但更多的人、多數的人選擇堅持和繼續，選擇在艱與苦中扎下來，在這個尚未遭受炮火侵襲滋擾的小鎮。

為了安全，為了生活，還是為了書桌？抑或，這多種因素都在，相互交融在彼此之中？

從林徽因對梅貽琦的肯請中，明顯，安全和生活，不足以令她和梁思成留下，留在李莊。那么，占有更為核心因素的，應當是書桌，是中國營造學社的“事業”。

四

在悲劇的陰影之下。

在幾乎天天有死亡、天天有壞消息傳來的“亡國”的陰影之下。

在自我不斷的損失和喪失，在匱乏和災難感的重壓下，在親人們因種種原因辭世而去的陰影下。

我愿意把目光投射到那些知識分子的身上，那些在顛沛一路走到李莊并在困苦中扎下了根來的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承擔和背負。他們，又是如何背與負的。

從南京到重慶、長沙，再至桂林、越南、昆明，再至宜賓李莊，李濟一家五口（父親，妻子，兩個女兒，兒子李光謨）輾轉數千里，剛有稍微的平靜，年僅14歲的女兒李鶴徵即因急性胰腺炎去世，之后是17歲的女兒李鳳徵的去世，她死于傷寒。據說，臨終前，即將中學畢業的李鳳徵握住父親的手，說：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濟大學，我在讀書……

兩個女兒的去世相隔不足兩年。

在悲劇的陰影之下——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國難當頭之日毅然從軍，成為了飛行員，并于1941年3月在一場發生于成都上空的空戰中陣亡。1944年秋，在衡陽大戰之后，林先生才為自己的弟弟和那些殉國的戰士們寫下《哭三弟恒》。其中有句云：“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地，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在悲劇的陰影之下，那些來至李莊的知識分子們如同更微更弱的螞蟻，當然，這一比喻中不包含半點兒貶損的意味。“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地，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林徽因寫給的是自己的三弟林恒，而這何嘗不是她和那些李莊的“下江人”的某種寫照？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地，你給了。

作為學者，李濟背負著自己的悲痛繼續生活，他在給傅斯年一封信中談到自己“數月以來，失眠已成一習慣，中夜輾轉”——在數句自我的檢與討之后，李濟談到自己的訴求：“弟自覺今日最迫切之需要，為解脫，而非光輝。衷心所祈求者為數年安靜時間。若再不能得，或將成為一永久之廢物矣。”

李濟的這幾句話是為“請辭”，請求辭去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職務，其中包含著真切和自我認知。他承認失去兩個女兒對他的個人影響，但這不是他請辭的核心理由，他的核心理由是，需要安靜的時間，以避免自己在耗費中成為“永久廢物”。在這里，我當然能讀到他對事業的看重，它有高過的重量。

而在林徽因寫給傅斯年的一封表達感謝的信中，亦有“在我們方面雖感到Lucky，終增愧悚，深覺抗戰中未有貢獻，自身先成朋友及社會上的累贅的可恥”及“近來更膠著于疾病處殘之階段，體衰智困，學問工作恐已無份，將來終負今日教勉之意，太難為情了”等等語句。我不認為林徽因的語句中有有意的高調，或者言不由衷之處，我恰恰以為，她的話里包含了真切，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某種真切，不只是一個人所具有的。她和他們看重貢獻。看重學問工作。看重時代的要求和對這要求的給予。

是故，那些人，那些顛沛至困苦和疼痛中的人們，知識分子們，他們顯得是那樣刻苦勤勉，那么不辭勞辛，那么——和時間、和生命、和不具備的條件較勁。

在那段艱苦歲月里，同濟大學的唐哲教授、杜公振教授、鄧公麟助教完成了《痹病之研究》，獲國民政府教育部全國應用科學類發明一等獎，此成果挽救了上萬人的生命；由昆明趕至李莊的金岳霖，也在營造學社的一張白木桌子上，開始了他那部計有六七十萬字的《知識論》的又一書寫；吳金鼎、王介忱、李濟等人的川康考古也有諸多發現，僅就1941年5月開始的考察工作，至1942年12月，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其收獲頗豐；由社會學家陶孟和主導，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同人編纂了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與經濟概覽，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并與他的同人輾轉數萬里，耗時八年，用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李霖燦完成了《麼些象形文字字典》，而董作賓先生則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編》和《殷歷譜》的編制工作中，在李莊期間他完成了上、中兩輯的編制——陳寅恪在閱讀過《殷歷譜》之后曾先后兩次致信董作賓：“不朽之盛業，惟有合掌贊嘆而已。改正朔一端，為前在昆明承教時所未及，尤覺精確新穎”，“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

和時間、和生命、和不具備的條件較勁——在參觀私立中國營造學社的時候，朋友專門指向一張圖，圖上所繪的是梁思成先生的工作情景：他因頸椎的病痛而無力起身，但為了工作，繪制圖譜，他竟然“因地制宜”地將一個花瓶頂住下巴，讓它支撐住自己的頭，借助花瓶的支撐他才得以工作。這不是虛構，那位朋友用一種比鄭重更有強調感的鄭重表情向我們宣告，它完全來自于真實，不止一個人曾提到過這一細節——我相信它是真的。當然相信。只是，在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映照之下，我一次次地自問，我做到了什么。在那樣的境遇中我能做到像他們不？在此刻，在和平年代，我能做到像他們不？

那種不計利害追求真理的勁頭。包括些許的自虐。

那種理想，以及理想主義的高貴。

那種對事業的愛和專注。

那種不標榜但刻于骨和血中的家國信念。

1943年6月，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學術院院士李約瑟博士來到李莊，他到童第周簡陋的實驗室中參觀——他想到了簡陋，但絕沒想到會是那樣的、超出想象的簡陋，簡陋得讓人心酸。“童博士無疑是當今中國最活躍的實驗胚胎學家，他與夫人葉毓芬博士攜手，設法在擁擠不堪、極為舒適的環境里創造了佳績。這些成績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驟臨時想辦法，還由于童博士選擇了一個能夠盡量少用染色劑、蠟和切片楊等的重要課題，即確定胚胎的纖毛極性……此發現與地球另一端權威人士霍爾特弗萊德博士的最新觀點不謀而合。英國科學訪華團非常榮幸地將童博士夫婦的科研報告交由西方科學雜志發表……”在《李約瑟游記——川西的科學》一文中，李約瑟后來寫到。

那樣的艱苦中，在日常的繼續都難以良好維持的時節，在種種疾病和困苦反復糾纏無力解脫的偏遠地域，他們竟然完成了那么多、那么重、那么卓越的研究工作，這，就是放在條件優渥、信息便捷的今日怕也難以在那樣短的時間里完成，做得那樣扎實嚴謹。可他們，竟然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這奇跡，不是只有一個兩個人創造得出來，而是一群人，一大群人，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在那樣的艱苦中拿出了足夠分量的成果。幾乎每個，知識分子。

在關于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記述中，我時常會被深深地觸動，觸動我的往往是一些瑣細的細節，這樣的細節不被空洞無聊的大詞所包裹，雖然細細品啜它會有延展向大詞最核心的真切之意的延伸。這些瑣細的細節足以讓那些知識分子活起來，給予他們血肉，讓我對他和他們有更為內在的認知。我喜愛那些細節，不過它在我們的歷史中往往并不多見，往往是，紙張和敘述讓它們更為干萎，像壓榨之后、抽掉了香氣和質感的花兒。

中國李莊。我拍攝了許多董作賓先生用甲骨文寫下的有注釋的文字，我知道，這是他在繁重、勞累的學問研究、圖書編撰之余，為甲骨文研究所做的文化普及工作，這當然耗時費力，但似乎董作賓先生有些“樂此不疲”。在董先生那里，做這樣的文化普及也許是他的另一項重要的事業，他希望影響到另外的種子。

五

梅貽琦，出生于天津，畢業院校：美國伍斯特理工大學。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1919年后入倫敦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與史學。

梁思成，籍貫廣東新會，出生于日本東京，畢業院校：清華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李濟，湖北鐘祥郢中人，畢業院校：麻州克拉克大學，哈佛大學博士。

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長沙，畢業院校：清華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董作賓，出生于河南南陽，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童第周，浙江人，畢業院校：復旦大學哲學系；比利時比京大學。

石璋如，出于生河南偃師，畢業院校：河南大學文學院。

陶孟和，浙江紹興人，畢業院校：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

梁思永，籍貫為廣東新會，畢業院校：哈佛大學。

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枚舉與李莊關系密切的部分學者、知識分子的畢業院校，是因為我注意到，這些知識分子中多數有較為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同時也多有留學國外的背景，他們有兩種的熟諳，也是一批致力把西方的方式方法運用到國內研究的人……我們暫時略過國立同濟大學，專注于搬遷至李莊的國立中央研究所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不同于自然科學，這些院所的研究方向應是“中國問題”和“中國研究”，他們有一個極為明確的立足——

無問西東。這些中國學問，中國問題，也完全可以使用來自于西方的方式方法，只要它有助于問題的理解和解決。《那時的先生》，岳南在談及安陽殷墟考古時寫到：由于梁思永真正受過嚴格的考古學訓練，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技術技能，都比其他人更勝一籌。在發掘中，梁思永帶領吳金鼎、劉耀等幾名年輕學者，采用了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依照后岡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以超凡卓絕的才識，發現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間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這一極富科學眼光的洞見，無疑讓大家找到了解開中國史前文化之謎的一把鑰匙。

地層學這一考古方法，已成為時下中國考古學界普遍使用的方法，獲得了極為充分的共識。而它，來自于西方。然而運用于中國這片土地上，其科學性、有效性依然可以確立。

無問西東，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們的私立中國營造學社，在此后數十年的時間里費盡顛簸，調查、考察了中國兩千余項古代建筑，其中唐、宋、遼、金時代木質結構建筑近40余座。由梁思成先生編寫的《中國建筑史》是研究中國古典建筑最為科學、精確、嚴謹的奠基性學術著作，它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當然也是源于西方。為了向西方全面、系統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筑的奧秘和成就，在李莊的日子里，梁先生、林先生夫婦拖著疲病之軀，在助手莫宗江的幫助之下，用心繪制英漢對照注釋的精美插圖，以便繪制一部英文版的《圖像中國建筑史》……

在李莊，在這些關于烽火歲月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中，我偶爾會走神兒，偶爾地聯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課》。我相信流落到小小李莊的那些知識分子們會有“最后一課”的悲愴和痛惜，于是，他們有了更多的努力，更多的不計較，以及更多的和時間賽跑、和命運賽跑的堅韌。他們試圖，為這個危亡中的民族、國家，為了這個備受侮辱和損害的民族和國家盡可能多地保留些什么，種植些什么。是的，他們的所學所長不是能夠直接用于抗戰的“技藝”，但他們的所學所長，卻關乎這個國家民族最為深潛的根脈。無問西東，那些信奉“拿來主義”的知識分子們，在骨子里，卻懷有這個苦難深重的家國。

“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之后就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后，選擇職業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家糊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李濟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曾這樣說過，在這段口述中，沒有一個大詞兒，沒有豪邁起來的音調，但有極為堅韌的東西在著。

那個內在的堅韌，才是真正的骨骼。

李莊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