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毀譽參半

《小說現(xiàn)場：新世紀長篇小說編年》，是我研究、評論21世紀中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部分文章。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多年來，我一直關注、追蹤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發(fā)展，并盡可能比較快地寫出評論來表達我的看法。

21世紀的中國文學處在一個充滿悖論的文化背景上：一方面，百年來的現(xiàn)代白話文學為新世紀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經(jīng)驗，使得這個時段的長篇小說一開始就處在相當高的水準上，復雜而豐富；一方面，由于來自多種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沖擊，百年來包括長篇小說在內(nèi)的成熟的現(xiàn)代白話文學也必然在絢麗的時刻開始凋零。

這個凋零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實狀況沒有關系。與之相關的是，任何一種成熟的文學形式必然要被新的形式所取代。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的評價毀譽參半。

真正挑戰(zhàn)文學批評家的是什么？

我們知道，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價值評價，至今仍沒有終結(jié)。唱衰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我很不同意這些人的看法。當今文學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用任何一種印象式概括，都會以犧牲它的豐富性作為代價。我一直強調(diào)，文學研究在批評末流的同時，更應該著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對這個時代高端文學成就的批評，才是對一個批評家眼光和膽識構(gòu)成的真正挑戰(zhàn)。比如現(xiàn)代文學，批評“禮拜六”或“鴛鴦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評魯迅大概要困難得多。

如果著眼于紅塵滾滾的上海灘，現(xiàn)代文學也可以敘述出另外一種文學史，但現(xiàn)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在魯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樣的道理，當今文學不只是“快餐文學、兌水文學，甚至垃圾文學”，它的高端成就我相信唱衰的人并不了解。這些“斗士”們憤怒的指責，其實也是一個“不及物”的即興亂彈，是不能當真的。他們對當下文學的真實情況不甚了了。當下文學之所以遭遇義憤填膺的指責，只不過因為這是一件最容易和安全的事情。

就藝術水準而言，已經(jīng)超過了過去

事實上，無論對于創(chuàng)作還是批評而言，真實的情況遠沒有上述“批評家”們想象的那樣糟糕。傳媒的發(fā)達和文化產(chǎn)業(yè)的出現(xiàn)，必然要出現(xiàn)大量一次性消費的“亞文學”。社會整體的審美趣味或閱讀興趣就處在這樣的層面上。在今天的文化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個體的消費者，消費者有自己選擇文化消費的自由。官場小說、言情小說、小資趣味、白領生活、網(wǎng)絡小說等長盛不衰，正是滿足這種需要的市場行為。

但是，我們過去所說的“嚴肅寫作”或“經(jīng)典化”寫作，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藝術水準而言，已經(jīng)超過了過去，這是沒有問題的。

在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不僅在藝術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慮對文學極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比如對語言、形式的片面強調(diào)，比如對先鋒、實驗的極端化熱衷等。而9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他們的起點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學生作文似的小說，只要它切中了社會時弊，就可以一夜間爆得大名。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jīng)沒有可能。

有的人之所以對當下的創(chuàng)作深懷不滿，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場行為的文學，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只看到市場化文學，是由于對“嚴肅寫作”或“經(jīng)典化”寫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別是缺乏對具體作品閱讀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就永遠不會有滿意的文學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評不是抽象的、沒有對象的，它應該是具體的，建立在對大量文學現(xiàn)象、特別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礎上的。

對文學的未來懷有哪些期待？

關于新世紀文學的研究，我曾陸續(xù)出版過《文化批評與知識左翼》《堅韌的敘事》《文學革命終結(jié)之后》等論文集。這次，我將自己多年研究、評論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章系統(tǒng)地整理出來，集中在這本書里。這樣會更便于讀者以及同行了解我對新世紀長篇小說的基本看法，對新世紀文學的認識和心情。

新世紀長篇小說在不同的議論中走過了近20年，20年的歷史發(fā)生了什么，會有不同的敘述。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新世紀長篇小說20年的時間之光，照亮了我們此前未曾發(fā)現(xiàn)或意識到的許多問題，當然也逐漸地照亮了新世紀長篇小說自身。

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紀長篇小說需要做出價值認知的判斷，但因各種因素的制約，目前的討論所達到的水準還不高，還僅僅限于情感態(tài)度。透過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達，其背后隱含的根本性問題應該是：我們對“回到確切位置”的文學現(xiàn)實如何認識、對文學的未來是否還懷有期待？我耐心地觀望考察這個時代長篇小說的發(fā)展變化。作為一介書生，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對當下文學的疑慮或焦慮，隱含了對文學“轟動”或“突變”還懷有期待，換句話說，就是對那種石破天驚式的文學革命的震撼性還懷有期待。每次文學革命都引發(fā)了審美地震，也一次次地將文學推向了社會歷史的前臺。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文學的“轟動效應”已被宣布失去，當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革命”業(yè)已完成之后，文學革命的道路基本終結(jié)。文學未來的路開始處于不明或徹底的開放，這種景況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現(xiàn)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的判斷。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并沒有完成“最后的定型”，一切還處于“不確定性”之中。文學是這個時代和社會的表意形式，不同的文學觀念和聲音，一定會有助于或影響它的最后定型。

新世紀以來，傳媒的發(fā)達和各種驅(qū)動力量，使長篇小說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產(chǎn)機會與可能。浩如煙海的長篇小說，不要說全部閱讀，就是閱讀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對于我來說，選擇閱讀和“奉命閱讀”是了解長篇小說的基本方式。我們得承認，從總體狀況而言，在普遍寫作和競爭的環(huán)境中，長篇小說的發(fā)展是驚人的，這不只是指數(shù)量，同時也是指質(zhì)量和可讀性。

但我又不得不承認，在我閱讀的這些長篇小說中，內(nèi)心期待的、具有大氣象或撼動人心的大作品還不經(jīng)常出現(xiàn)。但是，在魚龍混雜的文學時代，能夠讀到這樣一些作品，已經(jīng)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了。

這個所謂的“編年”，是我閱讀長篇小說的一部分，有些文字找不到了，有些略去了，只能勉為其難地構(gòu)成一部非常個人化的“編年”。所幸的是，他們還有連續(xù)性，也算是對新世紀至今的長篇小說的一種記錄和紀念吧。